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的斗争,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今天,这种观念已经受到很多质疑。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哲学观念在历史学中的演绎,与历史实际有非常大的出入。
前些年,剑桥有位叫Tim Blanning的教授写过一本小书:《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还是文化冲突?》,简要介绍了几十年来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历程,即社会史和经济决定论的没落,以及文化史的兴起。当然,现在历史学中讲的文化,指的主要不是文学艺术这样的高级文化产品,而是更为弥散的、接近于意义和表象世界的笼统概念。
但是,文化解释并不意味着对阶级观念的排斥,我认为阶级应该是考察任何重大历史问题时必须的角度,不过这里的阶级,并不必然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主张的、以经济标准和劳动分工为划分阶级的依据。
举个文化史的例子。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崇尚简朴的着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们对旧制度时代贵族审美观念的一种反叛,可以说,革命的审美观念里有某种阶级意识。这种现象提醒我们,阶级不止是个经济概念,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看似很超然的美学和时尚,有时候是阶级权力的一种表现。大革命时代的时尚,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在日常民俗文化中的一个反映。(我个人之所以希望更多来自底层的学人投身人文研究,一个原因也在于揭示文化也是一种权力,底层应该在文化世界中有自己的表达。)
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观念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不能将它过分地泛化,即使在上述例子中,阶级观念也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它只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考量因素。过分强调阶级,可能会忽视其他因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法国大革命自由女神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些关键问题,阶级的问题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比如说,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杀丹东呢?为什么会有雅各宾恐怖?其实,大多数的革命者(恐怖期间的罹难者同样是热情的革命者)出身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很难说是什么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更像是手足相残。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更愿意认为是个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比如人们很容易将通常出于善意的异己者斥为反革命,将他们妖魔化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而这种政治气候,与旧制度时代的政治绝对主义一脉相承: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和一种信仰。因此有人说,恐怖心态不是开始于1793年,而是开始1789年或更早,有人说:
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之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模式。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鲁埃(Malouet)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个观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 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Foulon)和贝尔蒂埃(Bertier)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确实很可能无法克服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但是,革命者最初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甚至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因此法国大革命之中不能产生“合法的反对派”的观念,而这正是恐怖体制产生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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