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82):对魏征《砥柱铭》的分析与联想之二
李世民马上征伐,打下了夺位的基础,这和大禹治水以赢得大位,确有相似之处。但是魏征对于李世民的谀颂,写的都是其“抢班夺权”之后的工作成绩。大概魏征以为,杀人盈野的所谓武功,实在是不能和大禹拯救万民的伟业相比较的。魏征说李世民执政十二年,就达到了“道被域中,威加海外;六和同轨,八荒有截;功成名定,时和岁阜”的程度,这可真不像是诤臣之言。李世民“逆取顺守”,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工作不可谓不努力,成绩不可谓不巨大。但是真的“功成名定,时和岁阜”了?显然不是。李世民死后,高宗、武则天与旧勋贵的激烈斗争,以及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嗜血杀戮,就是贞观时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拿李世民的成就,和大禹治水之功相较,是有点儿不知深浅啊。
但是为古今所确信的大禹治水的故事,恐怕也只是神话,不能深究的。与大禹的事迹相对应的,是西方的“诺亚方舟”,两者都是不空穴来风。在信史时代之前,有一次遍及欧亚的大洪水,大约是确实了的。鲧用“堵”的办法而失败,禹用“导”的方法而成功,也颇合乎水利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可是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堵”固然堵不住,“导”就一定能导得通了?那得挖多少沟啊,大致等于南水北调吧?古人都觉得难,于是禹用神斧开山,变为黄熊拱地的传说就来了。这和“愚公移山”的故事略同,就是虽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但最后的成功,还是要靠天神。
其实稍有生物学的知识,就能分析出,再大的方舟,也保不住足够维持繁衍的人类和动植物物种,就是《2012》中建造的那种也不行。同理,以当时华夏的人力、物力,也“治”不了水。大水明显是自然消退的,无论诺亚,还是大禹,都是“贪天之功”。此种“炒作”,对于建立“人定胜天“的信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如果老是如此歌功颂德而不知自省,就难免在自然的伟大力量和人类的恣意折腾共同造成的灾害面前,反复碰得头破血流了。98年的大水,虽谱写了一曲抗洪壮歌,但战士们的悲壮神勇,也正淡化了对混凝土提防崩溃的痛苦反思。值得欣慰的是,有领导之坚强,有将士之用命,竟未敢比拟禹爷,还算知趣。但远古的水灾,确乎不是禹爷招来的,今人也不得不知趣。总是说“天灾人祸”,灾后的“正面报道”,如矿难后的“生死救援”与水灾后的“人间真情”之类,矫情起来,是否也要算是另类的“人祸”呢?今年(2010年)江南豪雨,淹了县乡镇村不止一处。且此次水灾,不在干流,而在诸多小江小河。此种毛细血管病变,更难医治,灾后当全面调查,普遍修缮,落实责任,协调利益,才算是亡羊补牢之举。到时候,所谓的“主旋律”,就不要来添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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