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曾，前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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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室住习惯了，和孩子们楼上楼下，又不缺吃缺喝，还图个啥？”赵常娥说：“回村也没房没地了，想回也回不去。”
进城投靠子女，是一些农村老年人迫不得已的选择，尤其是失去老宅的、或落单的高龄老人。但进城上楼之后，如果行动不便，爬不动楼梯，和许多老旧小区的城市老人一样面临着“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他们甚至会搬进阴冷潮湿的地下室。
都说农村老人最好面子，一辈子啥都可以不图，就图个“面子”，但到了腿脚不便、有心无力的年纪，解决现实中最基本的出行问题，不在城里做“悬空老人”，远比面子重要得多。
89岁的申凤仙，已经在10平米的地下室住了三年多，儿子一家住在六楼。
这是一个位于城郊的安置房小区，有400多户，大多数居民来自同一个村庄。
小区是十几年前建的，楼间距宽敞，出行也便利，周边还有一个小菜市场。但小区里，全部都是6层高的楼房。
户型、楼层都是儿子选的，申凤仙当初没过问，也没打算搬进城里。她和老伴住在村里的老宅，有一方小院，院子里种上了小葱、香菜、韭菜、菠菜，日子过得平淡踏实。城里的新房再漂亮，也不如自己的“丑窝”住着舒心。
老伴去世后，屋里一下子冷清起来，生活也变得空虚了。经不起孩子们的再三劝说，申凤仙收拾了衣物，锁上院门出了村，住进城里小儿子的家。老人与最小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在当地农村是一种普遍现象。
申凤仙有三子一女，对她颇为孝顺。在小区里，也时常能见村里的老姐妹——很多邻居都搬了进来。虽然上了年纪，老人的身体还算硬朗，除了高血压，没有其他大毛病，但腿脚越来越不利落了。从一楼爬到六楼，中途要歇五六次，回到家气喘吁吁，半天缓不过劲。申凤仙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最长的一次，在屋里整整窝了近一个月，用她的话说：“快窝出绿毛了。”
住地下室，是申凤仙主动提出的，儿子、儿媳坚决反对，但在这个小区，老人住地下室的又不是一家两家。渐渐地，孩子们松口了，把原先堆放杂物的地下室清理、打扫了一下，帮着老人搬了进去。
地下室不算特别狭小，摆放好床铺，还能挤下桌椅及简单的置物架。随身换洗的几件衣物，则堆在床铺的另一头。
地下室通着电，简单拧上一个节能灯泡就能应付照明，至于生活用水，每隔两天，儿子就拎来满满一桶水放在墙角。
搬进地下室后，申凤仙开始自己买菜、做饭，连带洗洗涮涮，两天一桶水够用了！过惯了苦日子，老人的节省意识比较强，怕费水、费电，连儿子家的洗衣机都舍不得用，大小件基本都是自己手搓，然后搭在一根扯起的尼龙绳上挂晾。
比较麻烦的是入厕问题。
小区公厕距申凤仙住的地下室有七八十米的距离，去方便时，需要一只手拄着拐，另一只手拎一把坐便椅。到了夜里，只能将就用一下便盆在屋里墙角解决了。
在北方的城市，冬天没有暖气是一件非常令人难熬的事，何况是住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但申凤仙没觉得这对她的生活质量有多大影响，毕竟还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可以通风。至于暖气，住在村里也从未有过，乡下的冬天，可比城里冷多了。
申凤仙是一个乐观开朗的老人。住在地下室，至少说明自己的生活还能自理，进进出出不太需要孩子们操心。那些日常起居都需要儿女照顾的老人，下楼晒一次太阳难着呐，几个月不出门都是常态。
一个多月前，申凤仙的嘴角突然歪了。“现在吃饭费劲啦！这边吃着、那边漏着。”她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着自嘲。
像申凤仙一样住在地下室的老人，小区里就有好几位。
85岁的张花兰，老伴多年前就去世了。近些年，她一直在三个子女家轮流住。每年一入秋，大儿子就把她送到小儿子家。
小儿子一家住在四楼，她住在小儿子的地下室。
在张花兰看来，没有什么比住进安置房更好的选择了。村里很多老房子年久失修，大多数人又无力重盖，换套现成新房也不错。尽管不少安置小区都是超高密度的电梯房，社区环境也不尽相同，但有的安置小区确实不错，甚至可以和商业花园洋房媲美。那些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也都个个盼着赶紧征迁、搬进楼房。
农村分户卡得越来越严。张花兰的户口和小儿子一家在一个本本上。小儿子选择了两套12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与老人同住，一套留给在外地打工的孩子。但老人的膝盖渐渐僵硬，下楼买菜、遛弯越来越困难，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人搬进地下室。
毕竟，从单元门口到地下室，只有七八个台阶，而若上到四楼，需要爬72个台阶。
