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科学的历史上，到处都是科学家在一项研究上成功，而在另一项研究上失败的例子。”
文 / 刘洋
8月24日，钱永健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走出家门。不过这次，他没再回来。
噩耗传来已是一周之后。同他获得诺贝尔奖时一样，钱永健的离世在中国引发的影响超过了美国。他所在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布了简短的讣告，但中国几乎所有媒体都宣布了他离世的消息，并简要介绍了他的一生，其中重点当然是他和钱学森的关系——叔侄相称但几乎终生未能谋面，还有他诺贝尔奖华人得主的身份。
他从超市买的鱼仍然游在家中的鱼缸里。在被修改了部分基因之后，这些鱼散发着不同颜色的荧光，向世界上的每个人展示着钱永健的工作。
钱永健属于那个从北宋开始就声名在外的“杭州钱家”。自清末开始，这个家族就不断诞生可以影响中国社会的大家，钱穆、钱复、钱伟长、钱正英、钱三强、钱学森、钱学榘和更晚的钱永健三兄弟都是这个大家族的代表人物。
因为家道中落，钱永健的父亲钱学榘自少年开始就一直在钱学森父亲钱钧夫的资助下读书，他和钱学森年龄相近、兴趣相投，又都十分聪明。后来，两人一同考入国立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机械，又分别在1934年和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资格，学的都是当时最前沿的航天航空学。后来，钱学榘成了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钱学森则在辗转回国后，从零开始领导“两弹一星”事业大获成功。
作为钱学榘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1952年的钱永健远没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么好的身体。因为哮喘，他小时候只能待在家里，尽量避免一切耗费体力的劳动和活动。
钱学榘怕他寂寞，就给他买了一套化学实验仪器，让他可以在地下室做喜欢的实验。结果，这些能够带来奇妙色彩变化的实验完全迷住了年少的钱永健，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2008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之后，钱永健在斯德哥尔摩一家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还回忆起小时候那些震撼到自己的实验。他尤其提到，把硫酸铜溶液滴入硅酸钠溶液后出现的能发光的紫红色，和把氢氧化钠溶液与高锰酸钾溶液混合后出现的美丽深紫色，“如果再把这种深紫色溶液流过一个纸做的圆锥形漏斗，溶液颜色又会变成漂亮的绿色，因为植物纤维具有还原作用”，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观众：“正是这两个实验使我早年和此后一生钟情于美丽的颜色。”
在因为没操作好自制炸弹而毁掉了家中地下室的乒乓球桌后不久，16岁时的钱永健就获得了人生第一个重要奖项，那也是美国给予高中学生完成科研项目的最高奖：西屋科学天才奖。当时，他研究的是金属如何与硫氰酸盐结合，这个奖项还帮助他顺利进入哈佛大学。
同很多第二代华人一样，钱永健一心想干点不同的事情出来。但因为“父母期许的正统专业已被兄长们占尽”，他只能选择有机化学。在哈佛大学，钱永健对呆板的课程设置颇为不满，所以上了不少钢琴课。就算这样，他还是在20岁时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和化学学士。
拿到全美最难奖学金到剑桥大学后，他也没有“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又把研究重心从化学转到分子生物学，之后又转到海洋学，“我总有一些关于在蓝色大海上航行的梦想，但我的工作和这个美梦无关。而且最后，我终于明白，我根本不关心这些问题。”
后来，他又从海洋学转到生理学，并获得这个学科的博士学位。当时，他的研究领域是人脑，钱永健认为人脑就像织布机，“它需要更为熟练、更为精细、更有创造性的方法把碎片拼织起来。”但在陶醉过一把之后，他同样没有继续这个研究，而是“回归”化学。
结果，他在1980年就发明了检测钙离子浓度的染色分子，之后的科学家因此不必再用高超的技术将水母素注射到细胞中去，也能跟踪钙离子的流动并分析其浓度，这个成就让钱永健在化学界声名鹊起。也是在这时，他注意到了水母素的发现者——日本科学家下村修。
诺贝尔奖在20世纪错过了太多伟大的科学家。
