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郡李氏家族，是我国历史上自秦至唐有名的豪门望族，特别是北朝时期，它与太原王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南阳郑氏等世家大族并称于世。这些世家大族所占地域跨州连郡，经济上田连阡陌、奴婢成众；政治上世代为官，并与封建统治者互为利用，豪门之间又利用婚姻和裙带关系相互攀引，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赵郡李氏家族的情况，专论资料所见甚少，近年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试对赵郡李氏家族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关于赵郡李氏的里居问题 关于赵郡李氏的里居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赵郡即指今河北赵县，所以很多资料涉及到赵郡李氏人物时，都注称为赵县人。然这种提法并不确切，因为历史上的赵郡置废盈缩时有变更，治所也不断有所变迁，赵郡东汉时曾治房子(今高邑县西南)，北魏赵郡始治平棘(今赵县东南)，孝昌二年改设殷州治广阿(今隆尧县城东)，北齐又改赵州治广阿，后移治平棘，隋又复为赵郡，唐武德初又改郡为州，始治柏乡，后又移平棘。赵郡的辖区基本包括有现在的赵县、高邑、赞皇、临城、柏乡、宁晋、隆尧、栾城、元氏等县。从文物考古有关资料证明，赵郡李氏家族的踪迹在上述各县均时有发现。据《元氏县志》记载，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是元氏县北褚村人，近临古常山郡城。1958年河北省和石家庄地区组成联合考古调查组曾调查了赞皇县郭庄村古城遗址，《赞皇县志》记载为李左车城，为汉将李左车故里。该城址为夯土城垣，断续可辨，城平面作刀把形，南北长910米，东西宽640米，城墙地面残高2米，底宽16米，作梯形。经钻探和采集遗物，证明此城址属战国至汉代。城址内中间有高突土阜，上立清康熙年间碑刻一通，碑文称“广武君姓李名左车，赵国人，实即今之赞皇也。其先李牧为赵国将，……故里城址尚存，数修悉其始末而又老无能言者，又稽之于残碑断石之中，率多无人所著，言之不评……而赞为梓里，庙祀之典岂可阙焉不讲乎……。”清朝末年，曾在赵县段村发现北魏扬州刺史李宪墓及其家族墓地，出土李宪墓志一合(现藏赵县文物保管所)，墓志称宪有五子，即李希远、李希宗、李希仁、李骞、李希礼。而他们的墓地1976年在赞皇县南邢郭村发现，并对李希宗夫妇合葬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⑴，赞皇县南邢郭李氏墓群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赞皇县境内，还分布着很多高耸的土阜，即古墓葬。据《赞皇县志》记载，许亭村有唐武后宰相李峤墓、唐宪宗宰相李绛墓；延康村有唐御史大夫、文学家李栖筠墓；鲍家滩村有唐散文家李华墓、寨里村有三国李肃墓；南邢郭村有唐文宗、武宗宰相李德裕墓等。早年均有墓碑，现已无存。近年，赞皇县文物保管所在许亭村李氏墓地发现了一通元大德二年(1299年)刻立的“赵郡赞皇西祖李氏谱铭序”碑，可惜已残断不全。这些古墓葬、古遗址，因没经考古发掘，方志记载和传说确切与否不可断言。墓葬是实葬还是衣冠军也很难确论，但据文献记载，这些人物均是赵郡李氏赞皇县人，起码这些古墓葬与赵郡李氏家族有着直接关系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1972年在高邑县李村发现了北齐信州刺史李稚廉及其家族墓地，出土李稚廉墓志一合，志称：“公讳稚廉，世居赵郡柏仁，今为高邑人也……。”1976年在高邑县坊珊村发现了北魏赵郡太守李林墓、郡功曹李带墓、东魏司空李玄墓及其墓志⑵。1975年在临城县西镇村发现了北齐赵州刺史李祖牧夫妇合葬墓。又据《北史》卷三十三李灵传附李显甫传称：“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经调查证明，李显甫所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之地，就在今赞皇县境内槐河两岸百余里的李川沟，这里至今李姓居多。北魏时属殷州，后改称赵州。又据元氏县吴村开业寺唐开耀二年李公碑记载(该碑现在正定隆兴寺内)，北魏时创建开业寺，是由黄门侍郎、使持节、卫大将军、陕州刺史李裔(字徽伯)舍宅第而兴建的。碑称“公讳裔，字徽伯，赵郡元氏人也……。”另据河北隆尧县城南王尹村现存的唐“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碑记载，唐代封建统治者李氏也是出自赵郡李氏。碑文中较详细地记述了唐太宗、唐高宗时修建祖陵，并追封二祖帝号的经过，碑文称“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李兰珂先生在1988年《文物》第四期发表的《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一文中，关于李唐世系是出自“赵郡李氏”，并非两《唐书》所称出自“陇西李氏”，追根溯源，考证颇详，并引证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格先生之说，认为李唐祖籍为北魏南赵郡广阿县，即唐之赵州昭庆县，亦即今之隆尧县。李文论证详确，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赵郡李氏家族里居并非只此赵县，而是分布于数县之地。
