匈奴、鲜卑、羯、氐……这些曾经耀眼的民族,几乎都已隐入漫漫的时光长河。如今的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还流淌着这些古老民族的血液。当我们有机会仔细翻阅那些壮丽的历史文化篇章时,我们就会找到那些珍贵的踪迹。
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就是这样的一个让我们与历史交汇的文化篇章。与甘肃敦煌石窟、河南龙门石窟不同的是,它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代表了鲜卑拓拨氏建立的一段波澜起伏的北魏王朝。
第十八窟这尊身披千佛袈裟,右手抚胸的立像正是象征灭佛的拓跋焘。自古身披千佛袈裟的石雕并不多,据说是诚心悔过的意思。据说拓拨焘在灭佛后不久身染重病,对废佛之举悔不当初,但已于事无补,他只能化为一座谦卑的佛,耸立在武周山上,以扪心自问的方式存在着。
“灭佛”运动打乱了社会秩序,搅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导致政局动荡。公元452年文成帝拓拨濬重新选择佛教,以安民心,他招逃亡的僧侣入平城,昙曜正是其中一位。昙曜在途中偶遇文成帝,文成帝的马上前衔住了昙曜的衣服,演绎了一场“马识善人”的故事。正是这颇具传奇色彩的相遇直接促成了云冈石窟的开凿,使历史也在这一刻发生变化。第十七窟就是这位少年君主拓跋濬。这尊佛像已风化的很严重,但仍掩不住清淡、秀骨的气韵风貌,是昙曜五窟中最为英俊的佛像。
后来的北魏孝文帝自幼读汉书,极推崇儒家文化,他决绝的走上民族融合之路。——放弃自己的民族习惯,迁都洛阳,将鲜卑族彻底汉化。云冈石窟迎来了被遗弃前最后的辉煌,孝文帝将他自己雕刻成云冈石窟中最高大的佛。
北魏王朝只存在150年就灭亡了。雄伟的北方旷野之上,鲜卑这个崛起于蒙古草原的剽悍游牧民族曾经横刀立马,曾经气吞河山。强大的北魏王朝不经意间为后人保留下一个灿烂的文化艺术宝库之后,烟火熄灭,万籁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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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选自《中国科学探险》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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