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今存早期四碑志释读（节选）
王立春*
辽海大地历史悠久，地域文化特征十分鲜明，但毕竟风土文物与中原有异，中古碑志刻石所见独少，尤可宝惜。魏晋南北朝时期，辽东政权更迭，形势多变，为治史者徒增枝柯，地下文物则弥足珍贵。关于辽宁地区隋朝之前的碑志，《辽宁碑志》[1]搜罗殆尽，仅录四种，东晋、后燕各一种，北魏两种。其中，被定为北魏的《刘贤墓志》的断代十分可疑，本文认为此乃隋志。这四种碑志，虽文字不多，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鉴于无专文研究，故分别释读如下。
后燕《崔遹墓表》
墓表两方，均不规则形，第一通共3行15字，内容为“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第二通3行16字，内容大体与前者相同，但“燕”字蚀残，“武城”作“东武城”。该墓表是辽宁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刻石(《李廆墓砖》为砖质)，1979年出土于朝阳县境内，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燕建兴十年*”之燕即史上之后燕，乃上述前燕王慕容皩之子慕容垂在淝水之战后建立的鲜卑政权。《崔遹墓表》的出土，进一步说明后燕政权与墓志出土地朝阳的关系。《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称:“垂引兵至荥阳，以太元八年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高句骊宼辽东，……为高句骊所败，辽东、玄莵遂没。……(慕容农)进伐高句骊，复辽东、玄莵二郡，还屯龙城。垂定都中山……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兴。”按，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太元九年(384)十月，考之《后燕录》，当以此为是。慕容垂政权建立两年后即太元十一年(386)称帝，改元建兴。龙城即今朝阳，《崔遹墓表》所署为燕建兴十年(395)，此时朝阳地区已由后燕从高句骊手中夺回，而墓志的出土正验证了这一点。后燕政权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垂慕容宝迁都龙城(前燕慕容皝号曰和龙)，龙城曾一度为高句骊所侵，建兴十年尚未是后燕都城。
志主名崔遹，遹多读“玉”，《集韵》另有“术”音，所用不多。崔遹的身份为昌黎太守，太守乃郡之行政长官，“凡在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昌黎府治地在今辽宁义县。昌黎郡汉属辽东属国都尉，魏置郡，《晋书》称高句骊所侵辽东、玄莵二郡，由墓志可知前燕时辽宁尚有昌黎郡，此可补史书之所阙。关于崔遹的身份，还可作进一步的说明。据《四库全书》所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10载:“崔遹，字宁祖，有名于时，为慕容垂尚书左丞。曾孙延寿，冀州主簿。延寿字隆宗*，简率友悌，居丧以孝闻，位兰陵、燕二郡太守。”《晋书》慕容垂传载其称帝后“置百官，缮宗庙社稷，立宝为太子，以其左长史库辱官伟、右长史段崇、龙骧张崇、中山尹封衡为吏部尚书，慕容德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司隶校尉抚军，慕容麟为卫大将军，其余拜授有差”，其置官仿晋制。所以，崔遹所任之昌黎郡太守和尚书左丞亦昉自晋，东晋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据《通典》卷19，晋郡国太守为第五品，尚书左丞第六品，由一般情况，或可推崔遹任昌黎太守当在尚书左丞之后。
崔遹的籍贯亦需说明。据上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崔姓本姜姓，居崔邑，因氏焉，齐太公十五代孙意如、秦东莱侯生二子伯基、仲牟，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汉置清河国和博陵国，清河国统县六，东武城为其一。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是十六国北朝的名门望族，崔遹字宁祖，也有光耀清河崔氏之意。崔遹墓出土的两方墓表一作“清河武城”，一作“清河东武城”，其实一也。
（节选自王立春博士博文《辽宁今存早期四碑志》）
濡霖附注：
1、王立春，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历史文献学博士，内蒙古库伦旗人。
2、《崔遹墓表》：1979年8月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十二台公社四家子大队北小山阳坡。墓表一对，。出土时有字的一面互相扣合。其一高30、宽40cm,表面阴刻“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三行十五字；另一为“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遹”三行十六字。
3、崔遹（魏书作“崔适”）：常因其传于《魏书》而被断为“北魏时期”人。此文可证其卒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燕。
4、燕建兴十年，即公元395年；燕，即史称“后燕”政权；建兴，慕容垂年号。
5、“延寿字隆宗”：应作“延寿子隆宗”。（《隆宗女墓记》见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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