2008年，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和蒙塔尼“因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奖，人类逆转录病毒研究的真正先驱盖洛却被忽略；2014年，三位日本科学家因为发明蓝色发光二极管获奖，但发光二极管的真正发明者赫伦亚克没能获得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青睐；当然还有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她在全球率先获得了DNA晶体衍射图片，但当沃森和克里克根据她的图片推出DNA双螺旋结构并获奖时，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甚至只字未提富兰克林的贡献。
如果没有钱永健，下村修极有可能成为又一个被遗忘的伟大科学家。在中国国内，以学识渊博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也是在2006年之后才向学生介绍下村修的工作。在2008年的一篇个人博客中，他还专诚为此向曾经的学生表达了歉意。
相比钱永健，下村修的经历太坎坷。16岁时，他在长崎附近的一家工厂兼职，结果原子弹的冲击波让他失明了好久。如果不是他的奶奶看到他一身“黑雨（放射性灰尘）”而催着他去洗澡，辐射性疾病可能在他开始科学生涯之前就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妻子就是如此。
从1961年到1974年，下村修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兰克·约翰逊捕捞了上百万只水母，他们从伞盖边缘提取到了一种被称为水母素的发光物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发光物质是一种绿色荧光蛋白，这种荧光蛋白能“夺取”蓝色荧光蛋白释放的能量，把蓝光变成绿光。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发现。以前，人们熟悉的生物，例如萤火虫或者水母发出的荧光，都是通过“荧光素”这一“底物”分子，在荧·光酶的催化作用下发生氧化反应实现的。但是绿色荧光蛋白与这些都不同，它不需要底物，只是依靠蛋白质本身和氧气的参与就可以发光。
不过，下村修没能找到继续这个研究的价值，他觉得这个实验的价值已经被自己所在的团队开采完毕。在接受日本共同社的采访时，下村修略带遗憾地说，对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理由是这种能释放美丽绿光的蛋白当然不可思议，但也确实“没啥用处”。
中断这个研究是下村修一生的遗憾。他33岁就已经做出重要发现，46岁时就完成了全部关键实验。对于诺奖而言，这原本是一个非常黄金的节点——绝大多数诺奖得主都在45岁左右完成人生最重要的工作，下村修有足够时间搭建一个完整的生命科学工具。
因为错过这些，下村修到80岁时仍然默默无闻。他在漫长科学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没有个人实验室，一直没有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更没有申请足够多的专利来获得可观的收入。约翰逊去世之后，他还被顺带着要求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境况一度凄凉。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只获得过几个很小的奖项。此外，他每年都会在伍兹霍海洋生物站的会议室里重复60年代创下的辉煌，但已无人关注。
在美国，下村修的知名度甚至不如儿子下村努。上世纪90年代，下村努协助美国联邦调查局抓住了一个有名的黑客，这让他在美国声名大噪。1995年，他又和相熟的记者以此为基础合写了一本畅销书《Takedown（骇客追缉令）》，这本书后来还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
在这个领域，下村修不是惟一一个人生境遇令人唏嘘的科学家。1992年，在下村修工作的基础上，普瑞泽原本已经测出了绿色荧光蛋白的基因。但当他据此申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评审们说从没有过蛋白质发光的先例，这个蛋白质就算被找到也没什么实际价值。一气之下，普瑞泽离开学术界，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空军基地找了份工作。后来，他几经辗转竟然变成了巴士司机，时薪还不到10美元。幸运的是，在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穷困潦倒之后，他才重新回到了科学界，当时选择接纳他的正是钱永健。
