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拔地通天的独特山势,成为王者与上天对话之地。从部落酋长的巡狩、柴望到历代帝王的封禅、祭祀,祭泰山以告天地,是为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大礼。《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故作为国家大典的泰山祭祀,为泰山遗留下众多的祭祀神灵的祭品、礼器,我们统称为“泰山祭器”。因这些礼器多是最高统治者所钦颁,所以它代表着当时物质生产及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无论是造型、色彩、纹饰等,均精益求精,富丽堂皇,体现着皇家风范。
《水经注》引《从征记》说:泰山庙的下庙,即今之岱庙:“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皆靡密巧丽。又有石勒(石虎之误)建武十三年永贵侯张余上金马一匹,高二尺余,形制甚精。”这是有关岱庙库藏泰山祭器的最早记载,可惜这些祭器现均已遗失。岱庙现存的礼器多为明清之时皇帝御赐。
清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到泰山次数最多的一位帝王,一共有十次,其中六次登上岱顶。据《泰安县志》卷一载,自清乾隆七年至清乾隆六十年,分三十五次,乾隆帝钦颁给泰山岱庙祭品、祭器达350余件,并且自乾隆三十三年开始至乾隆六十年,每年都要给泰山钦颁祭品祭器,后成定制。
清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依照乾隆朝后期形成的贯例,每年派员到泰山岱庙祭告泰山神,并且带来了大量的“供养”,即祭品、祭器。据《泰安县志》卷一记载,嘉庆年间共钦颁岱庙祭器197件,“珊瑚釉描金五供”便是其中的一套,于嘉庆十八年祭祀泰山神后钦颁。
珊瑚釉描金五供为香炉一件,花觚两件,香罐两件。五供均内施天蓝釉,外施珊瑚釉,金线描绘纹饰,富贵的金色纹饰与雍容的珊瑚红相互衬托,将供器点缀的华贵、典雅。
中国古代祭祀与佛前供器多为铜质,至宋代始有瓷质供器,一般为一炉二瓶。明万历年间,在炉、瓶之外又增添了两件蜡台,俗称“五供”。到了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五供”尤为盛行,且器形有所变化,出现了将军罐和花觚的造型,较为常见的有青花、粉彩等品种。八吉祥纹的瓷质五供最早见于喇嘛庙,后为宫廷所喜爱,故在清代帝王祭祀泰山的礼器中,不同质地、饰有八吉祥纹的五供较多。
香炉,圆口,平沿,直颈,双弧形耳,圆腹,三兽蹄形足。口沿饰回形纹,颈部饰缠枝莲花纹,腹上部饰卷草纹,腹下部及三足饰缠枝莲纹,间饰八宝。口沿处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描金篆书图章款。
香罐,两件,圆口,由二扁圆形体组成,腹部束腰。通体饰莲珠纹、变形夔龙纹、缠枝莲纹等纹饰。罐底部有“大清嘉庆年制” 篆书图章红款。
花觚,两件,造型仿商代铜器,喇叭形口,腰部为球状凸起。饰有八宝缠枝莲纹及回形纹。腰部有“大清庆嘉年制”六字描金款。两件花觚却为“大清庆嘉年制”六字描金款,在礼神的祭器上,竟然出现了将“嘉庆”的年号写为“庆嘉”的错误,这可犯了大忌。在中国古代,禁忌作为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涉及的是名讳禁忌。名讳禁忌在封建社会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其政治性也不断加强,至清代可谓登峰造极,连官员的名讳都冒犯不得,何况皇帝?再如由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而引发的文字狱,可为有清一代讳禁之严厉的佐证。
再说年号。年号是我国古代帝王用来纪年的名号。用年号纪年,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他钦定的第一个年号是“元封”。公元前111年,在他即位三十年的夏天封禅泰山之后,下诏将第二年定为“元封元年”。嗣后,新皇帝即位,都要确定自己的年号。元代以前,一个皇帝一般有多个年号。明清时期,一个皇帝基本就用一个年号。年号纪年不仅是我国的一种纪年法,而且还影响到朝鲜、日本等国。正因如此,如何会出现皇帝年号上的错误呢?
这实质上是一个很偶然的责任事故,其原委大致有二。其一,自清代嘉庆朝开始,随着经济、文化的衰落,社会开始发生动荡,内忧外患不断,进而影响到皇家瓷器制作,以致瓷器生产无论从质量、数量还是花色品种都开始慢慢下滑,正如《陶雅》一书记载:“嘉道而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特别是到了嘉庆帝后期,为减缩政府预算,官窑造器,便自然成为削减的项目之一。嘉庆四年(1799),将每年烧造官窑款项,由1万两银减为5000两;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又从5000两减为2500两;其后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十二月,更是下令终止了嘉庆朝御窑厂的生产。也就是说钦颁于嘉庆十八年(1813)的珊瑚釉描金五供,虽然也是为泰山祭祀专门制作,但已不同于以往的泰山祭器由御窑官家作坊量身打造,而改由一般作坊制作。其二,以往一件礼器瓷的生产,需要经过御窑厂的工匠人伕、驻京人员、司事人员、驻厂协造、再到督陶官多重把关。改作普通作坊后,层层督办松弛,责任心疏忽,才会出现我们现在所看到在同一时间,同一窑炉里烧造,却在其中两件器物上非常意外的出现了“庆嘉”款字样的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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