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一点上,李、杜不及王维之高超。杜太沉着,非高超;李太飘逸,亦非高超,过犹不及。杜是排山倒海;李是驾凤乘鸾,是广大神通。
杜甫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笨——笨得好,笨得出奇,笨得出奇的好,老杜真要强,酸甜苦辣,亲口尝遍;困苦艰难,一力承当。“两个黄鹂鸣翠柳”是洁,“一行白鹭上青天”是力(真上去了);“窗含西岭千秋雪”是洁,“门泊东吴万里船”是力,而后面两句之“洁”之“力”与前面两句有深浅层次之分。
老杜诗“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漫漫胡天叫不闻,胡人高鼻动成群”,笑话也是严肃的,是“抵触”。王摩诘是调和,无憎恨,亦无赞美。
唐人诗不但题前有文章,题后有文章,正面文章,背面文章,尤能在咽喉上下刀。读诗应注意正面之描写表现。王维《出塞行》之诗句非不知其为敌人,忘其为敌人,王维即在生死关头仍有诗的欣赏: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人在真生气、真悲哀时不愿人劝慰。Let it alone! 青年人应当负气,放翁至老负气,又有是非——此乃诗中是非——有作者偏见未必即真是非,然绝非“戏论”,有一部分真理。有许多好笑的事情无足道、无足取,而可爱。
鲁迅先生说:“憎与爱是人之两面,不能憎也就不能爱。”憎与爱不但是孪生,简直是一个。放翁诗看来是憎,而同时表现,放翁心中是有爱的、是热烈的。如其《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王诗味长如饮中国茶,清淡而优美,唯不解气;放翁诗带刺激性,如咖啡。王维写的无人我是非,喜怒哀乐。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中国诗人唯陶渊明既高且好,即其散文《桃花源记》一篇,亦真高、真好。右丞写之于诗,为冷饭化粥,不易见好。如右丞之结句一“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搔首弄姿,常人以此为有诗味,非也。此无黑白,无痛痒。老杜、放翁对桃源不游,必有悲哀而右丞写来不知悲喜。不著色相与不动声色不同,不动声色是 “雄”(英雄、奸雄),不著色相是“佛”。而世人说话有时预备好了,一滑即出,右丞此诗即未免滑口而出。
以上所举放翁、右丞二人之诗,可代表中国诗之两面。若论品高、韵长,放翁诗是真,而韵不长。如花红是红,而止于此红;白是白,而止于此白。既有限,韵便非长。右丞诗:红,不仅是红;白,不仅是白,在红、白之外另有东西,韵长,其诗格、诗境(境界)高。而高与好恐怕并不是一个东西,这是另一问题。
古书中所谓“高人”未必是好人也未必于人有益。高是可以的,高尽管高,而不可以即认此为好,不可止于高,中国诗最高境界莫过这一种。放翁写巢、由应是 “高”,而其诗不高。放翁所表现不是高、不是韵长,而是情真、意足(“意足”二字见静安《人间词话》),一掴一掌血,一鞭一条痕。
放翁诗无拼凑,真是咬着牙说。此派可以老杜为代表,杜诗其实并不”高“。杜甫,人推之为“诗圣”,而老杜诗实非传统境界,老杜乃诗之革命者。诗之传统者实在右丞一派,“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皆此派。中国若无此派诗人,中国诗之玄妙之处则表现不出,简单而神秘之处则表现不出;若无此种诗不能发表中国民族性之长处,此是中国诗特点而不是中国诗好点。
放翁一派好诗情真、意足,坏在毛躁、叫嚣。右丞写诗是法喜,禅悦,故品高、韵长。右丞一派顶高境界与佛之寂灭、涅槃相通,亦即法喜、禅悦,非世俗之喜悦。写快乐是法喜,写悲哀亦是法喜,如送别是寂寞、悲惨,而右丞写来亦超于寂寞、悲惨之上,使人可以忍受。
余赞成诗要能表现感情、思想,而又须表现得好。言中之物,物外之言,要调和,都要好。右丞诗是物外之言够了,而言中之物令人不满。姑不论其思想,即其感情亦难找到。如“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亦不过是伤感而非悲哀,浮浅而不深刻。伤感是暂时的刺激,悲哀是长期的积蓄,故一轻一重。诗里表现悲哀是伟大的,诗里表现伤感是浮浅的。屈原、老杜诗中所表现的悲哀,右丞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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