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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姐带背】古代文学 必背简答论述(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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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

1.简述明代文学的分期及各期概况。

答: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作为元代文学的馀波和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以视作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嘉靖以后,文学变革迅猛异常,中国文学正式步入近古的新时代。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文学作品在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时,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前期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编著,南戏的中兴和宋濂、刘基、高启等诗文作家为代表,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时繁华的景象。但明初经济的复苏,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消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了低谷。

明代中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逐步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特别是在嘉靖以后,很快地由复苏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刊刻和风行,《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的陆续写定和问世,兴起了编著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热潮;戏曲方面,从以《宝剑记》、《浣纱记》、《鸣风记》为代表的三大传奇问世,传奇体制的定型和昆腔的改革,到汤显祖写出“临川四梦”,戏曲创作被推向了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高峰;诗文方面,继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弘治年间打着“复古”的旗号开展文学革新运动之后,不论是唐宋派、后七子,还是公安派、竟陵派等,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学的变革作出了努力。其他如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文学的流行和整理等,都明显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随着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部分作家开始与张扬个性、表露人欲告别,向着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了清代文学思潮的转变。总的说来,明代中期以后,与整个农业文明向着工商文明迅速转变的历史潮流相适应,文学急剧地向着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从内在精神到审美形式,都鲜明而强烈地打上了这种转变的色彩。

2.明代的通俗文学从哪几个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答:明代戏曲、小说及民歌等通俗文学的发展,明显地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明代文学家对于情感的论述特别丰富,往往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俗文学一般都“绝假纯真”,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所以往往成为主情论者的“样板”,于此加深了他们对于义学情感特征的思考和认识,并以此来作为批判“假文学”的武器。这从李梦阳说“真诗乃在民间”,到袁宏道称民歌是“真人所作”之“真声”;从徐渭强调“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反对在戏曲创作中玩弄“时文气”,到汤显祖创造“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有情人”杜丽娘,都表明明代情感论的发展与俗文学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清晰认识文学的“虚”与“实”关系。明代以前的文学理论往往不能止确地认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而戏曲、小说与诗歌、散文不同,它们描绘的故事与人物大都是虚实相间、真幻互出,多有艺术虚构。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戏曲、小说艺术虚构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就文言小说而言,直到胡应麟才对唐传奇的艺术虚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幻设语”。在他前后,汤显祖、王骥德、冯梦龙等都对文学的虚构性作了较好的论述。

再次,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明代戏曲、小说的繁荣,促使人们对于有关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问题予以关注。比如徐渭评《西厢记》云:“作《西厢》者,妙在竭力描写莺之娇痴,张之笨趣,方为传神。”用写形传神的理论来评价人物形象在小说批评中更加普遍。叶昼在总结《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就时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这里所提出的“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命题,即要求在共性中写出个性,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明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人物性格论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

最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张旗鼓地提倡语言的通俗化,是随着白话小说的繁荣而兴起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就突出了“通俗”两字。以后的小说论者曾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使用“俗近语”的重要意义。至于戏曲,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不少论者在谈及宾白时,也都强调通俗性。明代文学家对于语言通俗化的注重,不但对当时俗文学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特别是晚清文学革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为什么人们常把小说作为明代最具时代特征的文学样式?

答:在明代各类文学体裁的发展中,小说的勃兴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是明代对中国文学作出的最为宝贵的贡献。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现存的宋元平话已经分卷分目,王国维认为这是“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但这时的目录,字数参差不等,未作修饬。至明代,目录文字越来越讲究。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回标题都是单句七字。《水浒传》每回的标题已是双句,大致对偶。崇祯本《金瓶梅》,回目已十分工整完美。除分回立目之外,章回小说还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明代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清晰地展示了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这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明代的章回小说在我国的小说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章回小说交相辉映的是,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小说”话本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发展得更为精致;文言小说在话本化的道路上也有新的变化。因此人们常把小说作为明代最具时代特征的文学样式。

4.简述《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答:《三国志演义》不仅是我国章回小说中出类拔萃的开山作品,也是我国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本身的产生,有它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是一个龙腾虎跃,风起云涌的时代。陈寿的一部《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就包蕴着无数生动的故事,为文学家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在民间,又不断地流传和丰富着三国的故事。到隋代,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晚唐,连儿童也熟悉三国的故事。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根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已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民间说三国故事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宋代的这些话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其故事已粗具《三国志演义》的轮廓,突出蜀汉一条主线,情节略本史传,有大量的民间传说,结构宏伟,故事性强,然叙事简率,文笔粗糙,保留着“说话”的原始面貌。从晚唐到元末,在民问流行的三国故事,愈来愈丰富,为《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也搬演了大量的三国戏。现知元代及元明之际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剧目就有60种之多。这些剧目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拥刘反曹的倾向十分鲜明,在情节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了《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

