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的一生中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唯独慕士塔格冰山上的那一夜最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每当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眠时，缺氧、寒冷、饥饿、昏昏欲睡、命悬一线的那一夜便会像过电影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2011的7月28日，从慕士塔格传来不幸的消息，中科院29岁的博士生、青藏研究所驻慕士塔格峰观测站副站长林树标，在完成实验后从2号营地下撤至海拔5800-5900米区域时失踪。据搜救人员宋玉江推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林树标掉进了5800米的某处冰裂缝之中。事后，同时下撤的登山者李建宏回忆，他们一行在路过附近时似乎听到有呼叫声，但长时间的高山缺氧引起的疲惫和迟钝，再加上风大，队员们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林树标的不幸遭遇和我10年前慕士塔格的遇险经历十分相似，他和我一样，坠入了冰缝，在狭窄漆黑的冰缝中呼喊着生命，与死神抗争着，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我那么幸运，我在度过了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后，终于从死亡线中爬了出来。
来自挑战冰山之父的召唤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民间登山运动刚刚起步，而我们这伙登山的先行者登山经验不足，登山技术掌握得少，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登山装备极其简陋匮乏，登山理念就更无从说起。1998年8月中国人首登博格达峰的成功和随之在博格达峰发生的香港登山队员的山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大家的关注焦点一度聚焦到博格达峰和它的登山者身上。首登博格达的荣耀和一个个耀眼的光环，如同火上浇油，使我们挑战高海拔雪山的欲望日益膨胀，同时也冲淡了我们对高海拔雪山的敬畏之心。在高海拔攀登的技术、物资、安全保障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匆忙把来年的攀登目标锁定在帕米尔高原的慕士塔格峰。
慕士塔格峰地处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东帕米尔高原东南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交界处的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它海拔7546米，山体巨大，终年积雪，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傲然峙立在喀拉库里湖畔，当地人又称之为“慕士塔格阿塔（Muztag Ata）”，在维吾尔语中“慕士塔格”意为“冰山”，“阿塔”意为“父亲”，故“慕士塔格”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冰山之父”。
慕士塔格峰与西昆仑山脉最高峰公格尔峰（海拔7719米）、第二高峰公格尔九别（海拔7595米）三足鼎立，雄踞于昆仑山西段，被称为“昆仑三雄”。早在1670年，英国探险家托罗切尔就对慕士塔格峰作过考察；1947年现代登山理念的创立者英国登山家西普顿和犹尔曼第一次尝试攀登失败；1956年中国和前苏联联和登山队31名队员经首次登顶成功；1959年中国登山队33名队员登顶成功。
为了实现高海拔攀登的梦想，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体能锻炼，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1997年在侦察博格达峰线路时，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由于感冒诱发高山肺水肿，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但肺部的这一致命损伤一直是我最大的心病。我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父母和周围的许多医生朋友都告诫我，说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再登山了，因为得过这种病的人在肺部会留下病灶，再次到达同样高度时很容易再次复发。