天气渐渐暖和了。张花兰穿着儿媳妇春节时寄来的紫红色棉袄，坐在小区的绿化带旁晒太阳。春天的阳光映射在老人的脸上，她眯着眼睛，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以前在村里，小儿子下地干活，伺弄几亩葡萄，张花兰在家帮儿媳妇做饭，还在院子里圈了一小块菜地。如今，果园没了，灶台没了，“人也越来越老，越来越不中用了。”
每天早晨6点起床，张花兰的漫长一天就开始了。
儿子送来早饭，就出门干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闲坐发呆。小儿子年近6旬，还在附近到处找活打短工。村里六七十岁、有胳膊有腿、身体没毛病的人，种地的种地，打工的打工，其实都不闲着。但凡有一点力气、有一点机会，都在想办法挣钱。
“养老金”、失地补贴等各项收入去年又涨了几十块钱，张花兰现在每个月能领到400多元。这已经令她十分满足，只要身体不出毛病，除了吃喝，就没啥其他消费了，拖累不着子女。
看见一位路人从身边经过，张花兰问了时辰。听说已经11点多，心里有些慌，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站起来，把小凳子往另一边挪了几步，这样就能看到单元门口和儿子家的阳台。儿子已经赶回来做午饭了，每天快到饭点，会下楼给她送饭。
张花兰的小儿子近几年独自在家，儿媳妇去了孩子家帮忙带孙子，疫情之下，更是一年难得回来几次，那是几百公里外的一个省会城市。
“上楼不敢抬腿，下楼不敢迈步。” 张花兰拍打着自己的腿说：“现在是混吃混喝等死。”
再过几天，张花兰就要去附近村子的女儿家住了。按照规矩，每年小儿子照护她半年，其余时间，由大女儿、大儿子轮班。
出行不便，是这些腿脚不利落的老人在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难题，72岁的赵常娥也是“望梯兴叹”。她患上骨质增生多年，和老伴进城投靠子女没两年，就搬进了地下室。她与申凤仙、张花兰都是一个村的，现在同住在一个安置小区。
和老伴住的地下室，摆上一张双人床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所幸赵常娥的儿子在小区对面的巷子，有一间很小的平房闲置着。老俩口平日里做饭，都去那间小房解决。
“我的手指受过伤，现在是家里的老头子做饭。” 赵常娥露出一只戴着厚手套的手。
赵常娥有一子一女，同住在这个小区。她住在女儿家的地下室，女儿住在6楼。“她在附近企业打工，为了带孙子，刚把工作辞掉了。” 赵常娥说。
上了年纪的人，以软食为主，和子女们吃不到一搭儿，也不愿意麻烦孩子另做。菜市场不远，拄着拐杖去买一次，足够老俩口吃上好几天。
“咋不买低层？还是差钱！有钱就不买顶层了，我也不用住地下室。”赵常娥说。在北方城市，多层楼房的顶层保温隔热差、冬冷夏热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果防水性能不好，还容易渗水，价格比低层便宜一大截子，即使安置房，楼层差价也不小。
在小区里，这些住在地下室的老人经常碰面。天气晴好的时候，“无所事事”的他们会穿得整整齐齐、拎一把小凳子出来坐在路边，一边晒着太阳一边闲聊唠嗑，看看来往的路人。
进了城住在一搭儿，这些老人们并未脱离乡村原有的熟人社会，都知根知底。大半辈子的往事，足够老人家追忆了。谁家的孙辈出息、谁家的子女挣钱、谁家的媳妇孝顺，是很长脸面、值得炫耀的。而住进地下室，也并不被左邻右舍笑话，反而是一件比较令人理解的事情，谁没有老了爬不动楼的那一天呢？
和当地的一些村干部聊起住在地下室的老人，他们并不见怪。各村的安置房小区都有这种情况，一时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申凤仙等几位老人所住的小区，其实距老村并不远。村里前几年办起了日间照料中心，为有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每个月200多元就能吃到合口的饭菜。但照料中心只是日间照护服务，床铺也仅供老人们午休，晚上不允许留宿，还得各回各家。
因为在城里的小区居住不便，也有一些在村里还有老宅的老人，最终离开儿女、搬回村里独自居住。有老宅的尚有选择，老房无存的老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持续加快推进，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一大批安置房小区相继建成，农民纷纷进城居住，一些老人也先后投奔子女。但由于不少安置小区都是未配备电梯设施的多层楼房，同时也不属于“老旧小区”，难以加装电梯，各种方便老年人生活的公共配套设施，比如防滑地砖、扶手等，更是无从谈起。
然而，现实中最基本的出行问题，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由于这些安置房小区在居民构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些爬不动楼梯、被“悬空”的农村老年人，即使生活在高度熟人化的社区，最终还是放下面子搬进地下室。相较城市老人，农村老年人更能忍、更能吃苦——他们吃过的苦，如果不是在农村长期生活过的人，是无法了解的。
“在地下室住习惯了，和孩子们楼上楼下，又不缺吃缺喝，还图个啥？”赵常娥说：“回村也没房没地了，想回也回不去。”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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