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时任几位皇帝昏庸无能，阉党横行，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建州女真的崛起又让大明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来带的民间商业繁荣，以及东西方贸易的打通，又让晚明社会呈现出封建时代从未有过的生机与活力。在这种纷乱复杂的大环境下，景德镇瓷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由于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以及祭器、赏器需求骤增，明朝成为官营瓷厂的高度发展时期。御窑（御器厂）是官窑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产品只供御用，仅见于明清两代。关于明朝御窑厂的开端，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石碑上有明确记述：
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置烧造。
永乐宣统时期，国力强盛、皇帝又酷爱瓷器，是明朝御器厂的高光时刻，留下了青花、甜白、霁红、洒蓝等传世名品。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先后有“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大明帝国风雨飘摇，御窑陷于沉寂。成化、弘治时期是明朝御窑最后的高峰，其时朝廷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国力稍复，官窑生产也大有起色，有斗彩、娇黄等珍贵品种为后世追逐。
故宫博物院藏明弘治娇黄盘
从嘉靖开始，明廷昏庸，国力日衰，社会矛盾激化，景德镇御窑生产陷入危机。
明朝建立后，延续了元朝的匠籍制度，工匠一旦编入匠籍，则世袭其业，不许变动。《明律集解附例》中明确规定：
凡军民驿灶匠卜工乐诸色入户，并以籍为准，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
《明会典》进一步解释到：
若供役工匠，则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内官监。
住坐匠户是固定作工的匠户，每月工作十天，月粮由官家支给。可以理解为官府的“长期工”、“合同工”。
轮班匠户是由工部掌握的各省工匠，依次轮班进京服役。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写到：
轮班以各色人匠编成班次，轮次上工。以一季为限，工满放回，周而复始。有五年一班者，有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一班者，有二年一班者，亦有一年一班者。
但瓷匠较为特殊，《江西省大志》记载：
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
可见，瓷匠既要赴京城缴纳“班银”，又要到景德镇御器厂做工。由于轮班匠在御器厂服役不算正班，没有时间限制，被迫长期服役，而且“不沾工食”，以致每“苦饥荒”，遭到的剥削比其他行业的工匠更甚。
冯梦龙著描绘明朝景德镇瓷匠生活的《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在这种情况下，瓷匠频频怠工逃役，甚至偷取原料、妄开虚数。《江西省大志》记载：
真青每插于杂石，奸徒盗于衣囊……夫头、作头朋合为奸，于上工砂土夫妄开虚数，致有各色包泊冒领之数。
终于，嘉靖41年，明政府下令废除轮班匠制，实行“班匠银”制。《明会典》记载：
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匠班通行征坐类解……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
“班匠银”制度的实行，使后期“官搭民烧”政策的实行成为可能。
明朝御器厂自设立后，专门委派官员监督烧造事务，且大都由宦官担任。这些督陶宦官于制瓷一道完全外行，并常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陶说》云：
自有明以来，惟饶州之景德镇独以窑著。在明代以中官莅位其事，往往例外苛索，赴役者多不见寸直，民以为病。
尤其到了明朝中后期，阉党之祸更甚。正德末年，百姓受到宦官的淫虐和压榨，称其为“人殃”。《御选明臣奏议》中记载到：
通总计银十万余两，皆取于民……未几镇守烧造太监相继差出，百姓闻之，相顾失色，且惧且泣，曰：“人殃乃至乎！”
