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公元1872—1937年），字树五，又字树圃，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 1、家学厚积 袁嘉谷5岁时从父学了《大学》、《千子文》、《三字经》，并能解释字义。每次跟父亲出行游览名胜回来，都能背诵所见的楹联匾对。父亲喜藏书，家藏汲古阁本《汉书》，明本《骆临海集》、《曾南丰集》。此外还有清初本的《唐诗》、《宋诗抄》、《元诗选》、《明诗综》。当然，《国语》、《文选》、《通鉴》、朱子《小学》等书又是家中必备的。古代云南书籍，难得善本。而袁家却家藏“万卷”善本书，长于书香之家的袁嘉谷，从中获益很多。 尽管家中藏书颇丰，但父亲荣禄公喜好动手抄书，年久不辍。这一嗜好也影响了袁嘉谷和诸弟兄，以至到他为官后，还有动手抄书的习惯。长期的临帖、抄写，奠定了袁氏诸弟兄的书法基础和声望。袁嘉谷也以书法著称于世，他的书法以王（羲之）、欧（阳洵）为本，兼有褐（遂良）体。以峭拔俊秀著称，人谓“袁家书”。 袁嘉谷最擅长的要数其文章。清承明制，都以讲求破题、承题、起讲、领题等固定格式的“八股”之文取士。年仅10岁，袁嘉谷就在父兄的促导下学作“八股”文章。一次，他以“而慎于言”一句破题云：“君子之言，不必敏也”，取字之神。当时的云南著名学者陈荣昌先生闻此破题，甚为惊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年的训练才造就出他后来“大魁天下”的文章。 2、大魁天下 嘉谷15岁时，成为石屏州的一名生员，开始接受官学教育。1891年，他20岁时，离开了石屏家乡，到了省城昆明，从师陈子藩、张竹轩学习，学问更有长进。一年后，袁嘉谷在岁试中名列第一，督学让他到五华书院深造，后又做了经正书院的高材生。五华、经正书院与育才书院一起，并称清代云南的三大书院。 三大书院选才造士，仍然是为国家培养科举考试人才。尽管到光绪末期，废科举开新学的呼声越来越高，饱学多年的袁嘉谷仍然像许多求取功名的士人一样，毅然准备参加科考。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尚书魏光熹到云南督政，到书院以贾谊、陈东为题，策考在院学生。读罢袁嘉谷的策文，大为赞赏，于是保荐袁嘉谷到京师参加经济特科的考试。 这年十二月，31岁的袁嘉谷动身赴京，参加第二年的光绪癸卯春闱。会试，取中136名，袁嘉谷是其中之一。四月，到北京应殿试，袁嘉谷中二甲第62名，得到了进士出身。参加朝考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略作休息，袁嘉谷参加了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闰五月十六日举行的经济特科考试。 考试之日，云南只有袁嘉谷和萧应椿参加。袁嘉谷接到试题后，成竹在胸，下笔万言。 此科参试共306人，状元大省江苏多至61人，四川参试12人，其中有光绪乙未科状元骆成骧。从科首场取一等48人，二等79人，一等一名为广东梁士诒，袁嘉谷列二等7名。闰五月二十七日复试，取一等9名，二等18名。袁嘉谷夺魁，名列第一名，当时称为经济特元。 自明代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在云南设乡试，开科举以来，历400余年，云南人有举人、有进士，却从未有过状元。有人把此归之于“风水”。因而曾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95年）在昆明城东南方向金汁河石拱桥上建奎星阁，俗称状元楼。8年后，袁嘉谷夺魁，荐举他赴试的魏光熹榜书“大魁天下”悬于阁上。袁嘉谷亦自京寄回对联刻悬阁上。 3、状元的学问 袁嘉谷夺魁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同年秋闱时，任各省乡试试卷官。第二年（公元1904年）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一年，著有《东游日记》四卷。回国后出任学部编译图书局。 袁嘉谷“生滇，长滇，尤恋爱于滇”，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到云南。先后担任云南省图书馆长、云南大学教授等职务，致力于地方文化的研究，是有卓越贡献的学者。 在史学方面，他对全国历史和任务均有研究，在国史馆期间，他曾纂修过国史《功臣列传》、《皇清奏议》、《滇绎》四卷以及《新纂云南通志·云南大事记》等书。《大事记》六卷，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述云南4000年间的历史大事。此外，还编纂《云南丛书》、主纂民国《石屏县志》，并博采云南金石文物辑成《滇南金石萃编》、《滇贤象遗墨》等书籍。 袁嘉谷擅长古诗、文、著有《卧雪堂诗集》十二卷，后又有续集二卷收录其诗作840余首。其《卧雪堂文集》二十二卷，包括记、叙、论、跋诸文体。他的文章针对时政，很有见地。袁嘉谷不仅长于作诗，且精于论诗。他的《卧雪堂诗话》阐述了他对诗歌内容、意境、音韵等问题的见解。他曾主纂《滇诗丛录》一百卷，成为云南规模最大的诗歌选集。 晚年的袁嘉谷，自号屏山居士，并开始研究释典，清修梵行，手书《圆觉了义经》等佛经至百余种、数百卷，至今江浙名山大寺还有他的墨迹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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