出发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慕士塔格的地理、气候、攀登历史有了一些了解，但对登山的详细资讯基本无从查阅，只能从常年带外国登山队的导游那里获得一些零散的信息。但我深信了一位在慕士塔格作登山导游的朋友的话：“只要身体好的人，经过几个月的体能训练就能登上去”。
一个富有煸动性的挑战书
1999年元月1日，我以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的名义，通过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向社会正式发布了《1999挑战慕士塔格峰登山计划》，内容是富有煽动性的文字：
“如今世界各地登山热潮已悄然兴起，登山、攀岩、探险已不是时尚，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日本适龄男女有登山史的已达80％之多，我国台湾省的登山运动大众化在世界上已占有一席之地，在我国大地这强劲的热浪则刚刚向我们涌来！我们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参与、支持、赞助我们这次攀登活动。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多少仁人志士终生勤奋，志溢胸襟，义薄云天，但却没有实现诺言的机遇，英雄无用武之地，何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无论你用什么方式。你也许有过失败，有过痛苦，有过荣耀和赞誉带来的烦恼，而你走进大山的怀抱就会忘却一切；你可以吮吸净化空气，喝净化水，但你却无法净化心灵，而在帕米尔高原，金钱、仇视、嫉妒、爱与恨这一切人世间的纷扰都不复存在，属于你的只有战胜自我的自豪和心灵的净化。我们有信心，有集体的智慧和战胜自我的力量，在我们心中，冰山之父是“圣洁之地”，是神之所居，是神的化身，这一质朴崇拜是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登上顶峰的精神力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慕士塔格山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智慧勇敢的中华儿女，我们渴望通过艰苦的攀登磨练自己，向往站在慕峰之巅用我们的心灵与山对话。人生最大的辉煌、最高的境界是超越自我，而这一切只能用你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去实现，我们只是为你指出通向理想的方向，而不是扶你走上高山，此已足矣！长缨在手，时不我待；弄潮涛头，舍我其谁！让我们携手并肩走向帕米尔，一起挑战慕士塔格，那将是我们力量、智慧、意志、信念的共同胜利”。
挑战书公布不久，便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的响应，由14名登山队员和1名随队医生组成的登山队随之成立。其中有来自乌鲁木齐的张耀东、杨立群、杨立志、吴新刚、唐高举和王海角等7人；海南的陈骏池；北京的马一华、王磊、胡杨和王新昊4人；香港的姚伟仑和陈君武。并确定由唯一考察过慕士塔格峰的张耀东教授领队，由我任攀登队长，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周岚担任队医。
出发前在新疆工学院办公楼前的合影
204登山基地（苏吧什）
当年的204基地只有两间土坯房子
我和204基地的孩子们
出师不利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新疆的队员月收入也就几百元，在这种情况下，全队共筹集了3万元登山费用。从乌鲁木齐出发时全体人员和装备挤在一辆17座的面包车内，1800公里的路程使队员们吃了不少苦头，甚至被挤在后座的队员因不方便下车解手只能借助矿泉水瓶子来解决问题。