嘉靖年间，景德镇相继发生数起工匠反抗宦官的斗争。万历年间，督陶太监潘相“更为酷烈”，为烧造龙缸逼死窑工童宾，激起全城暴动，税署和官窑厂房被焚。此次事件导致御窑厂名存实亡，直到清顺治年间才得以重建。童宾也被后世的景德镇瓷匠奉为窑神，世代供奉。
烧窑师傅祭拜窑神童宾
晚明时期，由于葡萄牙获得合法贸易权和“隆庆开海”政策的实施，商业得到极大发展，瓷器的国内外贸易成为一项利润极大的商业活动。景德镇因此“其民殷富，甲于一省”，大量社会财富聚集到商户手中。这些财富无法通过传统御供形式向皇室转移，于是朝廷就以不断增加烧造任务的方式，对民间财富疯狂掠夺。
我们从《江西省大志》所记载的数据，能够清晰的看出嘉靖至万历期间逐年增加的御窑烧造数目：
1529年，御窑烧造仅2570件，到了1607年，竟达到骇人听闻的239000件。御窑显然无法承担如此繁重的烧造任务，不得不采用官搭民烧的办法，将供御任务交托给民窑，“官搭民烧”就此成为固定的生产制度。究其本质，是御窑对民窑的控制和掠夺，是晚明朝廷吸纳社会财富的新形式。
“官搭民烧”制度的推行，明显带有强行摊派的性质，被选中搭烧者，均为制瓷技术先进的窑户。
嘉靖时，民窑达到九百座。其中“官搭民烧”的民窑有二十余座，《江西省大志》记载：陶窑官五十八座，……民间青窑约二十余座。
这里的“民间青窑”，即“包青窑”。《景德镇陶录》：
惟包青窑乃可搭烧。何谓包青？盖凡搭坯入其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若窳不青器，则另偿。
这里的“青”，不是指青色，而是指瓷器的成色。所谓“上品为青”，又分“头青”、“提青”、“三色青”等档次，故名“青窑”。
最初的“官搭民烧”，只在位于御器厂附近的里仁镇及长乡三都的“包青窑”中推行。后烧造任务越来越重，又要求远乡“高手匠作”也要“赴厂帮工”，是官窑利用封建特权加强对民窑控制的一种表现。
2007年，景德镇观音阁晚明民窑窑址，出土暗刻“嘉靖年制”款白釉大盘残片。民窑刻官款，成为“官搭民烧”存在的物证之一。
暗刻“嘉靖年制”款白釉大盘残片
“官搭民烧”制度下，官窑采取招商的形式，将生产任务下达给行帮商会，再由行会下达给符合搭烧条件的民窑。其搭烧方式又分为两种：分派散搭和包作包烧。
1、分派散搭民窑烧造
晚明时期，官窑瓷器分为“部限”和“钦限”两种。“部限”瓷器为工部定制，多用于赏赐和备民窑赔偿之用；“钦限”瓷器则仅供御用。《浮梁县志》记载：
大抵诸器惟官窑有其制。部限瓷器，不预散窑。钦限瓷器，官窑每分派散窑。
可见部限瓷器由御器厂烧制，钦限瓷器则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而“散搭”，就是将制瓷步骤拆分，民窑只承担烧造环节，其他工序仍在御器厂完成。
钦限瓷器在民窑烧制时，要占据窑炉内最好的位置，还要用民窑自己的瓷坯“搪火焰”。《景德镇陶录》记载：
搭烧坯瓷，……当窑门前一二行皆以粗器障搪怒火……尾后亦满粗器以搪火焰。
2、定给民窑包作包烧
所谓“包作包烧”，即御器厂出官样，民窑照样生产，整个制瓷过程全部由民窑承担，官府给予一定补偿，但补偿款往往远低于制作成本。《江西省大志》记载：
又如鱼缸，御器细腻脆薄，最为难成……民窑赔偿，习以为常……大样瓷缸每口原估价银五十八两八钱……定给民窑每二样一口，给赏银二十两。
明嘉靖 素三彩龙纹缸
此外，官窑还将瓷土和青料高价出售给民窑，进一步加大对民窑的掠夺。《浮梁县志》记载：
若回青时缺，简用浙料……用剩者变银入进。后役多匿其佳者，而次低青给诸窑，追呼其值，通判杨论调停之，散窑得不困
在“官搭民烧”制度中，如若搭烧瓷器“有苦窳不青器”，则是需要高价赔偿的。《景德镇陶录》记载：
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
督陶官对搭烧瓷器百般挑剔，一旦不合格，赔偿办法是从御器厂购买部限瓷器，将其“悬高价以市之”，使民窑不胜其困。
1、加大了对民窑的合法化掠夺
“官搭民烧”的制度的实行，大大加重了民窑的负担。为官窑搭烧的瓷器，占据了民窑窑炉最好的位置，占用了民窑最好的工匠，许多民窑为应付官窑的生产任务，减少了自身商品生产量。官府还对搭烧产品百般挑剔，动辄高价赔偿，甚至故意让民窑烧造龙缸等高难度大器，倾家荡产的民窑户比比皆是。
这样的超负荷压榨，使民间瓷业难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规模和形式上只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2、 迫使民窑采取官窑的生产模式
明朝官窑因皇帝喜好，步入了典型的工艺化生产模式，表现为不计工本的追求质量和装饰，其造价堪比金银。“官搭民烧”制度，迫使民窑放弃了商品市场本该追求的性价比，完全按照官窑的辙印缓慢前行。纵观中国古代手工业产品，只有瓷器成为与书画、玉器比肩的昂贵艺术品，这既是中国艺术之幸事，也是中国产业之悲哀。
堪称艺术品的台北故宫藏永乐甜白三系竹节把壶
3、使民窑丧失发展活力
唐宋时期，能生产瓷器的窑口遍布全国，各窑口之间竞争激烈，纷纷不断更新产品，降低成本，以价廉物美赢得顾客的青睐。所以，唐宋时期是瓷业生产效率提高最快、成本降低最多的时代。
