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炳南
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总会想起参加高考的那段经历。岁月无痕,沧桑有迹,蓦然回首,竟已年近古稀!
(一)
1977年恢复高考中考,是10月21日由全国各大媒体公布的。考大学,考中专,我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过!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家有三人参加了高考中考。
大哥是1965年进高中的。由于“文革”,高中读了不到一半,但文化课基础比我扎实。加上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并在高中代过课,他最有希望考上大学。
我进初中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初中、三个学校;然后读了两年高中,于1973年1月毕业。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化课都学得差。所幸的是,“文革”前是全县唯一的高中 —— 原鄂城高中的教师有不少调到我们学校,使我们的高中两年比其它多数学校都学得扎实一些。
大哥是1969年的下乡知青。之后不久,我们姐弟妹6人随父母下放到大哥所在的生产队。我高中毕业后,当过一年农民,随后成为公社通讯报道员,时称“土记者”。由于工作需要,文化知识的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这有利于后来参加高考。
三弟只读了初中。那时初升高是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和组)推荐的。他们说我家已经有两个高中生,不能再有第三个,使三弟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这让父母有些难过。在那缺衣少食、“读书无用”的年代里,父母总是竭尽全力让我们上学读书。对于三弟失学,父母也无可奈何。三弟1973年7月初中毕业,到1977年参加中考时,已经当了四年半农民,他考取的难度最大。
刚好在那一年,我们家准备拆旧房盖新房。建房材料主要是土砖、木材、油毡和红瓦。土砖是在农田里经过碾压、切割而成。得知恢复高考中考的消息时,土砖已经切好,码放在农田里风干。最耗时间的,就是将土砖用牛车(牛拉车)运回家里,往返一趟三里多路。我和三弟商量,大哥考大学的机会可能就这一次了,让他全力复习备考,运砖的事不用他操心。
那年我们公社机关有两人报考,公社党委对于我们备考很支持。从11月8日开始,让我们脱产复习,一直到12月6日走进考场。生产队也给了三弟他们几个报考的孩子十几天停工复习。我和三弟利用这一段时间,白天复习和休息,晚上跟父亲一起运砖到凌晨。到11月底,所有建房材料都已备齐,计划在高考中考结束后着手盖新房。
1977年12月6日开始,我们三兄弟参加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中考。我和三弟自知准备不足,难免落榜,因此在考场上并不感到紧张。这次考试只有大哥如愿以偿,被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数学系录取。我们家终于有了大学生!
我家老屋,建于1977年底。这张照片摄于2017年初,这是我为它最后一次拍照。不久由于征地被拆除,甚为遗憾
(二)
首次高考落榜,虽在预料之中,却也心有不甘。恢复高考之前,我的高中同学少数被推荐上了大学,大多都还在农村。1977年少量同学参加了高考,录取了两人,我希望自己成为第三人。
1978年元旦刚过,我就着手复习。当时高中毕业刚满5年,已是鄂城县东沟公社(今鄂州市东沟镇)机关的工分加补贴干部,俗称“亦工亦农干部”。那时,农村户口的青年转为“国家干部”,都是农村户口不变,月薪36元拿回家全部交给生产队记工分。日常生活开支,则来自生活补贴和下乡补助。
那一年,我与公社“二把手”朱书记一起住队蹲点。70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而“跳农门”则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我自1970年随父母下放,就从未想过在农村呆一辈子。特别是1976年年初开始,被湖北日报咸宁记者站借用一年多,使我更难安于现状。但我不愿落下不安心农村的名声,于是一面偷偷复习备考,一面尽职尽责蹲点。
从公社机关到蹲点的生产队,相距十几里,我当时主要就往返于这“两点一线”。在公社机关,单身宿舍十分自在,我一有空就闭门读书。为防“不速之客”,总是半开着一个抽屉,桌面放着一本打开的《红旗》杂志。若有人敲门,就赶紧把复习资料关进抽屉,摆好《红旗》,再去开门,跟做贼似的。
然而,能够如此做“贼”的机会并不多。按照规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必须达到“一二三”,即县、公社、大队干部每人每年分别完成100、200、300个劳动日(白天8小时或晚上6小时计一个劳动日)。那时的干部可不敢做假,劳动日期、事项和工时,都是由生产队长记在自己的工分簿上。一年为了记满200天,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队。无论晴天雨天风雪天,一般都在田里地里会场里。农忙季节经常开夜工,为的是多记几个劳动日。好在朱书记工作忙,经常不在点上,我能忙中偷闲看看书。
俗话说,“前半生睡不醒,后半生睡不着”,我那时不满24岁,正是“睡不醒”的年龄。加上白天累了,一到晚上就犯困。为了减少无效劳动,也为了不让朱书记撞见复习备考,我尽量早睡早起。没有闹钟,容易一觉睡到天亮,我就睡前多喝水,凌晨两三点钟非憋醒不可,然后复习两三个小时再睡一会,天大亮就得出早工了。
大约在5月上中旬,公社机关复习备考的增加到了五人。“同盟军”多了,我的复习才由“地下”转入“地上”。到了6月初,公社党委决定让我们几个报考的脱产复习。我这才如释重负,竭尽全力最后一博。
1978年4月记事。从1976年开始,64开本农家历每年一册,用于记事
(三)
偷偷复习的经历,使我对脱产复习倍加珍惜。
我的高中两年是在鄂城县杨林湖中学度过的。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杨林湖农业中学,有几十亩田地,公社农科所就设在这里。我在农科所借了一间空房,打扫干净,摆了床铺,挂了蚊帐,备了桌子和椅子,开辟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我偶尔到学校听听课,但大部分时间是按照各科老师的要求,主攻复习资料。
开始一段时间的气温是适宜的。但随着盛夏的来临,逐渐酷暑难耐。那时没有任何散热、降温的电器,包括电扇。更难熬的是,没有纱门纱窗,夜晚的蚊虫异常猖獗,蚊香基本不起作用。为了散热,白天尚可赤膊上阵。但到了晚上,不得不穿长裤长褂以防蚊,双腿泡在没膝深的水桶里以降温。
为了灭蚊驱蚊,每天刚刚天黑,我用农用喷雾器在房间里喷洒“敌敌畏”(一种农药)。每次喷完之后,门窗紧闭一二十分钟,屋内的蚊子全部被毒死,再打开门窗通风。由于“敌敌畏”的气味只能慢慢散尽,两三个小时之内屋外的蚊子不敢进来。等到进来的蚊子多了,就只好躲进蚊帐里。
从6月5日正式脱产到7月20日走进考场,每天除了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三餐饭,我几乎没离开过那个房间。那一个半月,我没理过发,离家一里多路也很少回家。母亲见我消瘦了许多,心疼不已,问我:“瘦得这很,是不是冇吃饱啊?”