经过两天的颠簸，7月10日登山队一行终于到达了喀什。由于酷暑和水土不服，队员胡杨病倒了。次日，我们沿着中巴公路一路南行，当快到喀拉库里湖时，慕士塔格峰硕大的山体呈现在我们面前。想到这就是我们要攀登的雪山，激动、兴奋使我们淡忘了一路的疲惫，迫不及待地与慕士塔格雪山合影。后来我们才知道喀拉库里湖边是拍摄慕士塔格峰的最佳位置，在登山大本营是看不到慕士塔格峰全貌的。
离开喀拉库里湖没走多久就抵达了204基地。在我的想象中，204基地作为登山的保障地，肯定是有宾馆、商店之类的，其实不然。204基地就是中巴公路离开喀什204公里处，路边零星地散落着几栋破土坯房，偶尔能看到几个柯尔克孜牧民。这里离登山大本营还有8公里路程，原本越野车能直达，或修一条简易公路也很容易，但阿克陶县为使当地牧民有所收入，规定登山物资必须用骆驼运到登山大本营。政府的初衷是很好的，但执行起来就变了味道，县政府指定专人管理大本营，不容许牧民自己出租骆驼，结果我们以一峰150元的价格租用骆驼，牧民实际拿到手的却只有60元。
慕士塔格大本营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登山营地，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登山队聚集在一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占据了大本营最好的位置。为了和外国登山队保持一定距离，新疆登山协会联络官金英杰让我们把营地建在一处低洼角落。我们的营地和外国队的营地相比之下实在是再简陋不过了，除了陈骏池、王磊和我各自带了一顶高山帐篷外，其余的都是100－200元的旅游帐篷，我甚至把自己做的两顶帐篷也派上了用场，小的当库房存放登山物资，大的当炊事帐。没有餐厅帐，也没有板凳，队员只能随地而坐就餐。攀登装备更不能比，14名队员只有四双登山鞋，更不要说踏雪板了。金英杰还提醒我们，山上积雪松软，一脚踏下去就陷到了大腿，外国队大都采用穿滑雪板或踏雪板攀登，不借助这些工具登顶的可能性不大。为了确保能登顶，在金的协调下，我们赊账300美元从外国队那里买了三副踏雪板。
如今，国内的登山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登山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也被越来越多的登山者接受，花钱雇佣协作或参加商业登山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登山模式，豪华的大本营，星级的服务让外国登山队都羡慕不已。而在10年前，我们只是凭借团队的力量挑战高海拔雪山，“挑战自我”，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朴实的理念把我带到了慕士塔格，就因为是没有任何协作和向导的全自助式的攀登才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从204到大本营还有8公里路，登山物资要用骆驼运到大本营
大本营海拔4300米，当年主要是外国登山队在这里登山。
我们的登山大本营
我们的登山设备
张教授让队员在队旗上签字
全体队员在大本营合影
周岚医生给队员们做饭
没有大帐篷队员们只得在外面吃饭
周岚医生给队员们唱《青藏高原》
在大本营等待干活的柯尔克孜牧民
我的旧病复发了
在大本营休整一天后，还没等适应海拔高度，队员们就开始向5300米的C1营地运送物资。沉重的背包，快速上升的海拔，使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每走十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地喘气，太阳穴也开始剧烈地跳动。一路上最让我担心的还是我的肺部病灶，我脚下的海拔已经远远超过我以前发病的高度了，加上过度疲劳旧病复发的可能性极大。
科学不信不行，最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夜里我躺在帐篷里，感到胸闷，呼吸很吃力，深呼吸时明显感觉到肺部有水泡音，咳出的痰也呈现出粉红色，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旧病复发了。在急救中心工作过十几年的队医周岚也确诊我已经出现了高山肺水肿的征兆。在高海拔4300米的大本营，任何药物也没办法治愈高山病，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降低海拔高度。但夜已深了，牧民们都下山了，我最快也要熬到第二天天亮才能下山。为了控制病情迅速恶化，周医生在第一时间里给我静脉注射了甘露醇等脱水和防止肺部感染的药物。
