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皮书”计划
文登伯格将军认为，1948年“信号”计划中对《形势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此后，空军对UFO现象的态度改变了。1948年12月16日，正如“信号”计划报告中所反映的那样，空军将关于UFO调查的“信号”计划改名为“怨恨”计划。1949年12月17日，“怨恨”计划在实施一年后也结束了。在最后的报告中简短总结：有23％的不明飞行物报道是无法用普通的现象来解释的，这些报道可以被解释为心理现象。
有95％的美国人至少听说过或阅读过关于UFO的故事，其中57％的人相信UFO是真实存在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和里根也称亲眼见过UFO。不明飞行物研究者(这是对UFO爱好者创造的新词)和UFO的私人研究机构遍及全美。许多人都相信美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情报局进行着大规模的阴谋活动并掩盖真相。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UFO现象到UFO已成为不明飞行物研究者的主题时，中央情报局一直隐藏着他们的调查。
1993年末，不明飞行物研究者要求中央情报局公布UFO的所有信息。此后，国防委员会情报处的詹姆斯·渥尔塞命令重新检索所有机构的UFO档案。这份调查追溯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1990年中央情报局在UFO问题中的影响和活动，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中央情报局在探索UFO之谜中的努力、活动计划对UFO现象的影响，并试图揭秘中央情报局在整个UFO调查中的活动。整篇调查得出结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对UFO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而此后，他们却只对UFO现象进行了有限的边缘研究。
背景
在1947年美国和苏联冷战期间，出现了UFO现象的第一次高峰，而美国的第一份飞碟报告就在1947年7月24日。肯尼思，阿诺德是一名私人飞行员，也是受人尊敬的商人，他在华盛顿的一座山峰附近寻找一架坠毁的飞机时看到九个碟状的物体。据估计。它们的飞行速度超过了每小时1600千米。在阿诺德的报告之后，又出现了大量关于UFO现象的报道，目击者包括军用、民用飞机驾驶员和全美空中航行主管人。1948年，美国空军将军、空军技术勤务指挥部长纳撒尼，托尼成立了“信号”计划，该计划以U-FO客观存在并与国家安全相关为前提，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和评估与UFO相关的资讯及情报。
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的空军基地，由空军器材司令部的技术情报局主控“信号”计划，并在1948年1月23日开始实施。尽管起初空军害怕这些物体是苏联的秘密武器，但不久就断定UFO是真实并容易解释的。空军的报告发现，几乎所有的UFO现象都有可能是报告者歇斯底里般的错觉、骗局或是对已知物体的曲解。然而，报告仍建议军队情报局继续控制所有现象的调查，并没完全排除宇宙外现象的可能性。
20世纪40年代末，空军在一个新计划——“怨恨”计划的指挥下，依然从众多的UFO现象中采集并评估数据。该计划试图通过设计一种公共关系活动来减轻公众的焦虑情绪，劝说公众相信UFO的出现并不特殊，将UFO现象解释为“气球、飞机、行星、流星、视觉错误、雷达反射”，甚至“大的冰雹”等等。“怨恨”计划的官员们在已经得到研究的UFO报告中，并没有发现外国先进武器的设计动向，由此他们认为UFO并不威胁美国的安全，并且建议该计划缩小研究范围。这是因为空军官员的兴趣只在于鼓动人们相信UFO的存在，并促成一种“战争情绪爆发”的氛围。1949年12月27日，空军宣布“怨恨”计划终止。
随着冷战的日益加剧、朝鲜战争的爆发和UFO现象的频频出现，1952年，美国空军情报局长。少将查尔斯·卡贝尔命令进行一项新的研究计划。因此，“蓝皮书”计划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空军研究UFO现象的主要措施。UFO的鉴定和解释工作落在代顿市的空军器材司令部。在这个计划中，空军技术情报中心工作人员的态度并没有转变，还是试图劝说公众相信UFO并不特别。