明朝，御器厂的建立确定了景德镇瓷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官搭民烧”制度施行后，民窑借助于官窑的势力如虎添翼，其它窑区无法与其抗衡。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得景德镇丧失了外部竞争环境。同时景德镇瓷业也由于行会制度逐步完善，几乎完全抑制了内部竞争，各作坊只是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不能也无需改进产品质量。
因此，明清瓷器尽管质量较前代更佳，但已丧失唐宋时期的生气和活力。明朝制瓷业的重大进步几乎均由官窑带来，这正是民窑缺乏活力的表现。
尽管前文提到了晚明民窑瓷业的种种困境，但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其发展还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风貌。
明朝初期，由于御器厂的强势，对民窑瓷业造成很大压制。明中期，由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空白期”的存在，民窑迎来发展机遇。明晚期，景德镇民间瓷业的发展到达顶峰。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当时的盛况：
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
《明世宗实录》记载其从业人员：
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
《天工开物》记载其产量：
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之产也。
《江西省大志》记载其销路：
自燕去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
晚明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是成就此等盛景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在哲学上出现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思潮，西方汉学家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由于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悄然兴起。景德镇民营瓷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嘉靖33年，葡萄牙人在与明政府周旋了30余年后，终于获得了合法贸易权；嘉靖36年，葡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从此东西方贸易有了第一个桥头堡。隆庆元年，朝廷终于认识到海禁政策才是倭寇祸乱的根本原因，于是“隆庆开海”政策出台，标志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合法化。
“隆庆开海”后的福建月港
随着海外市场的开放，欧洲国家大量转运，景德镇民窑瓷器得到了巨大的海外销售市场，成为当时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区最受欢迎的手工艺品之一。
景德镇民窑瓷器在明晚期已经扬名天下，吸引众多商人到此地贩瓷谋取厚利。《江西通志》记载：
万历年间，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
关于晚明景德镇民窑数量，无确切记载，法国传教士科尔曾描绘：
窑三千，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
据史料记载，嘉靖年间，景德镇民窑每年出瓷器20万担，每担瓷器合200余件。数量如此巨大的瓷器，在晚明时期行销天下，畅通无碍。《景德镇陶录》记载：
利通十数省，四方商贾，贩瓷器者萃集于斯
前文介绍了“官搭民烧”制度对民窑的控制和掠夺，但是，该制度从某些方面也对民间瓷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1、提高了景德镇民窑的地位和声誉
“官搭民烧”制度的实行，使景德镇的民窑产品由一般日用瓷提升到宫廷御用的水准，具有了与官窑同等水平的质量和声誉，在国内外市场引起了商人的注目，到景德镇购买和订制民窑瓷器的商人络绎不绝。
2、“官搭民烧”制度使优质原材料流入民间
历代官府对生产瓷器的优质原料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明朝御器厂也是如此。为防止工匠偷取青料，有人在工场内周回巡逻，昼夜不停。《江西省大志》记载：