当晚，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不怕死，我知道如果能扛过这一夜，第二天一早下山就会脱离生命危险，但一想到因此就与高海拔无缘便感到无比的悲哀，难道付出一年的心血就这样结束了吗？我越想越难过，眼泪不知不觉地地流了出来。就这样辗转反侧一直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一早，牧民布汉牵着毛驴来到了大本营，他当年只有20多岁，是张耀东教授的朋友，两年前，张教授随同日本芝浦工业大学登山队考察慕士塔格地区时就住在他家的毡房里。早饭后，在周岚医生的再三叮嘱下，我和胡杨、吴新刚三个病人跟着布汉下山了。
布汉家的毡房是建在海拔3800米的羊布拉克冰川的下方，是204基地海拔最高的毡房。布汉有个漂亮伶俐的妹妹，他的父母也非常慈祥，在没来慕士塔格之前我就多次听张耀东教授说起过他。我们的到来使布汗家的毡房变成了登山队的战地医院，我们三人成了他们全家重点照顾的对象，我们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两天后我终于能行走了，胡杨持续的低烧退了，吴新刚的感冒咳嗽也好转了。
在中巴公路和布汉家的毡房中间的开阔地带，最为醒目的是一片古老的麻扎。“麻扎”是维吾尔语的发音，意为“圣地”“圣徒墓”，是穆斯林朝拜之地。为了尽快恢复体力，我开始在附近行走，两次无意中来到了麻扎。望着静静耸立在寒风中残缺的墓地，我百感交集，在这旷无人烟的高原怎么会有这么多墓呢？为什么人们都选择了这块不毛之地？据当地老人说，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穆斯林，民国时期这里的一些守卡官兵在当地做过一些好事，死后也被葬在这里，一起供后人朝拜。这里的确是一块圣洁之地，清静之地，站在此处放眼眺望，“昆仑三雄”似乎近在咫尺，我心想，如果一个攀登者遇难了也能葬在此地，那将是一桩多么幸福事呀，他将永远地守望着他所热爱和敬畏的慕士塔格雪山。
我在海拔5300米的一号营地
队员们在一号营地（左起：姚伟仑、杨立志、陈君武、王海角）
布汗的一家人
张教授和布汉的母亲
养病期间我来到了麻扎旁
高山病也有“免疫期”
在山下休养了4天后，我不顾布汉家人的劝阻，踏上了返回大本营的小道。上行没走多远我就感到两腿发软喘不上气来，随行的布汉赶忙把我扶上了毛驴。
在大本营服务的周岚医生看见我回来感到非常吃惊，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想活了吗？”几天来我想了很多，甚至也想到了死亡，但我实在不甘心这样的失败，我也曾假想，高山病也许会像感冒那样，好了后会有一段时间的免疫力。
我是队长，谁说了也没用，谁也劝不了我。第二天我开始向C1营地行军，这次我调整了行军速度，学着外国队员的样子，迈着“太空步”缓慢地向上攀登，尽量避免剧烈地喘气。当我回到大本营时，天色已晚，夜里我躺在睡袋里不时地做深呼吸，让我欣慰的是肺部没有发现异常。
这次适应性行军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它恢复了我的信心，我也开始相信高山病会有免疫期。
7月16日，我背上所有装备进驻C1营地，同时上来的还有王新昊和胡杨。糟糕的是，王新昊从背包中掏东西时，一不小心睡袋从手中滑落，睡袋像个皮球似的滚下山去，转眼间就消失在暮色之中。在那么高的海拔没有睡袋根本就无法睡觉，因为这样一个小的疏忽使王新昊不得不撤回大本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睡袋竟然从海拔5300米的C1营地直接滚到了4300米的大本营。第二天王新昊在大本营附近找到了他的睡袋。而胡杨更糟糕，由于高山缺氧原本没有痊愈的病情又加重了，第二天不得不下撤，放弃了这次攀登。
在我下山养病时，我的高山靴被杨立志穿走了，7月17日，我只能穿着徒步鞋往6100米的C2营地攀登。午后，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炙热的太阳似乎就在头顶上，烤得人火辣辣的。此时，积雪表面的一层冰壳开始融化，一脚踏下去积雪就没过了膝盖。一步一陷入，不知不觉中一支外国登山队超过了我。只见他们一个个背着硕大的登山包，脚登滑雪板，排着一字型的队伍往上攀登，一些队员甚至是赤膊上阵，只穿了件小背心，似乎是在过夏天似的。
从C1到C2营地是慕士塔格攀登线路中最为复杂的地段，有许多暗藏杀机的裂缝，坡度也比较陡峭。我穿着徒步鞋，也没冰爪，只能小心翼翼地踏着时隐时现的脚印向上攀登，一路上我绕过了许多被风吹开的明裂缝。当我登上一个陡坡，老远就看到了 C2营地的帐篷。