“信号”计划、“怨恨”计划和“蓝皮书”计划为美国接下来30年对UFO的态度奠定了基调。 1947年。1952年，中央情报局一直密切监控美国空军的行动，他们意识到，日益增长的U-FO现象和由此引发的对UFO的关注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鉴于UFO现象的分布情况，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怀疑这会引起1952年的“中秋飞碟狂潮”。情报局官员接受了空军的调查结论：“这些现象不太可能是行星间的飞机，所以有必要逐个调查。”
1952年，美国发生了大量的UFO现象。尤其是在7月份。7月19日－20日，华盛顿国家机场和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雷达追踪到神秘的影像。7月27日，这一影像又一次出现了。虽然空军紧急派出歼击机进行追踪，但仍一无所获。此次事件成了全美国的头条新闻。美国空军给白宫的解释是：雷达影像可能是逆温现象。此后，民间航空局调查证实，这种雷达影像很常见，是由于逆温造成的。
尽管中央情报局监控UFO调查已有很多年，但他们仍将科学情报和当前情报处合并组成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调查这一连串现象。爱德华，拉斯是科学情报处下属的武器设备部的主要负责人，他宣称大多数的UFO现象都很容易解释。然而，他却仍然建议中央情报局应该和空军技术情报中心协作，继续监控该项研究。同时，他主张情报局向公众和媒体隐瞒事实，因为考虑到“他们容易有大惊小怪的倾向”，并使他们相信UFO的确存在。
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埃莫伊接受了这份报告，并将UFO调查工作交给了科学情报处下属的物理信息产业部，由瑞·格登负责。该局的每个部门都要为调查服务，格登也要与空军技术情托中心紧密合作。埃莫伊命令该组织着重调查UFO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国防委员会情报处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的想法。史密斯很想知道空军刘飞碟的调查是否足够客观，以及还需花费多少金钱和人力才能确定少部分未能解释的不明飞行物。史密斯认为：“虽然UFO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几率是万分之一，但仍不能冒这个风险。”据史密斯所言，中央情报局有责任通过法规协调情报调查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史密斯也想知道如何运用与美国民众心理冲突相联系的UFO现象。
在格登的带领下，中央情报局的研究小组与美国空军官员在代顿市的空军基地会面并检查了他们的数据和发现物。美国空军称报道中90％的现象都很容易解释，而另外10％则是“可靠观测者的视觉误差”，并不认为这些现象中含有美国或苏联的秘密武器或者是“火星人”，也没有任何证据去支持这些观点。最后，空军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一致认为，情报局对UFO的进一步质疑“将会使情况更加严重”。
现在看来，中央情报局这次隐瞒的做法对其以后的阴谋和掩盖事实的花招要负很大的责任。
中央情报局研究小组也调查了苏联媒体对UFO的报道，但什么也没发现。这使得研究小组认为这是苏联政府有意为之，他们还认为苏联政府可能将UFO作为一种心理战术工具。此外，他们担心如果美国空中警报系统负载太多的UFO信息，那苏联就可以趁此机会突然进行核武器攻击。
由于冷战冲突的日益加剧及苏联势力的增强，情报局研究小组担心飞碟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他们认为苏联可能会利用U-FO报道触发美国民众的恐惧心理，并且苏联会利用UFO现象使美国空中警报系统负载过重而不能辨清真正目标和UFO幻影。科学情报局副局长马舍尔·查德维尔补充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视，为了社会和谐，要开始思考解决办法。”
查德维尔在1952年向史密斯介绍了UFO的情况，他主张多采取行动，因为他相信，“一些事情要发生了，必须立刻开始关注这些事情”，并且，“不明飞行物从高处以极快的速度飞行在美国主要防御系统附近，而这些飞行物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飞机类型”。他就国防委员会情报处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画了一张图，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情报、防御研究和发展领域都将UFO现象作为重点研究计划。他还向史密斯建议，集合最顶尖水平的科学家成立一个UFO研究机构。此后，史密斯命令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埃莫伊负责组建直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管理处，继续开展UFO调查工作并且与空军协调合作。
