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什么实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
“苛捐杂税”自古以来便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到明代时，全国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了。历代的皇亲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定自己的政权，对税收一直是在不断地进行修订变革的。而且由于行政性收费实质上也是税收的一种补充，却因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督，乱收费、滥收费便相伴而生，往往遍及全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痼疾。
它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是：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国家财力分散，扰乱分配秩序，终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削弱中央集权，助长地方势力膨胀。唐代中叶以后，各地军政合一的藩镇群雄并起，不仅大量截留中央赋税，而且任意征收苛捐杂税，课无定额，无物不征，使中央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大为减弱。“苛捐杂税”使人民长期处在赋税徭役负担沉重的境况里，民不聊生。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田土8577623余顷，1065余万户，6054余万口。从洪熙元年(1425年)起，全国田土一直只有400余成顷，990余万户，5000余万口。短短几十年，田土减少400余万顷，户减近百万，口减千余万。除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之外，农民逃亡，“今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山压。加以彼旱此涝，收田之人，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唯有破家去产而已”造成的“田地荒芜”以及“流徙死亡”，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人为了逃税就当起了假和尚。“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余万人，寺有三万余区。” 在北齐和尚达僧侣将近三百万， 多数人“皆不贯人籍”，“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寺院成了逃税的场所，当和尚就是逃税的一条途径了。
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 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简化了赋役制度，将征收种类由繁杂转向简单。“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一条鞭法虽然限于当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局限性和法制的不健全，加上改革措施本身的一些不科学性和不完善，最终都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和滥收费问题，但是它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贪官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责任编辑：朱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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