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胡 庆 春
图 片：选自网络
一，回忆参加1958年高考那些事
1958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我们分科三类：一类理工，二类医农林，三类文史地。高考考场均设在高校，我们三类文科考场设在南京师院。开考前一天下午我们班报考文科的同学相约去看考场，从母校二中出发，经三牌楼，过模范马路，穿西流弯，到山西路，拐江苏路，跨北京西路，上宁海路，就到了南京师院。
大门高大宽，进门是又宽又整洁的大道，不远处就是青青而又平整的草坪，若在平时，我肯定会去坐坐，高兴了还会去打个滚。再抬头看，都是仿古的四角翘起的教学楼，不知从何处还飘来了悠扬的琴声。我们急着要看考场，无暇顾及其他。
到了考场，只能围着转一圈，透过窗户，看到的是大学里常见的阶梯教室，没有桌子，只有椅子整齐地隔开放在台阶上。我们傻了眼：没有桌子怎么考试啊？不放心，我们又转了一圈，还是只见椅子没见桌子，我们的心凉了半截，刚才的高兴劲头一扫而光！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宿舍。
晚上就光想着明天怎么考试了，睡不着！眯了一会儿就醒了，反正睡不着，就看书复习吧，又老走神。就这样乱七八糟地挨到天亮，用自来水洗洗脸，冲冲头，让脑子清醒清醒。待到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学校门口，等到齐了再一起按昨天的路线奔向南京师院。
在山西路上，我们在一家早点店吃了早点，我喜欢烧饼夹油条，一碗豆浆，吃完后抹一下嘴就直奔南京师院而去。到了，进大门，奔考场，掏准考证，进考场。我愣住了：就一张椅子，椅子右边有一条扶手，扶手最前面就一块书本大小的木板支在椅子右腿上，这就是我们考试桌子！连准考证都没有地方放，只好放在椅前写有准考证号码的地上，或揣在衬衫口袋里。
文具盒，墨水瓶也没地方放，就只好放在椅下；那常用的橡皮，尺子也将就着揣在衬衫口袋里吧。我忙好了上面的一切，坐着等发试卷，我想来想去，等会儿，试卷发下来往哪儿搁？书本大小的木板肯定放不下！我怎么写字答题？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十二年都是趴在桌上写字的，现在没有地方趴了，怎么写啊？悬臂写吗？我只是在小学学写毛笔字时悬过臂，现在还真没有悬臂写过钢笔字！
正在疑惑间，语文卷子发下来了，一大张，监考老师也没有地方放，就直接发到考生手上。有人只好放在腿上折叠起来，正好可以放在写字板上了，便抢时间答题了。我怕折叠弄坏弄皱卷子，就按试题顺序，把左边试卷用左手按着放在写字板上，其他部分试卷只好挂拖在右手臂下，就悬着手臂答题了。
悬臂写字，既别扭，又慢，还写得歪歪扭扭，真难过。写错了，还得从口袋里摸出橡皮，擦都不容易，还得左手按住卷子，用嘴咬住笔，腾出右手拿住橡皮擦，擦完再从嘴里拿下笔，继续答题，简直是活受罪。试卷挂着，我左右的考生眼睛视力好的都能看到，监考老师要我卷起来。我正气不打一处来，回曰：“放在哪儿卷？地上啊？”监考老师噎住了，没有回答出来。那年的作文题是“······生活”，我的作文还没有写完，铃声就响了，试卷就被监考老师强行从我手上收走了，唯一声叹息！
出了考场，一片埋怨声：这鬼椅子怎么写字？有一个女生突然大哭了起来，说她因折叠了试卷而翻漏了两页没有答，她的同学安慰也没用，她的哭声淹没了那所大学特有的悠扬的琴声。全部科目考完，埋怨声一片离开了考场，离开了那伤心地。虽然当年我还是考上了大学，但那年的高考场景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回忆！
后来 ，高考考场设在了中学，两个人坐的课桌只给考生一人独坐，准考证，文具盒什么的都可放在桌面上，那么宽敞舒服，我真羡慕他们。后来我参观了南京江南贡院，那些秀才们有那么宽厚的木板可趴伏在上面奋笔直书。我当然会忆起1958年我们在南京师院的那场高考，当可载入史册。
二，回忆服务高考那些事
二十多年后，我没有想到，我还会第二次，乃至多次踏进南京师院。1982年高考，我在县中文科第一考场监考，结束后就接到县教育局给我开的介绍信——参加省高考语文阅卷，地点，南京师院。万万没有想到，就这样我能第二次踏进我曾经参加过的高考地，旧地重游，当然感慨万千。