5.简答《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情况

答: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2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卷首有弘治甲寅庸愚子的《序》和嘉靖壬午修髯子的《引》。继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新刊本大量出现,它们都以嘉靖本为主,只做了些插图、考证、评点和文字的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等工作。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这两种系统的本子孰前孰后,谁接近罗贯中的原本,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做了一些修改,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并作了详细的评点。毛本《三国》,正统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但在艺术上有较大的提高,其评点文字也多有精到的见解,故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近人常将它简称为《三国演义》,并渐渐地与《三国志演义》混为一谈,甚至将在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书名《三国志演义》取而代之了。

6.分析《三国志演义》中“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答: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对于“正”与“邪”的分辨大抵是截然分明的,《三国志演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书中代表“正”的一方是蜀汉,以刘备最为突出;代表“邪”的一方是曹魏,以曹操最为突出。这是三国故事很久以来就形成的“拥刘反曹”倾向,只是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充分。

《三国志演义》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其中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五丈原这五十一年间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后四十六年的事只用十六回就草草收束。“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有比较长远、复杂的历史和思想的背景。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学著作中,大致自朱熹的《通鉴纲目》起,一般都奉蜀国为正统,至于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从来就有尊刘贬曹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刘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二是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著称,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是最能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符合广大民众的善良愿望的。书中曹、刘对比的描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是刘备以宽仁待民,曹操以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刘备从桃园结义时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并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他的言行和曹操恰恰是鲜明的对比。从这些对比描写中,可以看出《演义》中“拥刘反曹”的观念,更主要是表现封建时代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普遍愿望。书中许田射猎、曹丕废帝、刘备正位等章节中流露了相当深厚的封建正统观念,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强调正统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支持深得人心的刘备,而不是支持行将溃灭的汉献帝、刘表、刘璋等人物,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只是可怜,并不可爱。可见《演义》的拥刘反曹和朱熹等人的拥刘反曹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

7.试析《三国志演义》中曹操的形象。

答:《三国志演义》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种种特征,其中作为反面人物的曹操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在曹操的身上确实集中概括了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虚伪、奸诈、残忍等。如第四回里,在他出场不久就写他杀吕伯奢,一开篇就使他给读者留下了极为可憎和可怕的印象。他所说的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道出了他的人生信条,也是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本质的生动概括。第十七回,写他攻打袁术,因军中粮尽,竟借粮官的头来稳定军心,既写出他的奸诈,又写出他的残忍。他对自己手下的谋士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荀彧是曹操手下的重要谋士,为他建立了很大的功劳,但因荀彧劝他不要封魏公,触动了他篡权的野心,他便逼荀或服毒自杀了。其他如许田射猎、杖杀伏皇后、杀杨修、杀祢衡、梦中杀人等情节,都突出地刻画了他的阻险、奸诈、残暴和不仁、不义,突出地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的基本特征。

但这并不是《三国志演义》里完整的他,完整的他还有另外一面,即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一面。在作者的笔下,他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首先,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战争中能注意发扬军事民主,在采取重大的行动之前,总是要与众将商议,听取各种意见。曹操虽然被作者写成反面人物。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简单化,在写他奸诈的同时,也表现了他“豪爽而多智”的一面。例如在青梅煮酒的谈话中他笑袁术是“冢中枯骨”,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对人物的分析很是精辟准确;官渡之战,他在和袁绍军力相悬十倍的条件下,善于听取许攸的建议,劫烧乌巢军粮,终于取得胜利,打垮了他在中原的劲敌。

8.论述《三国志演义》中战争描写的特点。

答:《三国志演义》最擅长描写战争,它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中是罕见的。《三国志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有:

首先,作者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而是着重表现每次战争的不同条件,特别是具体条件下战略战术的运用,突出战争指挥者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战争成败的重要意义,因此它不仅描写了战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揭示出战争的某些客观规律,而且写出了各次战争的特点。

其次,小说所描写的系列战争彼此关联照应,轻重主次配合协调,全部描写匀称和谐而又波澜起伏。

第三,在以写战争为主的同时,也展开其他活动的描写.而这些活动又与战争的进程有机联系。如“赤壁之战”杀伐之际,庞统挑灯攻读、曹操横槊赋诗等插曲都富有诗情画意,不但揭示出战争的客观规律,也使节奏富于变化,张弛有致,更切合艺术欣赏的要求。

第四,着眼于最富于戏剧冲突的事件和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情节,通过战争进程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众多人物的思想性格。如赤壁之战中描写具有英雄才略的周瑜和诸葛亮。曹操两次派蒋干过江和支使蔡中、蔡和诈降,都被周瑜将计就计,巧妙地加以利用。但周瑜的安排都不出诸葛亮所料,而且周瑜假借断粮道、造箭来陷害诸葛亮的计谋,也被诸葛亮识破。这些自然写出了诸葛亮的才能气度处处超过周瑜。