三、赵郡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因赵郡李氏家族发迹较早，所以史称“山东旧族”(指太行山以东)。因为早在秦王朝时期，赵郡李氏就发展澎涨为较大的家族，奠定了这个家族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从南北朝开始，赵郡李氏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他们在北魏统治集团中做高官的越来越多，李显甫为河南太守，封平棘子，他“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宗主。”据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称“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同族人每年要在一定时间内一起祭祀先人，宗族之间互相照顾，相互接济。他们利用血缘关系和地域纽带连接起来的盘根错节的宗族关系，不仅可以控制所在地方上的政治、经济，连地方官吏也要受到控制。另一方面，赵郡李氏家族的政治代表很多已进入到国家统治集团，并占据了不少全国各地的要职，他们可以“上干王法、下乱吏治。”据不完全统计，自两晋南北朝以后，赵郡李氏家族仅出任太守、刺史一级官职者有230多人。到唐代因李氏为国姓，赵郡李氏几乎把持了朝野，先后出任宰相者11人，即唐高宗宰相李敬玄；唐中宗宰相李日知；唐武后宰相先后有李游道、李元素、李峤；唐宪宗宰相先后有李吉甫、李绛；唐文宗宰相先后有李珏、李固言；唐武宗宰相先后有李德裕、李绅。其中李峤、李吉甫、李绛、李德裕4人同出自赞皇一县，并且李吉甫和李德裕为父子宰相。 赵郡李氏家族所以能“累世台司”，并保持有政治、经济的优势和特权，其中有两个根本原因。首先是三国以后实行的举荐官员的“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是代表官僚地主利益的。当时各州郡都置有中正，凡举荐官员人选，都由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有识者，区别人物，定其高下，分为九等，政府据此来委任官吏。推荐官吏的权利和士人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中正手中，而担任中正的都是地方上的豪门望族。仅据见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赵郡李氏从北魏以后担任本州中正的先后有9人。他们都是按门第高低计资定品，这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⑶的局面。据出土的北魏定州刺史李宪墓志载，他十二岁入仕任秘书郎，十七岁升任濮阳侯，散骑侍郎⑷。又据北齐南青州刺史高邑李稚廉墓志载，他初入仕就任秦州长史⑸。足见这些士族子弟凭借家世门资和祖辈声望，很容易得以升迁，身居重任，位至公卿。 另一方面，赵郡李氏也和其他世家大族一样，为维护和巩固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利用婚姻手段借以自固，与封建统治者和平原地区的豪门望族如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广平宋氏、河间邢氏、渤海高氏等结成姻亲关系。仅举北魏定州刺史李宪墓志所记李宪一家的婚姻关系就可略见一斑。李宪夫人出自河间邢氏，有五子五女。长女长辉，嫁龙骧将军营州刺史、安平男、博陵崔氏仲哲；二女仲仪，嫁冀州司马渤海高氏；三女淑婉，嫁兖州刺史博陵崔氏巨伦；四女季奴，嫁司徒公安乐王博陵崔鉴；五女稚媛，嫁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荥阳郑道邕。其长子李希远，娶吏部尚书广平宋弁之女；二子李希宗，妻仪同三司博陵崔楷之女；三子李希仁，娶仪同三司博陵崔氏孝芬之女；四子李骞，娶开府谥议范阳卢氏文翼之女；五子李希礼，娶正员郎范阳卢氏文符之女⑹。李希远的儿子李祖牧娶广平宋维之女。其孙女为北齐文襄皇帝第五子、太尉公安德王延宗妃(见李祖牧墓志)。文襄帝“亲临李宅赴宴，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指魏收)，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将来，乃赐收美锦二匹。”⑺足见李氏家族与北齐皇室关系非同一般。又据李希宗墓志所记并参照文献，李希宗之女配于北齐文宣帝高洋，并立为皇后，尽管当时遭到皇室和一些文武大臣的反对，认为汉夫人不能为天下母，高欢为其子高洋娶汉族妻子并立为皇后，力排众议，其目的是为了笼络汉族门阀士族。而李希宗因为是高欢之亲家，北齐文宣皇帝高洋的岳父，便换取了“五子告归，錤答相次，白珩连响，青盖成荫”的显赫地位和高官厚禄。李希宗死时，“相里(高欢)舍繁驵而行哭，登鸿波而垂涕。”⑻在李希宗墓中出土的东罗马帝国金币：狄奥多西斯二世(公元408一450年)、查士丁一世(公元518一527年)、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27一565年)，是极珍贵的文物。出土的折光錾花银碗，碗内底心装饰一朵仰莲，四周布满辐射状水波纹，莲瓣突出，当把酒倒入银碗后，可以看到美酒清彻荡漾，水面正中浮现一朵莲花。采用折光原理制作的这种银器，是目前我国银制刻花器皿较早的一件。这些珍贵难得之宝，显然也是来自北齐皇室。通过以上李宪一家的姻亲关系，足见赵郡李氏与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之间，世家大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错纵交织的关系网，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也是赵郡李氏世家大族得以不断巩固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赵郡李氏家族的衰败 唐王朝建立后，李氏统掌天下，赵郡李氏家族无疑受益匪浅，如前所述，拜将称相者不乏其人。