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邦本（摩罗）
中医理论是中国先民对人体奥秘以及人体与宇宙的神秘关系进行阐释的一套学说，中药是按照这套理论，对人体生机进行调理、对人体疾病进行信息干预的一套材料体系。中医中药合二为一，千百年来履行着治病调身的功能，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赤脚医生解民瘼，抗美援朝安社稷）
中医理论把人体当作一个完整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内在宇宙，“他”是人们所经验的外部宇宙的一部分，他受制于外部宇宙同时又对外部宇宙存在着敏锐的感应和信息交流。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命系统可以借助宇宙系统的信息进行干预和调整。
中医理论在《黄帝内经》中得到系统表述。“黄帝内经”这个书名的意义不在于假托黄帝的发明，而在于强调这些知识和智慧是黄帝时代遗留下来的。中国依稀可考的历史最早至于尧舜，尧舜已经是半传说的人物，更早的黄帝更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或者是一个传说中的氏族。
那么，中医中药就是中华先民在氏族时代发明、信奉并应用的调身卫生、治病健体的一种文化体系。这个医药体系不但在氏族时代得到普遍而又有效的应用，而且在最近几千年的所谓文明时代也一直受到信奉、遵循和应用。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中，中医中药一直是最重要的文化支持体系之一。
中医理论是中药体系的哲学表述，中药体系是实践中医理论的应用层面的材料体系。根据文明发展的规律，可以这么总结：先民们首先是有了用百草治病的经验，然后总结出中医理论，最后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完善了中药体系和辩症施治的方法。
一些研究者发现，许多野生动物在生病的时候，能够凭着本能或者经验寻找并食用一些特殊的植物，而这些植物正是具有针对性的治病良药。假如把人类对草药的发现看作是在野生动物的水平上不断积累经验发展而来，大概不算是高调的估计。
（国雄何须自己夸？且看百姓怀念谁）
在臻莽遍地的时代，人类一小群一小群地活动在茂密的森林和来来往往的动物、昆虫之间。那时候严格意义的社会还没有诞生，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简单。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天天相处的动物和植物。他们对于动物植物的外部特征和禀性的熟悉程度，就像我们今天对身边的人物一样。世世代代的相处使得他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动物知识和植物知识，这些知识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和有效性不会弱于今天正在日益膨胀的现代知识体系。
虽然我们无法复原华夏先民在氏族时代是如何感受植物、品尝草药的，但是我们对此进行某种猜测却是有一定可能的。近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对地球上社会形态极为简单的部落进行了广泛而又细致的考察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对我们极有借鉴意义。
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著名作品《野性的思维》中，引述了其他人类学家的大量研究成果，介绍了古代人类和近代原始部落对于动植物的知识丰富到了什么程度。（下面我摘引的文字不管是斯特劳斯本人的文字还是他引用的文字，一律只注明来自《野性的思维》哪一页。）
泽库的土著具有敏锐的官能，他们精确地注意到了陆地和海洋生物的一切物种的中枢特性，以及像风、光和天色、水波和海浪变化、水流和气流等自然现象的最细微的变异。（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6页）
（发愿消灭血吸虫，挥毫吟诗送瘟神）
哈努诺人把当地鸟类分成七十五种……他们大约能辨别十几种蛇……六十多种鱼……十多种淡水和海水甲壳动物……哈努诺人把现有的数千种昆虫分为一百零八类，其中包括十三种蚂蚁和白蚁……总共记录下四百六十一种动物。（《野性的思维》7页）
几乎所有尼格利托人都可以不费力地列举出至少四百五十种植物，七十五种鸟类，大多数蛇、鱼、昆虫和兽类，以及甚至二十种蚁类的种名或者摹状名。巫医和巫医婆在治病行医时经常使用各种植物，他们的植物学知识确实令人惊奇。（《野性的思维》8页）
南菲律宾群岛的萨巴农人的植物名词超过一千个，哈努诺人的植物名词将近两千个。与加蓬的一位土著资料提供者一同工作的塞兰斯，最近发表了一份由大约八千个名词的人种-植物词汇表，……他们对周围生物环境的高度熟悉、热心关切，以及关于它的精确知识，往往使调查者们感到惊异，这显示了使土著居民与他们的白种客人判然有别的生活态度和兴趣所在。（《野性的思维》8-9页）
原始先民与植物体系的密切联系和相关知识体系，直到今天依然在各民族留有各种痕迹，至今依然在发挥治病救人作用的中药体系即是先民关于植物、动物、矿物的知识体系的完整遗存。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第一章中列举了各个民族利用动物的某个部位治疗人体的某种疾病的大量例子，这些知识与中药体系以及流传于中国民间的所谓偏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斯特劳斯说：“伊捷尔缅人和雅库特人用吞食蜘蛛和白虫来治疗不育；奥塞梯人用黑甲虫油来治疗恐水症；苏尔郭特的俄罗斯人用蟑螂泥、幼鸡胆来治疗脓肿和疝气；雅库特人用浸红虫来治疗风湿病；布里亚特人用狗鱼胆来治疗眼疾……”
这些例子举不胜举。跟上述例子相近的情况在当今的中国也不罕见。我在乡村多次见到村民吞噬蛇胆治疗眼疾，这跟布里亚特人用狗鱼胆来治疗眼疾如出一辙。我小时候的夏天，村里人体表特别爱长肿瘤，如果是长疖子，贴一种草本植物的叶子，贴几天疖子就好了。如果是长疔子，等到它烂透化脓了，将一条浸泡在菜油里的秋分虫贴在脓口上，马上就收脓愈合了。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治疗体表肿瘤的。我七八岁的时候身上长带状疱疹，一位邻居大妈用宣纸捻成条蘸着桐油给我烘烤患处，三五天之内烘烤了那么三五次就将这种至今依然让城里人感到恐惧的病治好了。诚然，这位乡村大妈无法就他所使用的宣纸、桐油、火光写出化学方程式，也无法对带状疱疹作出病理学解释，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此就歧视这种治疗方法，就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视而不见。
（万年一遇文圣人，为我中华守国门）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证明着一个道理：人体与动物、植物之间存在着多种方式的信息交流，中药能够治病，就是利用动物植物的某种能量，对人体进行了某种形式的调整。
中医中药并不完美，在有些医学领域它显得无能为力。但是它至今仍在履行着治病救人的职能，其有效性是不争的事实。现代人对它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那是因为对它的起源不甚了解，对培植养育着它诞生发展的深远的文化背景和知识体系完全陌生。我们离那个文化背景和知识体系非常遥远，我们总以为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支持体系比那个时代的支持体系更加高明，更加科学。
其实未必，须知我们今天的文化体系也不完美，也有它无法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借助以前各个时代的文化成果，跟这个时代的创造一起，共同造福人类。当这些不同时代的文化成果形成一种共时共存关系时，文化的多元化、丰富性才不是一句空话。
2006-11-12，北京北小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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