我曾被抽调参加过1977年的高考阅卷，那年是地区组织，我们语文阅卷在金坛县。我出身农村寒门，又在农村中学教了17年书。经过文革，深知农民子弟、知识青年，里面甚至还有那些被文革耽误了十年之久的大龄而又有了孩子的知青报考大学不易，他们不易，不易啊，他们！所以，我在阅卷前就给自己写下了八字誓言：“考生不易，我当认真”。
1978年我也是带着这八字誓言参加了省高考阅卷，那年在南京理工学院。后来的1982年，我还是带着这八字誓言来到了南京师范学院。报到后，我分在作文大组，并任一个三人小组的组长。我们先学习作文评分标准，思想内容15分，分四类；文字写作25分，分五类。（一类卷得分最高，五类卷为不及格），然后讨论，试批。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交代一下评分标准里强调了错别字和病句。错别字要圈出来（重复的不算），六个错别字降一等级；病句要划出来，三条病句也降一等级。最后正式分小组批阅。我组两位老师各自一本试卷，阅后各自在试卷背后打分，传到我手上，我批阅后先判类打分，再翻看那两位老师的评分，他俩分类分数相差不大，我则折中，取平均分，我对卷面整洁而硬笔书法有体的还加了分。
就这样由我把这分数正式写在作文得分栏里（高考是得分制而非减分制），并签名。这就是该生作文的正式得分！如果前面两位老师评分相差大，而我阅后打的分和哪个老师相近，就取那位老师打的分。若分类差别大，分数差也大，我能和他们协商解决的，就在小组解决；不能解决，就上交大组讨论解决。一言以蔽之，一篇作文至少要经过三位老师的评阅后才能得分。
阅卷期间，招待，服务，伙食都不错，还安排了我的住宿，因为那时我还在农村中学工作。我告诉他们，我的家就在南京，不需要住宿浪费，于是他们又特别在中午安排我和南京的老师一样到旅馆（又好像是招待所吧）休息。
1992年高考，我已调南京，我在南师附中送考时接到学校教导处通知，要我去南京师院报到，参加省高考阅卷。于是我又一次来到我熟悉的高考地。报到时被告知，我是第二大组副组长，正组长是四中的许老师。那年，省语文阅卷南京师院点共分四个大组，也就是说，每组要完成全省四分之一的语文阅卷任务。许老师和我协商分工，他负责作文部分阅卷的审阅，我负责语文知识方面阅卷的审阅。
我从未干过这工作，就请教许老师，他告诉我，开头苦一点，就是把每个小组批阅完成的第一本试卷逐题审阅，因为是定人定题批阅，这样就基本掌握了每位老师的批阅水平，后面抽查时就重点关注水平差些的老师所批阅的试题；另外还要检查第一张试卷，评卷老师有没有签全名，因为有要求：第一张试卷要签全名，后面则可以签姓。
选择题有标准答案，A就是A,B就是B,好审阅，难就难在简答题和文言翻译题，虽有标准答案，但各考生的表述不一定相同，就看阅卷老师的水平了。考生的表述和标准答案基本相同的就得分,特别是文言的意译。他要我把重点就放在这两类答题上。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就按许老师的意见办，无非就是自己辛苦点了。“考生不易，我当认真”八字誓言又响在我的耳边。
副组长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领交试卷。我要提前早到，去有警察值班的考务室签名核对领试卷，在阅卷老师们按时到来后，就能把试卷分发到他们手上；考试结束，他们走了，我还要把试卷收齐排好序交到考务室，经核实无误签名后方可离开。就这样，我们四大组都按时完成了任务。总结工作都是阅卷点几个负责人和留下来的四大组长的事。
至于试卷结分，据说都由专门学财会的人来计算，每组四人，一人唱分，一人监督，两人打算盘，结果相同者即把得分写在卷头得分处；结果不同者，再重来，直到相同。而我们一般的阅卷老师都领到了劳务费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我推着自行车，特地绕道那遮光避雨的长廊，欣赏长廊两边的树木花草，微风吹来，浑身舒服至极；顺着长廊推行至草坪，那青青的平整的草坪又让我生发出许多遐想，要不是夏天热，我真会去坐坐，打个滚；转到仿古的四角翘起的大楼下，又听到了那悠扬的琴声，那令人陶醉的琴声，随着那缓缓落下的夕阳飘向远方······。
【作者简介】胡庆春，江苏句容人，1938年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专修科毕业，扬州市文联会员。曾在句容农村中学任教24年，1984年调南京，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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