然而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深化，经过唐代后期的安史之乱，赵郡李氏也和唐王朝一样，逐渐走向衰败。随着唐朝的灭亡，赵郡李氏家族失去了他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不复再起。自唐朝末期，赵郡李氏家族进入仕途的已寥寥无几。从考古发现上也得以证明。在赵郡李氏家族所聚居的境域内，所发现的墓葬，已很少有一定身份、刻有墓志的李氏族人。该家族的衰败与唐代末期政治经济形势有着直接关系。 (一)爆发于唐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时间，安禄山范阳(今琢州)起兵南下洛阳、黄河以北，滹沱河沿岸是主要战场。唐王朝派郭子仪、颜真卿拒敌于井陉口，在这里展开了拉锯战。几年的战乱，使得这一带田地荒芜，农民逃亡，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田承嗣对他的手下将领自己承认“吾与公等事燕，下河北五十余城，发人冢墓、焚人卢室、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公门华胄，为我撕隶，齐姜宋子，为我扫除，今天将鉴，吾等安所归命。”⑼。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统有恒州、赵州、冀州、定州等地的成德军(治今正定)节度使、安史旧部张忠志(后赐姓李名宝臣)，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与唐政府分庭抗礼，官爵自为，甲兵自擅，刑赏自专，户籍不报中央，赋税不入朝廷，成了独立王国。这对于以唐政府作为政治、经济依托的赵郡李氏家族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二)科举制的实施，使赵郡李氏家族失去了政治依托。唐朝末期，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牛李党争”，以山东旧族赵郡李氏后裔，在朝任唐文宗、武宗宰相的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与代表新兴中小地主利益的科第出身的牛僧儒之间的斗争。李德裕是前宰相李吉甫之子，以门第和父荫入仕。由于科举制的实施，很多新兴中小地主出身的人，靠科举进入仕途，有些挤入最高统治阶层。李德裕极力排斥进士，以维护门阀士族靠门第入仕的政治基础。而以牛僧儒为首的一派则反对靠门第族望入仕，主张选用官吏应通过科举进仕。李德裕靠族望门第，牛僧儒靠坐主(主考官)、门生(考中的进士)，各结朋党，纷争交逐，加深了朝政的混乱，互有进退，各不相让，斗争的结果两败俱伤。科举制尽管有不少弊端，但它代表了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并且不断得以完善。科举制的实施，是门阀士族失去其政治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成为连续十年的农民战争，转战南北，影响遍及全国。农民起义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封建统治者和豪门士族。起义军进入长安后，镇压了一大批官僚地主。“富家皆跳而躯，贼酋(指黄巢等)阅甲第以处，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赀，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⑽《秦妇吟》称“天街踏尽公卿骨”；“公卿之族，遭适丧之且尽。”⑾而且通过这次农民大起义，士家大族谱碟散失，谱系乱而不振。自唐安史之乱一直到唐朝灭亡，燕赵之地一直是战乱频举，局势混乱。《新唐书·列传》第139称“唐中衰，奸雄圜睨而奋，举魏、赵、燕之地，莽为盗区，挐制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复。”经过这一系列的打击，赵郡李氏家族也和中原其他世家大族一样，随着唐王朝的覆灭，政治上、经济上失去了它继续维系世家大族的基本条件，从此衰败不振了。 注释： ⑴《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1977年《考古》第6期。 ⑵《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考古新发现》，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 ⑶《廿四史札记》卷八。 ⑷见李宪墓志，现藏赵县文物保管所。 ⑸见李稚廉墓志，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 ⑹见李宪墓志。 ⑺《北齐书》魏收传。 ⑻见李希宗墓志，志石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 ⑼《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 ⑽《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 ⑾《新五代史》豆卢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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