第一个出来迎接的陈骏池见到我后大为吃惊，他还以为我被送到喀什抢救去了。他和杨立志、马一桦、王磊、姚伟伦、王海角前一天到达了这里，杨立志、马一桦、王磊一早就出去建6900米的C3营地。
这一天上升了1000米，6100米对我来说是个新的高度，我很担心自己的身体是否能适应这个高度。考虑再三，我果断决定下撤到5800米处的临时营地。那个营地只有一顶小帐篷，设在C1到C2线路之间的冰瀑地带，是队友杨立志和马一桦建营时的临时宿营之地。
傍晚我回到了临时营地，此时，风停了，整个慕士塔格沉寂在暮色之中，我透过营帐的缝隙向喀拉库里湖方向眺望，血红的晚霞映遍了天边，只见一缕霞光透过云雾射向湖面，泛起一片余晖。这是一个静谧之夜，我躺在睡袋里，深深地呼吸，没有听到肺部的杂音。我感到非常欣慰，高山病也有免疫期的假想在今夜又得到了验证。
在大本营观察山上的情况
我们的5300米一号营地
外国队员穿滑雪板向上攀登
与外国队员相遇
登顶下撤的外国队员
通过C1-C2营地之间的冰瀑区
临时营地的帐篷
C1-C2之间的临时营地
墓士塔格的晚霞
高海拔雪山上的“专业级”厕所
临时营地那一夜是我在慕士塔格睡得最踏实的一夜，清晨起来感到精神好多了。我离开营地用了3个多小时就到达了二号营地，与前几天上来的张教授、陈君武、唐高举汇合。
在平坦开阔二号营地上，花花绿绿的帐篷成了一道风景线，尽管已经到了海拔6100米，却一点也不感到寒冷，营地的各国队员三三两两地站在营帐前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
来这里登山的外国队员很多，让我感到佩服的是他们除了体力超强外，他们的环保意识也很强。我们这伙人都是初次攀登高海拔的山峰，都不知道在山上吃什么好，馕、花生米、巧克力、麻辣牛肉干等带了一大堆，可上了高海拔根本吃不进去。放在帐篷外面的袋装花生米被一种强悍的黄嘴乌鸦啄开散落了一地，遭到了外国队的批评。
在二号营地，我们还见到一个外国队员用了好几个小时在雪原上挖了一个方圆3米，深2米，沿着螺旋台阶下到底部的大坑，这是一个“专业级”厕所，令前来围观的登山者大为吃惊。在这个海拔高度挖出这么的坑，耗费的体力不言而喻。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第二天一早，我拉开帐篷就发现那个老外露着屁股在寒风中蹲着解手。原来他建造的厕所已经被一夜的风雪填平了。后来我想，他挖这个厕所难道真的是为了纯粹环保吗？但又为什么要挖得这么“精益求精”？也许他最初只是为了挖个能方便的坑，但是挖着挖着，这个高海拔的劳动调动了他浓厚的激情，他把这个极致高度的厕所当一个艺术品来创作，他为创造这个作品的过程而陶醉，甚至当这个专业厕所挖出来之后，他都忘记了第一时间去使用它，因为当时他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欣赏这个作品。
登山是一项在大众眼里高风险强体力的运动，登山者在人们的眼里似乎也只是一个只会付出体力的“野蛮人”，也许只有我们这些一起登山的人，才能看到彼此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夜的风雪把“专业级”厕所填平了
四个人背靠背地坐在狭小的两人帐里
从C2到C3营地山势比较平缓，当我和陈君武爬上一个大缓坡后碰见了下撤的王磊，我问他为什么下撤，他回答很干脆：不为什么，就是不想登了。原来，天不亮他就和杨立志出发了，他们拼命地跟着一支外国队，但走了几个小时后，距离越拉越大，风起云涌中，前面的脚印也看不到了，最后他理智地选择了下撤。王磊是我们队伍中最小的队员，一年前他还在校读研时我就认识了他。他身体瘦小行走起来轻松自如，适合高海拔攀登。但他也有马大哈的时候。在往C1营地运送物资的时候，他一时疏忽，把登山靴内靴的鞋带子系在了背包上，等他一路攀登到了C1营地才发现外靴不见了。幸好外靴被后面外国登山队员捡到了。这一小小插曲也成了我们登山队茶余饭后的开心话题。
快到达C3营地时，我们又碰到了登顶下撤的杨立志，看他那踉跄步伐就知道他体力消耗已到达了极限。我也顾不上说别的，紧忙换回了我的登山鞋。杨立志在去年攀登博格达峰时在突击顶峰途中胃出血被迫下撤。一年来为了圆慕士塔格的梦，他每天奔跑30公里上下班。这次他没有踏雪板，踏着过膝的积雪修路建营，荣幸地成为全队第一个登顶的队员。
由于积雪太深，修路队员也没穿踏雪板，体力消耗极大，实在没有体力再往上攀登，只得把C3营地建在6800米的高度，这比外国队的营地低了100米左右，这也意味着登顶的距离加大了。C3营地地势比C2营地还要平缓，缓缓的漫坡一眼望不到顶。在这个营地里只有王磊带来的一顶双人高山帐，我们到达时，陈骏池、姚伟仑和王海角已在这里呆了一天了。
