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炳南
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总会想起参加高考的那段经历。岁月无痕，沧桑有迹，蓦然回首，竟已年近古稀！
（一）
1977年恢复高考中考，是10月21日由全国各大媒体公布的。考大学，考中专，我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过！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家有三人参加了高考中考。
大哥是1965年进高中的。由于“文革”，高中读了不到一半，但文化课基础比我扎实。加上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并在高中代过课，他最有希望考上大学。
我进初中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初中、三个学校；然后读了两年高中，于1973年1月毕业。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化课都学得差。所幸的是，“文革”前是全县唯一的高中 —— 原鄂城高中的教师有不少调到我们学校，使我们的高中两年比其它多数学校都学得扎实一些。
大哥是1969年的下乡知青。之后不久，我们姐弟妹6人随父母下放到大哥所在的生产队。我高中毕业后，当过一年农民，随后成为公社通讯报道员，时称“土记者”。由于工作需要，文化知识的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这有利于后来参加高考。
三弟只读了初中。那时初升高是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和组）推荐的。他们说我家已经有两个高中生，不能再有第三个，使三弟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这让父母有些难过。在那缺衣少食、“读书无用”的年代里，父母总是竭尽全力让我们上学读书。对于三弟失学，父母也无可奈何。三弟1973年7月初中毕业，到1977年参加中考时，已经当了四年半农民，他考取的难度最大。
刚好在那一年，我们家准备拆旧房盖新房。建房材料主要是土砖、木材、油毡和红瓦。土砖是在农田里经过碾压、切割而成。得知恢复高考中考的消息时，土砖已经切好，码放在农田里风干。最耗时间的，就是将土砖用牛车（牛拉车）运回家里，往返一趟三里多路。我和三弟商量，大哥考大学的机会可能就这一次了，让他全力复习备考，运砖的事不用他操心。
那年我们公社机关有两人报考，公社党委对于我们备考很支持。从11月8日开始，让我们脱产复习，一直到12月6日走进考场。生产队也给了三弟他们几个报考的孩子十几天停工复习。我和三弟利用这一段时间，白天复习和休息，晚上跟父亲一起运砖到凌晨。到11月底，所有建房材料都已备齐，计划在高考中考结束后着手盖新房。
1977年12月6日开始，我们三兄弟参加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中考。我和三弟自知准备不足，难免落榜，因此在考场上并不感到紧张。这次考试只有大哥如愿以偿，被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数学系录取。我们家终于有了大学生！
我家老屋，建于1977年底。这张照片摄于2017年初，这是我为它最后一次拍照。不久由于征地被拆除，甚为遗憾
（二）
首次高考落榜，虽在预料之中，却也心有不甘。恢复高考之前，我的高中同学少数被推荐上了大学，大多都还在农村。1977年少量同学参加了高考，录取了两人，我希望自己成为第三人。
1978年元旦刚过，我就着手复习。当时高中毕业刚满5年，已是鄂城县东沟公社（今鄂州市东沟镇）机关的工分加补贴干部，俗称“亦工亦农干部”。那时，农村户口的青年转为“国家干部”，都是农村户口不变，月薪36元拿回家全部交给生产队记工分。日常生活开支，则来自生活补贴和下乡补助。
那一年，我与公社“二把手”朱书记一起住队蹲点。70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而“跳农门”则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我自1970年随父母下放，就从未想过在农村呆一辈子。特别是1976年年初开始，被湖北日报咸宁记者站借用一年多，使我更难安于现状。但我不愿落下不安心农村的名声，于是一面偷偷复习备考，一面尽职尽责蹲点。
从公社机关到蹲点的生产队，相距十几里，我当时主要就往返于这“两点一线”。在公社机关，单身宿舍十分自在，我一有空就闭门读书。为防“不速之客”，总是半开着一个抽屉，桌面放着一本打开的《红旗》杂志。若有人敲门，就赶紧把复习资料关进抽屉，摆好《红旗》，再去开门，跟做贼似的。
然而，能够如此做“贼”的机会并不多。按照规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必须达到“一二三”，即县、公社、大队干部每人每年分别完成100、200、300个劳动日（白天8小时或晚上6小时计一个劳动日）。那时的干部可不敢做假，劳动日期、事项和工时，都是由生产队长记在自己的工分簿上。一年为了记满200天，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队。无论晴天雨天风雪天，一般都在田里地里会场里。农忙季节经常开夜工，为的是多记几个劳动日。好在朱书记工作忙，经常不在点上，我能忙中偷闲看看书。
俗话说，“前半生睡不醒，后半生睡不着”，我那时不满24岁，正是“睡不醒”的年龄。加上白天累了，一到晚上就犯困。为了减少无效劳动，也为了不让朱书记撞见复习备考，我尽量早睡早起。没有闹钟，容易一觉睡到天亮，我就睡前多喝水，凌晨两三点钟非憋醒不可，然后复习两三个小时再睡一会，天大亮就得出早工了。
大约在5月上中旬，公社机关复习备考的增加到了五人。“同盟军”多了，我的复习才由“地下”转入“地上”。到了6月初，公社党委决定让我们几个报考的脱产复习。我这才如释重负，竭尽全力最后一博。
1978年4月记事。从1976年开始，64开本农家历每年一册，用于记事
（三）
偷偷复习的经历，使我对脱产复习倍加珍惜。
我的高中两年是在鄂城县杨林湖中学度过的。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杨林湖农业中学，有几十亩田地，公社农科所就设在这里。我在农科所借了一间空房，打扫干净，摆了床铺，挂了蚊帐，备了桌子和椅子，开辟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我偶尔到学校听听课，但大部分时间是按照各科老师的要求，主攻复习资料。
