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客观性（六）

        恩格斯说：“我认为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已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给明娜·考茨基的信》）。恩格斯这句名言，精辟地概括了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经验和他们的美学追求。我们读《红楼梦》时，心底总不由得浮起恩格斯这句名言。曹雪芹是世界文学史上将作家思想倾向性与艺术描写的客观性结合得最完美的现实主义大师之一，《红楼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寓倾向性于客观性的完美杰作之一。

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红楼梦》寓倾向性于客观性的艺术创作经验与技巧，要点如何呢？
第一，从生活出发，从人物的客观实际出发，对肯定人物，肯定中有否定，不理想化，如贾宝玉、林黛玉，既写他们性格的民主性、美质，也写他们性格的贵族性、缺陷；对否定人物，否定中有肯定，不增溢其恶，如王熙凤、贾雨村，既彰显他们的劣迹，也不掩盖他们亦有善行；对一般人物，芸芸众生，或写他们小善小恶，或写他们无善无恶。作者态度完全渗入客观形象之中。鲁迅最推崇《红楼梦》的，就正是它对人物敢于如实描写，“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这里实际存在着一个前提，即坚持唯物主义的人性观和现实主义的典型观的问题，也就是按人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人、描写人的认识问题与艺术原则问题。这些，我们已在另一篇文章（《曹雪芹典型观初探》，载《红楼梦学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中叙述过了，这里从略。
第二，《红楼梦》作者刻划人物，一般是不特别说出自己的倾向的，大多数情况下是用白描笔法来勾出“天然图画”，而用若干种对照关系来显示倾向性：
(1)人物互为镜子。
一是写彼人物意在映照此人物。有正本六十九回的批语说得
有道理：“写凤姐写不尽，却从上下左右写。写秋桐极淫邪，正写凤姐极淫邪。写平儿极义气，正写凤姐极不义气。写使女欺压二姐，正写凤姐欺压二姐。写下人感戴二姐，正写下人不感戴凤姐。”既客观，倾向也鲜明。
一是写同一场合中相关的此人物以映照彼人物，彼人物亦映
照此人物。第三十六回黛玉与湘云来到绎芸轩，黛玉先隔窗看见宝钗坐在睡着的宝玉身旁作针线，她“连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儿叫湘云”；湘云过来一看，“也要笑时，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她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让人，怕她言语之中取笑，便拉过她来道：“走吧……”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随她走了。”在这里，黛玉是湘云镜子，湘云也是黛玉镜子，互相照出了彼此的不同性格，各人的美点或症点。
(2)人物自身之言与自身之行互为镜子，此时此地之言行与彼时彼地之言行互为镜子。
第六十八和六十九回，凤姐赚尤二姐、害尤二姐，口中何等贤良，行为何等残忍；这“明是一盆火”与“暗是一把刀”的对照，“外作贤良”与“内藏奸狡”的对照，既客观又鲜明地把凤姐性格活活画出，针砖入骨。
第五十七回里，正是紫鹃试玉闹得沸反盈天、风波未平之时，薛姨妈和宝钗来“慰”黛玉。薛姨妈刚在怡红院说过宝、黛“一处长了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刺刺的”；然而此时她在潇湘馆却特特发挥“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妙理云：“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栓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紫鹃试玉为何？正为试宝玉对黛玉之心。薛姨妈既知宝、黛青梅竹马，此刻正热刺刺，却来对黛玉讲没有月老拴线终成虚话。两相对照，薛姨妈到底是“慰痴犟”还是“警”痴犟“弹”痴犟，读者自能判断。平日表现得端方持重之至的宝钗，在这紫鹃试玉余绪犹存之时，也竟来挤眉弄眼对黛玉说她那个宝贝哥哥薛大傻子已相准了黛玉，要娶黛玉，这到底是“慰痴犟”还是捉弄痴犟，读者也能判断。接着薛姨妈似真似假地笑着说要把黛玉定与宝玉，招得痴梁红了脸笑，紫鹃与婆子们高兴地催姨太太为这无父无母、依人篱下的孤女做媒。薛姨妈则若应若不应地说：“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她既知月老拴线的威力，又知自己具有月老资格，然而终八十回书，读者却不见薛姨妈出她这主意。她到底是“慈姨母”还是恶姨母，读者心里也就明白。
(3)人物的言行与人们的常识公理互为镜子。