由于长时间的缺氧，人身体内的红血球剧增，血液也变得黏稠，能到达末梢的血液流动也变慢，加上大脑反应迟钝，当人感到手脚受冻时往往就已经冻伤了。今天是好天气，风也不大，陈君武出发时带了一个很贵的防水抓绒手套，一路上也没有感觉到冷，可到了三号营地才发现手指头有点发黑。见此情景，见多识广的陈骏池让他立即下撤，并告诫他要吃上阿司匹林稀释血液，不然十个手指头都保不住了。
晚上我们四个人背靠背地坐在狭小的两人帐里，根本没办法伸展身体，甚至连烧水的地方都没有。王海角的情况很不好，行动显得有点迟缓，刚烧好的一锅水就被他一脚碰翻了。这是突击顶峰的前夜，我在想只要这一夜能熬过去就有登顶的希望，我强迫自己吃点东西，可营地上除了馕和巧克力外什么都没有。
凌晨3点陈骏池烧了一锅水并往锅里扔了几大块巧克力，说是喝了可以提高能量。可一揭开锅盖我就差点吐了出来，在近7000米的高度我一点食欲都没有，甚至喝水都恶心。
C2到C3营地的攀登线路
C3号营地的帐篷（王磊的双人高山帐）
我站在慕士塔格峰顶脑中一片空白
凌晨4点，雪山上一片漆黑，气温也降到了零下25度，强劲的高山风夹着雪粒不停地刮着，我们冲顶的时刻到了。我和陈骏、姚伟仑刚出帐篷没多久，头灯变得越来越暗，风刮得人看不清道路，我们只得返回营地。一直等到天蒙蒙亮我们再次出发了。
我虽然平安熬过了一夜，但连续十几天的煎熬，我身体变得很虚弱，出发一段时间后我和他俩就拉开了距离，我怎么赶也赶不上，渐渐地他俩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风不停地刮着，吹起雪儿像流水似的在脚下流淌着，时隐时现的脚印，一会儿就被风雪抹去，不留丝毫痕迹。我瞪大了眼睛辨别着方向，呈现在眼前的除了白色还是白色，久而久之视力也开始模糊，步伐也慢了下来。
我不知走了有多久，脚下开始变硬了，一阵风过后茫茫雪原上露出了深蓝色的亮冰。我侧卧在冰上，喝完了最后一口水后继续前行，平缓漫长的雪原似乎永远走不到头。我开始感到恍惚，只是潜意识地向上行走，又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天边出现了一片黑色，而且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听到了有人在呼喊我。
我终于登顶了，那片黑色就是慕士塔格顶峰裸露的岩石。我站在顶峰没有博格达峰登顶时的激动，脑子似乎一片空白。为了等我，陈骏池和姚伟仑已在顶峰呆了半个多小时了，见我上来他们急忙卸下我的背包，掏出我带上来的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和协会的旗帜，匆匆给我拍摄了两张照片就下撤了。等我收拾好背包，他们早已不见了踪影。
人们可能会以为登山者登顶之后会是多么豪迈和激昂，但当时的我在竭尽全力之后却几乎丧失了思维。也许这正应了人们常说的，过程往往是最重要的，在登山的过程中一旦拼尽全部付出了所有努力，到登顶那一刻除了下意识的举动之外，竟然没有力气思考和行动。
这是我在登顶慕士塔格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也是我后来反复思考的，虽然登山的目标是顶峰，但是往往在到达顶峰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内心的超越。
海拔7546米的墓士塔格之巅
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
由于长时间的缺氧，我的记忆已经完全丧失，怎样从顶峰下撤到G3营地我竟然没有一点印象，甚至至今也回忆不起来。后来听当时在C3营地的张教授说，我回到营地一头钻进帐篷就睡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一天一夜滴水未进的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再不走就有可能永远都下不去了。
下撤途中，大雾笼罩着整个山峰，能见度不足几米，前方的脚印也变得模糊，有时也不得不蹲下身去辨认。我身体虚弱极了，似乎心脏开始衰竭，双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每走十几步就坐到了雪地上。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傍晚9点左右走到了一顶帐篷旁，我意识到已经到达了6300米处的位置，离我们的C２营地也不远了。见到了帐篷，我本能地停了下来，恨不得一头钻进去。此时，饥寒交迫的我行动能力已变得迟缓，实在是走不动了。