在我复习备考期间,湖北日报咸宁记者站的老李、老刘先后给我写信,鼓励我尽最大努力。6月上旬,老汪到鄂城县采访,8日特地来到杨林湖中学,在学校的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聊了很久。我很感激他们,唯有加倍努力作为回报。
好不容易熬过了45天。7月20日,我作为全国610万高考大军的一员,走进考场。这次参加高考的体验与上次大不相同,期望金榜题名,故有些紧张。由于复习比较扎实,准备比较充分,考场发挥基本正常。
我报考的是文科,1978年湖北高考文科录取分数线为300分,我的总分310分。此前,包括“文革”前,高考分数是被列入保密信息的,考生本人及其所在中学均不知情。1978年按照指示,首次公布高考分数。
我很想成为大哥的校友,因此第一志愿为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但未达到该校的录取线。第二志愿是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政治系,有幸被录取。当年底,该校更名为黄石师范学院。我们毕业后,又有过两次更名,即湖北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大学。
1978年我们公社机关参加高考的五个年轻人,只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在这五人里,我的智商也许不是最高的,文化课基础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我肯定是最用功的,正所谓“天道酬勤”。当我手捧录取通知书时,想起初考失败时的心有不甘、偷偷复习时的提心吊胆、最后冲刺时的浴汗奋战,大有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无限感慨!
在我参加高考之后不久,三弟参加了中考,也顺利过线,被湖北省咸宁地区(今咸宁市)卫生学校检验专业录取。年近八旬的外祖父说:“果子(三弟的小名)种了五年庄稼,还能考取学校,真是巧事!”
那两年的高考录取率很低,分别为4.9%、6.6%,创下中国高考史上的最低录取率。中考录取率也不高,那时能够考上中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 一家考取三个大学生”(实际是两个本科生一个中专生),在我的家乡曾经为人们津津乐道。到了八十年代,从我们家三间土砖瓦房里,又走出两个大学生。
2016年父亲九十大寿,七兄妹与父母的最后一次合影。后排:大哥(中)作者(右二)三弟(左二)
(四)
1978年,我们家一下少了三个壮劳力,经济来源减了一半。因此,“一家考取三个”,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喜忧参半。
大哥是1971年成家的。之后不久,父母为他盖了三间土砖房,让他们单独过日子。他考上大学时,已有两个孩子,大的不满五岁,小的才三岁多。入学前夕又添一子,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双喜临门,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更为他一家人今后的生活担忧。
那时的大学、中专免收学杂费,师范生还免收伙食费。大学四年,大哥不仅没用家里一分钱,还得从伙食费、助学金里挤出回家的路费,以及用来买牙膏牙刷书籍的零花钱。每到寒暑假,他就回到生产队里赚工分。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分田到户”)以后,他家有十几亩田地。每逢假期,大哥便是家里的主劳力。
我和三弟考取大学、中专时,大姐早已成家,四弟五弟还在读中小学。我也是师范生,跟大哥一样,大学四年没要家里资助;三弟读的是卫校,则需要家里负担生活费。七口之家,四个上学,仅靠父母和妹妹挣工分,日子过得很艰难。
妹妹比三弟小四岁,于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来听母亲说,我和三弟考取以后,母亲曾经劝她参加考试,考不起大学考个中专也好。妹妹当时就哭了,对母亲说,我要是真的考出去了,哪个赚工分呢?那时,不满20岁的初、高中生都可以报考中专。妹妹高中毕业不久,如果参加中考,应该可以过线。但是,为了减轻父母和嫂子肩上的担子,为了让三个哥哥顺利完成学业,妹妹放弃了“跳农门”的机会,成为了大家庭里的主劳力。
分田到户以后,父母这边也有十几亩田地,加上大哥那边,总共30亩左右,全靠父母、嫂子和妹妹耕种。同时,还要照顾大哥的三个孩子,以及大姐的双胞胎。
那些年,如果说带孩子最累的是母亲,那么干农活最苦的是妹妹。单说插秧这项农活。大约30亩田地,一半是水田,妹妹插秧最多。插了早稻插中稻,再插一季晚,收割了早稻又插晚稻,之间的间隔时间都不长。加上田间除草施肥打农药,脚手长期泡在水里,手指间脚趾间都溃烂了。由于长期弯腰插秧,面朝黄土背朝天,颈椎腰椎难免受损。后来,出现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都与此有关。
在我大学毕业40周年之际,回忆起参加高考的这段经历,无比庆幸我们赶上了一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好时代,无比庆幸我们三兄弟生在了一个勤善和美、同舟共济的好家庭!40多年过去了,虽盛年不再,然青春无悔!
作者:龚炳南
来源:新三届
(侵权联系删除)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