1952年12月4日，情报咨询委员会接手UFO的调查，罗伯特·埃莫伊作为代理主席向委员会说明了史密斯的要求，即非正式地讨论UFO问题。然后，查德维尔简单回顾了情况并介绍了空军技术情报中心的现行计划。委员会认为国防委员会情报处应该“挑选一些科学家按照相关科学理论检查和评价现有的证据”，并建议由情报管理局负责该项任务，空军情报处处长、少将约翰·桑姆弗德充分配合。
查德维尔同时还调查了英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他获知英国也在积极研究UFO现象。1951年7月，英国成立了一个事务委员会来专门研究飞碟，这个委员会由著名的科学家琼斯领导。琼斯以及委员会的结论与中央情报局委员们的结论十分相似：这些现象不是敌机而是对自然现象的误认。但是英国方面提到，在最近的一次飞行表演中，英国皇家空军和部队高级官员看到了“一架完美的飞碟”。
由于媒体的反应和官员们的亲眼所见，琼斯一时间很难改变公众对UFO现象的舆论：他们都相信UFO是真实存在的。
1953年1月，查德维尔和来自加利福尼亚科技研究所的杰出物理学家罗伯特森领导组建了研究UFO问题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由一些非部队人员的科学家构成，他们包括：组长罗伯特森，核物理学家萨姆尔，高能物理学家路易斯，雷达电子学家特斯通·培格以及地理学家劳埃德·伯尼尔。
这个研究小组的任务是：检查现有的证据并调查UFO现象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可能威胁。
小组成员于1953年1月14日～1月17日会面，检查了空军收集的关于UFO现象的数据，然后用了12个小时研究这些现象，最后宣称能够解释大多数的UFO案例。例如：1952年7月2日犹他州拍摄的UFO影像、1950年8月15日在蒙大拿州大瀑布附近拍摄的影像，都被认为是太阳光反射到两架美国歼击机的表面而引起的视觉误差。
小组还一致断定，没有迹象表明UFO现象对国家安全有直接威胁，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些物体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同时，他们肯定并持续不断地强调UFO的报道会威胁政府的“正常职能”，用这些不相关的报道阻塞通讯渠道容易引起“民众情绪激动的行为”，这会对政府不利。他们也担心敌人可能会利用UFO现象干扰美国的空中防御系统，从而趁机袭击美国。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小组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开UFO报道并制定公共教育政策，使公众相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UFO是天外来客。该报告建议利用媒体、广告、商业俱乐部、学校甚至迪斯尼公司使人们了解这一点，该报告充斥着麦卡锡主义，甚至建议像洛杉矶的民间飞碟调查者、威斯康辛州的空中现象研究组织等这样的私人调查团体都应该受到监控。
罗伯特森小组的结论与早期空军的“信号”计划、“怨恨”计划以及中央情报局下属的科学情报处的结论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有的调查组织都认为UFO现象对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危害，并且没有证据表明UFO是天外来客。
在罗伯特森小组做出结论之后，中央情报局放弃了选派人员进入情报管理处研究UFO的计划。情报局官员称，尽管为了国家安全考虑他们要继续监控UFO现象，但不再认为UFO现象是有依据的。情报局官员对飞碟研究的任何成果都加以严格限制，不仅是将罗伯特森小组的报告归为机密文件，而且禁止情报局下属的小组提及UFO。这一态度对之后大众对情报局的看法，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罗伯特森小组的报告之后，情报局官员将UFO问题暂时搁置起来。1953年5月，查德维尔将研究UFO的主要任务转交给科学情报处的物理电子部门，而应用科学部门则继续提供必要的支持。
