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的一些打工者为省钱而住在热力井下，事件报道后市政部门封住了井盖，但除王秀青在他人帮助下找到稳定工作外，其他人却去向不明，进而引发社会热议。诚然，基于安全封盖无可厚非，但政府究竟如何对待城市边缘群体的公共命题，并未随封盖而获得解答。
其实，这些人集中居住的井下区域实际就是一种城市贫民区。而目前中国城市贫民区的形成源自旧城区的凋零，及大量农村或乡镇居民涌入大城市，因为虽然按城市标准，贫民区生活条件恶劣，但其收入远高于在家乡务农，而吸引了比较敢于冒险和追求经济利益的农村居民；而必须正视的是这些农民工的涌入满足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对城市具有正向效益。
当然，经济因素并非唯一考虑，贫民区也可能带有脏乱差、犯罪率偏高、易引发疫病等特点。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贫民区可能构成“贫困陷阱”：贫民无力购买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受肮脏卫生状况影响健康不佳，从而始终处于生活压力大、收入低的状态。不过，也有研究表明，住在贫民区有可能是城市新移民的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可以形成有特色的自治社区，并通过“涓滴效应”获益于城市的繁荣，甚至可能“贫民进去，中产出来”。这两种理论可能都在一定角度上成立，所以政府的角色最好是能帮助贫民突破“陷阱”，并把积极因素发挥出来。
现在中国大城市没有公开的贫民集中区。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集体土地交易受限，在城市处处碰壁的农民工还有最后的容身之处，这使得其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差，但农村有物业和农村户籍特征使其具有高流动性，无法在城市长期立足；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的严厉控制和打压使显性的城市贫民区难以稳态发展，如目前城市管理者干预贫民区的主要动机往往不是提供救助，而是追求“市容”等政绩，以应对上级的考核，因而常采取强行拆迁、驱离等行为。对城市流浪者设置的救助站往往涉及对其人身的限制，还可能将其强制送回原籍，都导致流浪者退避三舍。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曾讽刺说，流浪汉“在路边有流浪罪，离开路边有闯入罪”，惟妙惟肖地点出了城市贫民左右为难的尴尬。
事实上，城市贫民区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衍生现象，基于市容市貌的打压只会使其由明转暗，而不会使其消失。因此，政府需细化职能和治理方式，加快户籍改革等，以人为主的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即政府应以居民居住地为其提供基本生存诉求的公共服务，以使其享有免于饥寒的自由，及尊严伤害，为其提供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帮助贫民突破“贫困陷阱”；同时，积极发展NGO等社会自治组织，提高社会自治自律能力，让贫民得到多层次的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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