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张居正
近日读完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又相继找寻了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孟森的《明史讲义》,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高阳的《明朝的皇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缪振鹏的《明朝三帝秘录》等书的相关章节阅读,更补看了唐国强版电视剧《张居正》,以为张居正一生功过的争论,最值得关注者三件:1,揽权自重,以阁臣代行相职;2,与皇帝大伴,秉笔太监冯保的勾结;3,夺情与查封书院,结怨言官和士林 。
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君权与相权互有建设与制约。明太祖因宰相胡维庸造反始废相权,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别被户、吏、礼、兵、刑、工六部取代,另有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统称九卿,各不相属,直接对皇帝负责。相权的被剥夺,君权对政权实行的独裁使中国政治制度来了一次大倒退,从而使明朝从开国之初就埋伏下最致命的隐患。
制度上,明代的内阁只是供皇帝顾问的秘书处,人员称内阁大学士,官阶并不高,亦不能直接干政。“惟终明世,大学士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尚书为重。署銜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囯史大纲》)但因为亲近皇帝,意见重要,又通常教过皇帝读书(经筵讲官),担任尚书职,因此阁权渐重。
阁权重于六部不是始于张居正,而是始于此前世宗二十余年不视朝政,严嵩专权,吏治开始衰坏之后,前有首辅徐阶、高拱为先。而从人的本性使然,每有真想干事的人,必会挣扎出一片自由的天地。张居正是一个干练、自信的大臣,历经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两朝,事功非凡,也必然会有非常手段。陪值亲信政令才能得以有力执行,结交司礼掌印太监、东厂的实际掌控者冯保才能获得有力后援,获得李太后信任支持亦能减少来自皇帝身边的不少阻力。张居政首辅十年,综核名实整肃纲纪,整顿驿递,重新清丈全国田亩,施行条编法,紧缩预算而使国库充盈,任用戚继光等名将,边患也得到有力控制。所以有此万历中兴的成绩,钱穆、朱东润、黄仁宇三人,虽对其人有不同评价,却都承认,与皇帝幼年,太后和冯保的支持有相当关系。“居正对李太后是将顺,对冯保是敷衍。正因为在太后方面,居正也得到信任,所以在居正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的冲突。”(《张居正大传》142页)
“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结内监。其次又须倾轧同列。国家並未正式与阁臣以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服众。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敝,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国史大纲》)钱穆这些话基本属实,但要将天下为己任,干一番事业,没有权力只能空谈。交结内监是权益之计,倾轧同列不仅仅是专制政权,而是一切政权斗争的本质,只有打倒对手,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思想。《张居正大传》里也说了,“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直到万历十年身死力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的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的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68页)
在与各方复杂的角力中,张居正从而与太后父亲武清伯等权贵阶层结怨,产生利益冲突;又在其父逝世的夺情与守制的事件里,以及封禁书院的斗争中,得罪了言官与士林,为身后埋下争议之伏端。
对夺情的看法,不管是当时的政界,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历来分为两种对立意见。一派认为这是张居正峦栈而导演的一场夺情戏,根本舍不得权力,钱穆和高阳就基本属于这一派,所以对张居正的人品多有质疑。另一派认为张居正多次上书皇帝回乡守制的孝礼是真诚的,但也同时担心自己的“万历新政”事业半途而废,在“忠”“孝”不能两全之下,权衡利弊再三,最终接受了皇帝的夺情诏令,朱东润和电视剧基本持这派观点,而我也比较认同。从张居正首辅十年的万历中兴多方面成就看,他都应该是一个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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