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微信红包与传统红包的不同。
首先,红包“缩水”了。广东这边有发“利是”的传统,金额或大或小,图意头,不图多少。但内陆红包大多百元起,少的也有五十。而现在呢,能抢到十块钱的红包就算大额了。
再一个特点就是更广泛。原来多是亲戚,有了微信群,各种早已淡忘的“缘分”重新聚合,“新来的,先发一个红包”。所以,红包金额虽然小,数量却暴增,最后盘点,发的总额比往年还多了。
多出来的这些红包,多是面向非特定对象的。谁拿到,拿多少,凭手气。或者每人一个吉利数。
继而演化为各种玩法:谁抽中金额最高就继续发,谁抽中金额最小也要发,谁最后一个抽中就发,等等。红包接龙已脱离红包原有的意义,成为麻将、扑克的替代品。
问三个问题:
一、微信红包给我们带来什么收益?
先仅考虑货币层面的产出投入比。红包发收不会产生货币的增发,所以是零和博弈。自己的收取基于他人发送,参与者都想尽一切办法实现“多收少发”。而微信红包比传统红包,发送更便捷,频次更快,个人结果更容易相互比较,因此加剧博弈。
渐渐的,发的人越来越少,发的金额越来越小。最后是哪些人获益呢?一是原来会发很多红包的人,比如大老板,公司领导等等。往年他们封红包,金额太小,不好意思。现在好了,我包个整数,你们拼手气。结果还省了不少钱。二是哪些专注抢红包的人。这些人很少参与红包接龙,多抢那些非特定的红包。
但这些专注抢红包的人获利了?考虑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他们亏得更多。过年本可以好好陪家人,陪朋友,多难得的机会,现在大家都抢红包去了,最后也就“赚”三五百块钱,连来回交通费都不够,你说亏不亏。
二、如何发红包,效用能最大化?
之前公众号insight4里已经讲了送礼的三个技巧。按照这些技巧,红包都不是最优的礼物。
红包,是钱的载体。你送钱,我也送钱,没什么差异。所以,红包金额只有明显高出一般水平,才会让人显著的满足。
其实,微信红包的出现,使得发红包的效用更容易最大化。为什么?更容易差异化啊。
微信红包金额小,数量多,那我就金额大,数量少。
你爱发群红包,让人拼手气,我就发给特定对象(最重要的人),等额红包。
你发微信红包,我就封传统红包。(笑容,手写的祝福,纸的手感,拆红包的过程,也是红包的一部分。这部分也会产生效用。这是电子化红包替代不了的。)
总结了下,有这么几招(视红包为“致富工具”的朋友可忽略):
1、对重要且能见面的人:大额的传统红包。
2、对重要但不能见面的人:中额、吉利数字、专门祝福辞的微信红包。
3、对平时给自己服务的人,如小区保安、门卫、清洁工等等:小额的传统红包。
4、同学、同事微信群:小额、等额、吉利数字、专门祝福辞的微信红包。
5、不参与红包接龙,不索取红包。
按“峰终理论”,发红包的时点,最好选择红包发送最频繁的时刻,或红包发送基本结束的时刻,给接收者留下最强烈的感知。
三、红包接龙藏有大道理?
常见的红包接龙,就是谁抽中最高金额就接着发。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有人不按规则发,比如发少了,插队了等等。所以一定要有个主持人,也可叫裁判员。
但即使有了裁判员,游戏也经常会中断,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大家都很少向裁判员申述。发现问题,自己就成了裁判员,最后乱成一锅粥。百年前,美国有本书《罗伯特议事规则》,就专门讲会议、辩论等组织管理的原则。其中就提到,所有人都要面向主持者发言。孙中山先生非常看重这本书,翻译过来,取名《民权初步》。换言之,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必须首先学会如何开会,如何辩论。
接龙中断的另一个原因是,裁判员和普通参与者没什么区别。裁判员也是普通参与者,大家都在网络不同端,小小的手机屏幕前。所以,要赋予裁判员权力,就要先赋予裁判员与众不同的地位。比如法官带假发,披法袍,坐在高台之上。你别笑,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庭之上,不同对象的地位就应该不同。1949年后,1984年前,中国大陆法官着装与老百姓无异。1984年后,法官才有制服。“2000式审判服”的新式法官制服,分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两种款式,也就是说,2000年起,中国大陆法官才有法袍。
常识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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