第四十一回刘姥姥随贾母与宝玉姊妹们到枕翠庵，妙玉用成窑杯向贾母奉茶，贾母把自己吃剩的茶与刘姥姥吃了，回头道婆收茶具时妙玉命将那成窑杯捋到外头去，嫌刘姥姥吃过脏了；宝玉建议送给刘姥姥，妙玉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她。你要给她，我也不管，我只交给你，快拿了去吧。”宝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她说话授受去，越发连你也脏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宝玉又说：“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么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自然的。”通篇没有一字说妙玉的洁癖如何荒唐，然而妙玉的行为实在大谬于人所明晾的常识公理，以常识公理对照妙玉行为，其乖僻、悖谬、可笑、可恶，自不待言。
镜子的作用，是无分对象，不溢美亦不隐恶，于无言中照出人的容颜。作者的这些描写手段，就仿佛给人物设各式镜子。不必作者置词，人物之妍岀自在镜中。这是寓倾向性于客观性。
第三，《红楼梦》作者有时是特别说出倾向性的，但却不是为了脱离客观性，正是为了更艺术地体现形象的客观性。
一是作者通过作品叙述语言表明倾向性。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五节已论到的，这种评述不一定切合人物实际，然而在特定情境下这种评述与人物不符的情形，反而更深刻地更有力地体现了作品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的力量，因而更本质地（虽然是曲折地）体现了寓倾向性于客观性的原则。
一是利用人物的互评以表明倾向性。一般情况下人物的互评是揭示了人物的真实面貌的，如第四十九回：“凤姐冷眼故破巘烟的心性为人，竟不象邢夫人及她的父母一样，却是个温厚可疼的人。”这观察和评价是客观的，真实的。这种例子甚多。诚如脂砚斋批语所谓：“妙在此书从不肯自下评注，云此人系何等人，只借书中人闲评一二语。”但有时人物的互评虽似公允，其实却是一种偏见，然而作者照录下来，让读者按事实自去辨析分证。例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中，宝锻贬红玉有“心机”“是个头等习钻古怪东西”。而她本人使“金蝉脱壳”法，把红玉的猜疑引到黛玉身上去，开脱了自己，这又恰恰说明宝钗自己才真有“心机”，绝非次等“刁钻古怪”角色。红玉轻易听信宝钗之言，中了宝钗之计，还对宝钗有好感，可见“心机”平平，也没有“刁钻古怪”到那里去，大不如宝钗。红玉说自己与坠儿的私话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要是“林姑娘”听见就了不得。红玉放心宝钗，戒备黛玉，褒宝钗，贬黛玉。殊不知她那么放心的宝钗，却在眼前算计了她，还使她蒙在鼓里。宝钗愈受红玉信任、褒扬，在读者感受中就愈受贬责。这种描写，多么真实、客观，倾向性又多么鲜明。
一是用人物自评来显示倾向性。如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黛玉句句自贬，语语深赞宝钗，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书中其他地方写到别人责黛玉多心，这里黛玉亦以此自责，似乎确凿无疑。然而读者从黛玉一连串真诚的自贬自责语言中，却看到黛玉最是坦诚，在这里她不是多心，倒是太轻信人、太宽厚、太率直、太无城府、太缺乏机心了，以致她识不破宝钗所说的“咱们也算同病相怜”，“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等语，是多么虚伪。黛玉真心期望宝钗与自己有金兰之契，她对宝钗倾诉着一番诚恳真挚的话语。然而这“金兰语”却是单方面的，宝钗并没有真地对黛玉自剖心胸。由此，读者也就联想到在书中其他场合，别人（包括宝玉）所说而黛玉亦自认的“多心”，其实是这个“无依无靠”、“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的贵族少女，在险恶的世途上独行的一种自卫意识。读者是不能以此责备黛玉的。所以，人物自评不一定反映作品的倾向性。作品的真正倾向性不寄寓于这种人物自评，而寄寓在对人物行为、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的大量客观的具体描写中。
总的说来，在《红楼梦》中，倾向性寓于客观性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这些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说明，在《红楼梦》的倾向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里，蕴藏着无比广大深厚的生活，蕴藏着作者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极其多采的艺术技巧。正由于作品寓倾向性于客观性中，它首先就取得了读者的信任，打开了通向读者心灵之路。又由于它的倾向性寓于客观性总是以生动独创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就获得了艺术魅力的一个不竭的源泉，吸引着读者各以自己的见解、能力去探寻、去抱取，得到阅读、欣赏、研究的无穷兴味与满足。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