开始一段时间的气温是适宜的。但随着盛夏的来临，逐渐酷暑难耐。那时没有任何散热、降温的电器，包括电扇。更难熬的是，没有纱门纱窗，夜晚的蚊虫异常猖獗，蚊香基本不起作用。为了散热，白天尚可赤膊上阵。但到了晚上，不得不穿长裤长褂以防蚊，双腿泡在没膝深的水桶里以降温。
为了灭蚊驱蚊，每天刚刚天黑，我用农用喷雾器在房间里喷洒“敌敌畏”（一种农药）。每次喷完之后，门窗紧闭一二十分钟，屋内的蚊子全部被毒死，再打开门窗通风。由于“敌敌畏”的气味只能慢慢散尽，两三个小时之内屋外的蚊子不敢进来。等到进来的蚊子多了，就只好躲进蚊帐里。
从6月5日正式脱产到7月20日走进考场，每天除了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三餐饭，我几乎没离开过那个房间。那一个半月，我没理过发，离家一里多路也很少回家。母亲见我消瘦了许多，心疼不已，问我：“瘦得这很，是不是冇吃饱啊？”
在我复习备考期间，湖北日报咸宁记者站的老李、老刘先后给我写信，鼓励我尽最大努力。6月上旬，老汪到鄂城县采访，8日特地来到杨林湖中学，在学校的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聊了很久。我很感激他们，唯有加倍努力作为回报。
好不容易熬过了45天。7月20日，我作为全国610万高考大军的一员，走进考场。这次参加高考的体验与上次大不相同，期望金榜题名，故有些紧张。由于复习比较扎实，准备比较充分，考场发挥基本正常。
我报考的是文科，1978年湖北高考文科录取分数线为300分，我的总分310分。此前，包括“文革”前，高考分数是被列入保密信息的，考生本人及其所在中学均不知情。1978年按照指示，首次公布高考分数。
我很想成为大哥的校友，因此第一志愿为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但未达到该校的录取线。第二志愿是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政治系，有幸被录取。当年底，该校更名为黄石师范学院。我们毕业后，又有过两次更名，即湖北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大学。
1978年我们公社机关参加高考的五个年轻人，只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在这五人里，我的智商也许不是最高的，文化课基础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我肯定是最用功的，正所谓“天道酬勤”。当我手捧录取通知书时，想起初考失败时的心有不甘、偷偷复习时的提心吊胆、最后冲刺时的浴汗奋战，大有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无限感慨！
在我参加高考之后不久，三弟参加了中考，也顺利过线，被湖北省咸宁地区（今咸宁市）卫生学校检验专业录取。年近八旬的外祖父说：“果子（三弟的小名）种了五年庄稼，还能考取学校，真是巧事！”
那两年的高考录取率很低，分别为4.9％、6.6％，创下中国高考史上的最低录取率。中考录取率也不高，那时能够考上中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 一家考取三个大学生”（实际是两个本科生一个中专生），在我的家乡曾经为人们津津乐道。到了八十年代，从我们家三间土砖瓦房里，又走出两个大学生。
2016年父亲九十大寿，七兄妹与父母的最后一次合影。后排：大哥（中）作者（右二）三弟（左二）
（四）
1978年，我们家一下少了三个壮劳力，经济来源减了一半。因此，“一家考取三个”，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喜忧参半。
大哥是1971年成家的。之后不久，父母为他盖了三间土砖房，让他们单独过日子。他考上大学时，已有两个孩子，大的不满五岁，小的才三岁多。入学前夕又添一子，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双喜临门，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更为他一家人今后的生活担忧。
那时的大学、中专免收学杂费，师范生还免收伙食费。大学四年，大哥不仅没用家里一分钱，还得从伙食费、助学金里挤出回家的路费，以及用来买牙膏牙刷书籍的零花钱。每到寒暑假，他就回到生产队里赚工分。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分田到户”）以后，他家有十几亩田地。每逢假期，大哥便是家里的主劳力。
我和三弟考取大学、中专时，大姐早已成家，四弟五弟还在读中小学。我也是师范生，跟大哥一样，大学四年没要家里资助；三弟读的是卫校，则需要家里负担生活费。七口之家，四个上学，仅靠父母和妹妹挣工分，日子过得很艰难。
妹妹比三弟小四岁，于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来听母亲说，我和三弟考取以后，母亲曾经劝她参加考试，考不起大学考个中专也好。妹妹当时就哭了，对母亲说，我要是真的考出去了，哪个赚工分呢？那时，不满20岁的初、高中生都可以报考中专。妹妹高中毕业不久，如果参加中考，应该可以过线。但是，为了减轻父母和嫂子肩上的担子，为了让三个哥哥顺利完成学业，妹妹放弃了“跳农门”的机会，成为了大家庭里的主劳力。
分田到户以后，父母这边也有十几亩田地，加上大哥那边，总共30亩左右，全靠父母、嫂子和妹妹耕种。同时，还要照顾大哥的三个孩子，以及大姐的双胞胎。
那些年，如果说带孩子最累的是母亲，那么干农活最苦的是妹妹。单说插秧这项农活。大约30亩田地，一半是水田，妹妹插秧最多。插了早稻插中稻，再插一季晚，收割了早稻又插晚稻，之间的间隔时间都不长。加上田间除草施肥打农药，脚手长期泡在水里，手指间脚趾间都溃烂了。由于长期弯腰插秧，面朝黄土背朝天，颈椎腰椎难免受损。后来，出现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都与此有关。
在我大学毕业40周年之际，回忆起参加高考的这段经历，无比庆幸我们赶上了一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好时代，无比庆幸我们三兄弟生在了一个勤善和美、同舟共济的好家庭！40多年过去了，虽盛年不再，然青春无悔！
作者：龚炳南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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