在这个高度有两顶帐篷，住着4名法国队员。我敲开了一顶帐篷，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对方，当我用英语对他说：我心脏出问题了，实在走不动了。话音未落对方给我递过了一杯水，当我又重复了一遍，他又递过来一杯，并指了指山下说：中国人的营地就在不远的下方。
天渐渐黑了下来，浓雾中雪地上的脚印已难以辨认。我难过极了，也感到了恐惧，使出了最后的力气向山下走去。前方一片漆黑，根据时间推算也该到达C2营地了，可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我感到了绝望，大声地呼喊着，回应我的只是阵阵的风声。踉跄中突然感到脚下踏空，回过神来才发现我已坠入了冰缝里。好在底部积雪松软，我并没有摔伤。
冰缝很宽，但不知道有多长，在冰缝的一头有一个稍缓的坡，绝望中我抡起冰镐拼命爬了出来，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呼救，并用头灯向山下打信号。也许是上天有眼，风小了，雾气也渐渐散去，在C2营地的外国队员听到了喊声，用头灯照了向我闪了几下，可我刚准备下撤，灯光又消失了，我不能判断C2营地还有多远，但我记得C2营地的上方还有一条很长的暗裂缝，杨立志和陈骏池都差点陷身其中。按当时的处境，一旦再坠入冰缝，根本无力自救，风雪一夜间便会把裂缝填平，生命也就会从此消失。当时我在想宁可冻死在外面也不能消失在冰缝里，山下的闪光让我看到了一丝的希望，兴许坚持到天亮就有生还的希望。
在海拔6200多米处的雪山上，夜里，气温降到零下25度，阵阵的高山风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刺似的。为了躲避寒风的袭击，我明智地又回到了冰缝里。为了保持体温，我拉紧所有拉链，蹲在雪窝里，用大手套捂住脸，低着头让呼出的热气流向胸部。慕士塔格峰在新疆的西部，天黑的晚也亮的晚，那一夜是我生中最最漫长的一夜。寒冷和饥饿使我的意识一度出现了恍惚，眼睛也看不清东西，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家人和未成年儿子，甚至想到了20万元登山保险。也许是命不该死，强烈的求生欲望让我克服了不断袭来的昏睡，我不停歇地活动手脚，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当我再次爬出冰缝时，我终于看到了几百米外的C2营地。
当我一大早敲开Ｃ2营地帐篷时，睡在里面的唐高举和陈君武吓了一跳，他们怎么也万万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实际上昨晚他们也听到了有人在呼救的声音，而且外国队员还专门过来用雪仗敲打过他们的帐篷，但他俩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没想到是我在呼救，寒冷漆黑的夜晚他们也没敢走出帐篷。
这一险情如果通信通畅是可以避免的。他俩只要给我一个持续的灯光的信号当晚我就能回到营地。但在那次攀登中，我们的通信设备严重不足，除了Ｃ1营地能和大本营能通过对讲机沟通外，其余各营地之间都无法沟通。
下撤途中
出发前我一家人的合影
为了营救王海角，三名外国队员放弃了登顶
中午时分，从顶峰下撤的外国队员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一个大个子中国人不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王海角。我们这支队伍中张耀东、唐高举、王海角来自新疆工学院，出发前学院党委书记专程为登山队送行。王海角个头很高，是学校篮球队的，是张教授从全校学生中选拔出来的。王海角在建Ｃ2营地时就感到体力不支，并表示不想再往上攀登了。后来张教授郑重地找他谈话，让他明白，他的攀登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着学校一万多名学生而来的，登山费用也都是学生们捐助的，让他务必要坚持到底，不辜负学校的希望。
为了营救王海角唐高举向C3营地出发了，我和陈君武无力向上攀登，站在帐外焦急地向山上眺望。两个小时后我们看到了匆匆下撤的张教授。
昨天张教授到达Ｃ3营地时，发现王海角行动迟缓，撒尿像浇花似的，晃来晃去不能站稳。张教授明白，在Ｃ3营地队员中除了亲自护送王海角下山外，别人是不会管他的。身为领队和王海角老师的张教授作出了护送王海角下山的决定。