钱永健因此是最幸运的人。他年轻，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成名的钱永健有足够的时间等待科学界的认可；他聪明，对化学的深刻理解让他在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能力无人能及；他是当代科学界最受欢迎的演说家，演讲再长也很少让人昏昏欲睡；他也足够幸运，当他向前辈们索要实验样本时，几乎总能第一时间获得前辈们的支持；在钱永健的科研生涯中，他惟一的挑战也许就是其第一篇荧光蛋白论文差点被《科学》拒收，但这本杂志的拒稿率超过90%，而且在听说《自然》子刊准备接收这篇文章后，《科学》马上就同意刊发了。
为了显示这一研究的意义，当时的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海涅在宣布获奖名单时，特意拿了一个装有大肠杆菌的试管。因为用绿色荧光蛋白进行了标识，这些大肠杆菌在紫外线照射下散发着绿色荧光，海涅说：“这种级别的发现能让科学家的心跳比平时快三倍。”
钱永健的人生处在一个现代科学社会迅速膨胀的时代。上世纪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获成功后，现代科学研究才初具规模，然而那时它仍是少数人的消遣，全体科学家人数不过只有几十万。但此后，这个队伍不断膨胀，活跃的科研人员目前就有接近1000万人。
竞争导致了一个奇怪局面的出现。一方面，科学界很早就意识到了标记细胞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科学家才能在紧密排列的细胞群中研究部分细胞的变化，这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又忽略了荧光蛋白的价值，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钱永健也说：“这些水母拥有绿色荧光蛋白已有数百万年，却没有人发现，让我们向水母致敬。”
在那前后的十多年时间中，钱永健围绕绿色发光蛋白高效开展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工作。
他确定了氧气是荧光蛋白发光的惟一辅助因素。由于氧气无处不在，他们进一步推断出这个基因可以在任何有机生物的细胞中获得表达。随后，他的团队先后制作了6000种突变点相同的基因模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光谱，该领域一半以上的专利也都被他收入囊中。
1992年以前，关于绿色荧光蛋白的科研文章寥寥无几。但现在，每年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上的与绿色荧光蛋白或荧光蛋白相关的科研文章都超过了10000篇。其中，钱永健的文章被引用极多，以至于很多科学家都一度认为他才是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者。
钱永健长期的合作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家显微成像与研究中心的主任马克·爱利斯门说，钱永健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脑，不仅因为他能够深入思考如何填补已知科学领域的空白，更因为他知道如何发现新问题。他挖掘得很深，理解又快，还擅长把问题统一起来看，发现新的研究工具，帮助其他科学家挖掘其他新问题。”
钱永健比别人看得更远，也想得更多，他希望能通过这些色彩识别出癌细胞。这样一来，外科医生就能更好地切除病灶处的肿瘤。多年来，他一直对癌症耿耿于怀，“我的父亲得了胰腺癌，诊断出来6个月后，他就离开了我们。”钱永健非常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攻克癌症、动脉粥样硬化和中风，或者至少为最终战胜这些疾病找到方向、奠定基础。
他对这个工作充满渴望，但也坦言自己可能一无所成，这一点，在他前几年轻微中风之后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作为一个正在研究这种疾病的科学家，钱永健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过去几年，他一直坚持锻炼，还跑完了几次半程马拉松，每天拎着自行车头盔进入实验室甚至成了他的标志。但在展望这项伟大计划的未来时，钱永健还是不无感慨地说道：“其实，在科学的历史上，到处都是科学家在一项研究上成功，而在另一项研究上失败的例子。”
1962年
下村修首次发现“绿色蛋白质”
1969年
哈斯廷和莫林再次发现了“绿色蛋白质”并将其命名为绿色荧光蛋白
1991年
普瑞泽成功分离出绿色荧光蛋白基因
1993年
查尔菲实现了绿色荧光蛋白的异体表达
1994年
钱永健获得了稳定性更好、亮度更高以及可以发出青色荧光的绿色荧光蛋白基因
1996年
钱永健成功开发出了黄色荧光蛋白
2002年
钱永健团队又开发出更适合标识的红色荧光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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