食时散工，出入搜察，防带入石青，偷出回青之弊……仍派原巡逻官昼夜巡警，以防盗取”
而“官搭民烧”制度的实行，使官府为了保证搭烧产品质量，不得已对民窑开放了优质原料供应，这也是当时民窑烧造质量大幅度提高的原因之一。
3、冲破了官样纹饰的束缚
明初，官窑负责官样纹饰的绘制，不许民间使用。但“官搭民烧”制度冲破了这种束缚。《江西省大志》记载：
青色狼藉，……流于民间，其制无复分。
可见，民窑青花精品与官窑产品已相差无几。一些民窑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专制高档细瓷或仿古精品，涌现出一批制瓷的能工巧匠，如崔国懋、周丹泉、壶公窑、陈仲美、吴明官等，其产品虽是天价，然民间“争售”。
万历民窑精品：青花八仙人物纹葫芦瓶
4、分工组织专业化
“官搭民烧”为景德镇民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迫使其不得不在生产过程中采取严格的分工制，以提高生产效率。当时的民窑瓷业分为原料精制、胎泥釉浆配合、圆器琢器成型、上釉、烧成、加彩、烘烧、包装等各个工序；按生产工种则分为陶泥工、拉坯工、印坯工、镟坯工、画坯工、烧窑工、开窑工等15种，每个工种在实际操作中还有更为细致的分工，如画坯工又分乳颜料工、画样工、绘事工、配色工、填彩工等；此外，还有与制瓷密切相关的间接生产分工，如补窑工、茭草工、柴户、槎户、匣户、砖户、白土户、清料户等等等等。
上述瓷器生产各个工序，都是某种技能的劳动组合，人数不一，但却形成了固定比例，围绕瓷器生产有条不紊地进行。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说：
共计一坯功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这样的生产过程使工人技艺单项发展，精益求精，冲破了过去“不受艺佣”的家庭手工业的限制，是职业劳动者出现的技术前提。从此民窑具备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性质，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之一。
反映陶瓷制作工艺流程的《陶冶二十图》
总而言之，“官搭民烧”制度对民窑的影响利大于弊。其弊在于官府盘剥为甚，并使得明清时期的民窑生产丧失了唐宋时的活力。其利在于促进了民窑产品质量的飞跃，成就了景德镇瓷业“官民竞市”的局面，正如《江西通志》所载：
诸盘、盂、尊、俎、碗、碟亦皆朝会宴赐宫御之所需，……今庶民者得被用之。
更重要的是，“官搭民窑”促进了民窑生产工序的进化，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说，没有官窑严格的制度管理、细致的分工，精进的技术引导，景德镇要成为世界性的制瓷中心是不可想象的。
前文，我们首先分析了晚明御窑遭遇的困境。先是“轮班匠”制度难以为继，而督陶宦官的贪虐和巨量摊牌任务，又加重了御窑负担，从而导致“官搭民烧”制度的出台。
“官搭民烧”实施后，一方面加剧了官府对民窑的剥削，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民窑的产品质量提升和生产组织优化，再加上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商业繁荣和海外市场的开拓，最终使景德镇民窑业在晚明达到了封建时期的最高峰。
从更深层来说，晚明景德镇民窑瓷业的发展历程，折射出封建皇权代表的落后生产制度与民间商业自发进化的博弈。在晚明新思潮和西方资本主义贸易的影响下，民间呈现出与以往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机与活力，而封建的落后的御窑生产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新的浪潮，此消彼长之下，景德镇瓷业终于迎来了以民窑为主导的产业化时代。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充满积极意义的新浪潮随着明末战乱戛然而止。清朝建立后，对民间实行了更为严酷的文化管制和经济管制，景德镇瓷业错过了产业更新替代的最佳时机，只能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封建皇权的脚步，在极尽工巧的工艺化生产模式下越走越远，最终在清末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遭遇灭顶之灾。
《江西省大志》
《景德镇陶录》
《明律集解附例》
《明会典》
《陶说》
《浮梁县志》
《天工开物》
《明代后期景德镇御器厂匠役制度的变化》
《景德镇瓷业史》
《明清以来景德镇的瓷业与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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