然而，物理电子部的主任奥达瑞克不想承担这个任务，他认为这项调查需要他的部门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基于罗伯特森小组的调查结果，他认为这个计划是“无事可做的”。他仅派出一名分析家和一名档案管理员来整理有关UFO研究活动的方案和卷宗。在奥达瑞克看来，海军和陆军对UFO现象都没有多大的兴趣。
但是，查德维尔和其他情报官员还在担心UFO，UFO现象的海外报道仍在不断地引起特别关注。据说，苏联组织了德国工程师正在研究将“飞碟”作为未来战争的武器。
对美国大多数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对手。苏联在核武器以及导弹方面的进步令人瞠目结舌：1949年春天苏联引爆原子弹；1953年8月，距美国氢弹实验9个月后，苏联也试制出一枚；1953年春天，兰德研究最高机密指出，有几处空军基地很容易受到苏联远程轰炸机的袭击……
美国日益担心受到苏联的攻击，而UFO现象更加重了美国政府的不安。
东欧和阿富汗诸多的UFO报道也使美国疑心重重，美国认为苏联在这一领域正在取得快速的进步。中央情报局官员知道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在进行飞碟实验，他们担心苏联也在研制同样的设备。
更为严重的事件出现在1955年10月，美国参议员理查德·罗素一行人在苏联乘坐火车时看到了飞碟影像。在对罗素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询问后，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罗素的所见不能支持苏联已经开发出飞碟状或非传统飞机的这一推断”。科学情报处副处长赫伯特·斯克维勒写道：“他们见到的物体是能够急剧升降的普通喷气式飞机。”
中央情报局应用科学部门的负责人威尔顿·莱克斯卡同样持怀疑态度。他提出质疑：既然苏联有飞碟，为什么还要继续生产传统式飞机?斯克维勒派莱克斯卡负责评估非传统式飞机的性能和局限性，并保管科学情报处的UFO重要档案。
1954年11月，中央情报局的U-2高空侦察机计划进入高科技阶段。1955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级研发中心，著名的航空工程师凯利·约翰逊进行了U-2高空侦察机的实验。它可以飞到近1.8万米的高度，而当时的大多数商用飞机只能飞到四五千米的高度。因此，一旦U-2飞机开始进行飞行实验，商用飞机飞行员和空中交通主管人就会开始报告有大量UFO现象出现。
早期的U-2高空侦察机是银色的(后来被涂成了黑色)，它反射太阳光，尤其是在日出及日落时，下面的目击者看来它就像一团火一样。
知道U-2高空侦察机的空军“蓝皮书”计划的调查者将许多UFO现象归因于U-2高空侦察机，但为了保密，他们不得不试图将它和一些自然现象，例如冰晶体、逆温等联系起来解释这些UFO现象。
根据研究U－2高空侦察机和“黑鸟”(也称SR-71)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大约有超过一半的UFO报道部被解释为载人侦察机(即U-2)。为了减轻公众的恐慌，保护高度机密的安全计划，空军给公众做出了虚假的解释。通过这些做法，空军未能解释的UFO现象的百分比从1955年的5.9％下降到1956年的4％。
同时，公众要求揭密罗伯特森小组的报告。1956年，空军“蓝皮书”计划的前负责人爱德华·瑞派特公开了该小组的成员名单。海军陆战队前少校、UFO研究者唐纳德·凯伊豪在他的畅销书中主张公开与UFO相关的政府的所有信息。像国家航空现象调查委员会、航空现象研究组织这样的民间调查团体也开始敦促政府公开罗伯特森小组的报告。在这些压力下，空军想由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来解密这份报告。
然而，尽管面对这样的压力，情报管理处副处长利普仍拒绝解密该报告，并且不愿透露情报局与罗伯特森小组的关系。中央情报局对小组的报告加以删改，删除了涉及情报局的所有内容以及UFO争论中可能存在的心理斗争。
然而，要求政府公开更多UFO信息的呼声并没有停止。 1958年3月8日，凯伊豪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采访时，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涉入调查UFO现象并负责罗伯特森小组。一时间，从凯伊豪到一名化学工程师(uFO研究者里昂·大卫森博士)都收到了许多信件。他们要求公开罗伯特森小组的全部报告，并论证中央情报局是否也参与了UFO现象的调查。大卫森相信，不是空军而正是情报局主要负责UFO现象的分析工作，以及调查美国政府最近十年所有的UFO现象。的确，由于u2高空侦察机和黑鸟飞机的资料尚未公开，大卫森还不知道此时他比他自己料想的更加接近事实。然而，中央情报局仍然坚持不公开他们在UFO现象调查中的角色，也拒绝解密完整的报告。