总之,这部小说中的战争描写,不仅仅歌颂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赞美了智,传递了美。

9.试述《三国志演义》的叙事特征。

答:《三国志演义》“陈叙百年,概括万事”,人众事繁,矛盾复杂,却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才能。(1)《三国志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创作出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有虚有实。清代的章学减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观念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2)小说叙事时,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以大小事件作为联系的线索,构成了作品的结构。这样的艺术构思,使全书的结构既宏伟又严整;看来头绪繁复,却又脉络分明。在这构架上,作者又兼用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使全书的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3)作为中国古代早期章回体小说,《三国志演义》在叙事方式上是以全知全能为主。如刘备的出场一段,作者有关刘备的身世、形象、性格、爱好等等所有情况无所不知。但纯粹的全知讲述也容易使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太远,适当地转换视角对于全知讲述也是十分必要的补充手段。在视角转换的基础上,《三国志演义》也开始出现限知叙事的萌芽。(4)《三国志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可以说是一部“全景性战争文学”作品。它抓住战争的特点写出战争的不同;以人物为中心描写战争:运用张中有驰、闹中有静的手法描写战争。(5)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不仅善于叙事,而且长于写人,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小说在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任务时所采用的手法有:出场定型;反复渲染;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凸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6)《三国志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这有利于营造历史的气氛.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历史演义的独特的语体风格。人物语言已开始注意个性化。

10.试述《三国志演义》虚实相间的艺术观念和写作技法。

答:《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就是正确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

首先,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七分事实”是指作品的主要框架、人物和事件是按照史书记载的真实情况来设计和组织安排的,从而给人以基本的历史真实感;“三分虚构”是指在人物和时间的细节描绘上,尽量采用民间传闻中的精彩片段,并附之以作者本人的虚构想象,使之在不影响基本真实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强故事和人物的艺术魅力。几百年来,曹操、诸葛亮等人物成为奸诈和智慧的代名词,是和《三国志演义》的深入人心分不开的。

其次,作者在对作品进行艺术虚构时,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技法:(1)巧于构思。如“空城计”一段作者将其插在“失街亭”和“斩马谡”之间,使之成为两个一般性情节之间的点睛之笔。(2)采用传说,作者大胆采用民间传说,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含量,如“桃园三结义”、“借东风”、“孔明吊丧”等。(3)改变史实,如关羽“单刀赴会”既与拥刘反曹的倾向一致,又突出了关羽的勇武凛然气概。(4)张冠李戴,如“怒鞭督邮”本来是刘备所为,小说中改到张飞头上,以免有损于刘备的“仁君”形象,并突出张飞的爽直鲁莽性格。(5)善于铺叙,如“三顾茅庐”在《三国志》中只有几个字,而《三国演义》中对此进行了精心构撰,既突出了诸葛亮的神秘魅力,又表现了刘备的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

11.试述《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主要成就。

答: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三国志演义》,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达到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三国志演义》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其中人物形象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如刘备的宽厚仁爱、曹操的雄豪奸诈、关羽的勇武忠义、张飞的勇猛暴烈、诸葛亮的谋略高超和勤于国事、周瑜的聪明自信和器量狭小等等。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容易为读者所把握。

小说在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人物时所采用的手法,主要有:一、出场定型。如写刘备“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曹操少时诈“中风”以诬叔父,都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亮相”。二、反复皴染。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如写曹操之凶残,连续写了他梦中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粮官以欺全军;写他的奸诈,就写他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写他的雄豪,则写他献刀刺卓,矫诏讨卓,支持关羽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样就把一个专横残暴、阴险狡诈,又豪爽多智、目光远大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写得血肉饱满。三、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笔墨一般从史书或传说中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的色彩,虽然不一定能经得起生活真实的检验,但与整体的艺术效果却十分吻合。就是像张飞一声喝退曹操数十万大军,虽是过于夸张了些,那种气势却似乎也有可信的一面。四、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寄托着作者主要理想的刘备之仁.就是在与曹操之奸的对比中进行刻画的。曹操与袁绍同为奸雄,一个雄才大略、识见高超,另一个则外宽内忌、多谋少决,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类对比手法,对于区别同一类性格特征的人物“同而小同”十分重要。比如同为勇猛的战将,神勇的关羽、骁勇的张飞、智勇的赵云、英勇的马超,各有特点,并不成为一种类型化的人物。

但也应该看到,小说所塑造的这些具有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没有内在的冲突,缺少性格的变化和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造成了失真之感,鲁迅所指m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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