王海角已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张教授架起比自己高出一头的王海角开始艰难地下撤，无法站立的王海角全身重量都压在了张教授的身上，没走几步就把张教授压倒在雪窝里，就这样走了没100米，张教授体力严重透支，出现了虚脱。在这个高度没有救援设备，只凭我们现有的力量要想把一个丧失行动能力的人运送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与生命抗争的过程中，幸运之神降临了。三个穿着滑雪板登顶的斯洛文尼亚队员见此情景，毅然放弃了登顶。这三个队员不但体力超强，也是滑雪的高手，只见他们轮流把王海角用登山绳绑在自己身上，快速向Ｃ2营地滑去，所经之地留下滑雪板和王海角双脚划出的四条深深的痕迹。
张教授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这次营救消耗了他所有体力，已无力再次冲顶，不得不返回大本营。王海角到Ｃ2营地后神志仍然不清，被强迫着喝了点水后就睡了过去。我和唐高举开始埋怨张教授了，真不该让王海角上去，他毕竟是个学生，出了事情怎么交代呀。登山是要讲科学的，身体不行了，再有决心和毅力都无济于事。
出了这么多事，唐高举也打消了登顶的念头，一大早就和陈君武下撤了。海拔毕竟降低了600米，经过一夜的恢复，王海角能勉强站起来行走了，我早早敦促王海角下撤，当我撤掉帐篷，清理完营地，没走多远就赶上了王海角。那时他极其地虚弱，没走几步就躺在雪地上。为了让他活命我几次把他拉起来，用很难听的话刺激他，逼他继续坚持下撤。
下撤途中我又遇上了往上攀登的王磊，我感到非常纳闷，难道他还要再次冲顶吗？原来王磊的一顶高山帐留在了C2营地，他是专程爬上来收帐篷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仅仅为了一顶帐篷，他从大本营出发用两天时间，向上攀登了2000米的高度。但在那个登山装备极其匮乏和昂贵的年代，这一举动也就显得很正常了。
我俩走走停停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到达了Ｃ1营地。王海角脱离了危险地带，但他一步也走不动了，等待着大本营的接应。
十几年过去了，说起那次攀登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像样的登山装备，也说不出什么登山的意义和理念，但我至今深信，那是一次为登山而登山的纯粹的攀登。在那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同时也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在一个人的生命面前，任何登顶的光环和荣耀都显得黯淡无色。一个真正的登山者，应该珍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甚至要有为此可以舍去一切的勇气。
两个外国队员架起起王海角，右边是唐高举
手指冻伤的陈君武
从C3营地下撤的张教授
后记
大本营得知王海角的情况后，组织了三个牧民和一头毛驴前往接应，在一号营地下方的ABC营地把王海角放到了毛驴身上。当回到大本营后我们和牧民为救援费用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既让人不可思议，又令人无奈的是，牧民非要把王海角挂在称上称出重量，因为牧民往ABC营地运送物资都是按照装量收费的。
见王海角回到了大本营，斯洛文尼亚队员也前来看望，王海角激动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把手上的电子表摘下来递了过去，对方只说了一个字：NO。
马一桦从离开大本营到登顶返回，在山上整整煎熬了20个日日夜夜。他经历了很多，付出了太多，当我们在大本营迎接他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漫长的一夜也使我付出了代价，我的十个脚趾全部冻伤。周岚医生每天煮一锅辣椒水，让我和陈君武同时浸泡，于是每次我的一双脚和陈君武的一双手同时浸泡在一个盆子里。最终我以十个脚趾盖的代价保住了脚趾，而不幸的陈君武却永远失去了两个手指。
几年后王海角去南方应聘工作，我们协会给他出了登山证明，那段在慕士塔格登山的经历将会永远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人生会更加精彩。
在大本营的王海角
下山后的陈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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