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今存早期四碑志释读(节选)
王立春*
辽海大地历史悠久,地域文化特征十分鲜明,但毕竟风土文物与中原有异,中古碑志刻石所见独少,尤可宝惜。魏晋南北朝时期,辽东政权更迭,形势多变,为治史者徒增枝柯,地下文物则弥足珍贵。关于辽宁地区隋朝之前的碑志,《辽宁碑志》[1]搜罗殆尽,仅录四种,东晋、后燕各一种,北魏两种。其中,被定为北魏的《刘贤墓志》的断代十分可疑,本文认为此乃隋志。这四种碑志,虽文字不多,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鉴于无专文研究,故分别释读如下。
后燕《崔遹墓表》
墓表两方,均不规则形,第一通共3行15字,内容为“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第二通3行16字,内容大体与前者相同,但“燕”字蚀残,“武城”作“东武城”。该墓表是辽宁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刻石(《李廆墓砖》为砖质),1979年出土于朝阳县境内,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燕建兴十年*”之燕即史上之后燕,乃上述前燕王慕容皩之子慕容垂在淝水之战后建立的鲜卑政权。《崔遹墓表》的出土,进一步说明后燕政权与墓志出土地朝阳的关系。《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称:“垂引兵至荥阳,以太元八年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高句骊宼辽东,……为高句骊所败,辽东、玄莵遂没。……(慕容农)进伐高句骊,复辽东、玄莵二郡,还屯龙城。垂定都中山……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兴。”按,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太元九年(384)十月,考之《后燕录》,当以此为是。慕容垂政权建立两年后即太元十一年(386)称帝,改元建兴。龙城即今朝阳,《崔遹墓表》所署为燕建兴十年(395),此时朝阳地区已由后燕从高句骊手中夺回,而墓志的出土正验证了这一点。后燕政权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垂慕容宝迁都龙城(前燕慕容皝号曰和龙),龙城曾一度为高句骊所侵,建兴十年尚未是后燕都城。
志主名崔遹,遹多读“玉”,《集韵》另有“术”音,所用不多。崔遹的身份为昌黎太守,太守乃郡之行政长官,“凡在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昌黎府治地在今辽宁义县。昌黎郡汉属辽东属国都尉,魏置郡,《晋书》称高句骊所侵辽东、玄莵二郡,由墓志可知前燕时辽宁尚有昌黎郡,此可补史书之所阙。关于崔遹的身份,还可作进一步的说明。据《四库全书》所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10载:“崔遹,字宁祖,有名于时,为慕容垂尚书左丞。曾孙延寿,冀州主簿。延寿字隆宗*,简率友悌,居丧以孝闻,位兰陵、燕二郡太守。”《晋书》慕容垂传载其称帝后“置百官,缮宗庙社稷,立宝为太子,以其左长史库辱官伟、右长史段崇、龙骧张崇、中山尹封衡为吏部尚书,慕容德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司隶校尉抚军,慕容麟为卫大将军,其余拜授有差”,其置官仿晋制。所以,崔遹所任之昌黎郡太守和尚书左丞亦昉自晋,东晋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据《通典》卷19,晋郡国太守为第五品,尚书左丞第六品,由一般情况,或可推崔遹任昌黎太守当在尚书左丞之后。
崔遹的籍贯亦需说明。据上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崔姓本姜姓,居崔邑,因氏焉,齐太公十五代孙意如、秦东莱侯生二子伯基、仲牟,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汉置清河国和博陵国,清河国统县六,东武城为其一。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是十六国北朝的名门望族,崔遹字宁祖,也有光耀清河崔氏之意。崔遹墓出土的两方墓表一作“清河武城”,一作“清河东武城”,其实一也。
(节选自王立春博士博文《辽宁今存早期四碑志》)
濡霖附注:
1、王立春,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历史文献学博士,内蒙古库伦旗人。
2、《崔遹墓表》:1979年8月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十二台公社四家子大队北小山阳坡。墓表一对,。出土时有字的一面互相扣合。其一高30、宽40cm,表面阴刻“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三行十五字;另一为“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遹”三行十六字。
3、崔遹(魏书作“崔适”):常因其传于《魏书》而被断为“北魏时期”人。此文可证其卒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燕。
4、燕建兴十年,即公元395年;燕,即史称“后燕”政权;建兴,慕容垂年号。
5、“延寿字隆宗”:应作“延寿子隆宗”。(《隆宗女墓记》见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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