虽然空军代表们聚会讨论如何处理以后出现的像凯伊豪和大卫森等人提出的要求，但中央情报局坚持不解密。由于罗斯科·理莫科特曾经在国家航空现象调查委员会工作，所以与会代表们讨论让情报局法律顾问劳伦斯·豪斯滕拿这份报告给理莫科特过目，认为这样可以避免麻烦。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克·查平也暗示大卫森可能会有其他动机，“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并提议让联邦调查局去调查。虽然并不清楚联邦调查局有没有调查大卫森和凯伊豪，也不知道豪斯腾有没有把报告拿给理莫科特看，但1962年，理莫科特的确辞职离开了国家航空现象调查委员会。
20世纪50年代，在两个非常著名的UFO案例中，大卫森和凯伊豪的行为使公众更加不信任中央情报局。一件事是无线电广播的磁带录音，另一件是一张飞碟的照片。“广播代码”事件起源于1955年，芝加哥的两个姐妹米尔德里德和玛瑞·梅尔在《航天杂志》上讲述了她们的经历，其中包括未经辨认的广播节目录音。两姐妹录下了这个节目，一些电台接线员也称他们听到了“太空信息”。此事引起了科学信息处的关注，他们要求科学联络部门去找出这份磁带录音。
联络部的官员德维尔特·沃尔克与这两姐妹取得联系，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政府对此事的兴趣，使得两姐妹很惊讶。为了获取磁带录音，中央情报局官员谎称他们碰巧也见到过这一场景。沃尔克发电报给总部：“现在就缺用酒来庆祝了。”在检查了姐妹俩的剪贴簿后，他们得到了一份录音副本!科学情报处分析了这盘磁带，发现这不过是美国电台的莫尔斯电码。
1957年，UFO研究者里昂·大卫森在与玛瑞两姐妹的交谈中得知，她们曾见过一位自称来自空军的官员沃尔克先生。大卫森认为他是来自代顿市空军基地的情报工作人员，于是他写信给沃尔克询问空军是否已经在空军技术情报中心分析过那盘磁带。沃尔克回复说磁带已经转交到有关部门进行评定，但还没有得出结论。这让大卫森感到不满，他怀疑沃尔克是一名真正的情报人员，于是写信给国防委员会情报处的艾伦·杜莱斯，要求告知电码信息并询问沃尔克的身份。情报局想掩饰沃尔克的真实身份，回复称政府的另一个部门正在分析那盘磁带，之后空军会给大卫森回信。8月5日，空军回信给大卫森，称沃尔克“过去、现在都是空军的工作人员”，而那盘磁带是由政府的另一个机构负责分析的。空军的来信证实了录音只是美国合法电台发出的莫尔斯电码。
大卫森再次写信给杜莱斯，这次他想知道莫尔斯电码发出者的身份以及负责分析磁带的机构名称。中央情报局和空军都感到很为难，因为中央情报局之前就否认了他们正在分析那盘磁带，而且空军也否认了此事，并称沃尔克是空军的工作人员。情报局官员秘密联系了在芝加哥的大卫森并向他许诺破译磁带之后，他们会尽可能快地告知其电码的译文以及发报员的身份。
为了安抚大卫森，又有一位情报局官员穿着空军制服，在纽约联系到了大卫森。情报局官员解释说并没有上级部门卷入此事，空军的政策是不能公开谁在做什么事。而大卫森好像接受了这一说法，不过他仍要求公开录音信息的来源。情报局官员同意了他的要求。在与总部联系后，这位官员打电话给大卫森告诉他整个检查已经完成了，信号来自美国本土，而当时的磁带记录已经被销毁，保存为档案。
大卫森觉察到这只是个借口，这激怒了他。他告诉那位情报官员：“他和情报局是在销毁那些可能告发他们的记录。”联络部门认为越与大卫森接触，越会引发他的推测。于是联络部门向国防委员会、情报局、空中技术情报中心报告，建议不要再回复或联系大卫森。因此，情报处和空军联手很糟糕地处理了一个又小又奇怪的事件，但这却再次激起了人们对UFO事件神秘感的好奇心，以及人们对中央情报局在调查中所处的角色的关注。
然而，几个月后的另一件小事也使得人们不断质疑中央情报局在UFO事件调查中的真正角色。情报局的保密措施反而使事情弄巧成拙。1958年，少校凯伊豪指责情报局有意让目击者向公众隐瞒事实真相。
事件起源于1957年11月。科学情报处和联络部门向摄影师梅荷索要他于1952年在克利夫兰拍摄的UFO照片。一名联络处的官员亨瑞·瑞尔与梅荷联系并得到了几张照片去分析。1957年12月12日，另一位联络处工作人员约翰·黑森返还了五张照片，但未对照片做出任何评论。梅荷请情报处对照片加以评价，因为他开办了一个电视节目向公众简要介绍UFO。在节目中他想提到美国情报组织检查了这些照片，并且对此也很感兴趣。虽然黑森建议梅荷不要这样做，但他又声明梅荷是美国公民，他有权决定应该怎样做。
随后，凯伊豪联系到梅荷，梅荷告诉他整个关于中央情报局和照片的事。于是，凯伊豪请中央情报局用书面形式证实黑森是其成员，借此事揭露情报局在UFO调查中的角色。虽然联络处代表的态度很明显，他们刊登了证实与情报局合作的协议，但情报局还是拒绝承认。国防委员会情报处托莱斯的助手约翰·耶尔曼只是给凯伊豪寄去一封含糊的信，上面提到因为要由空军负责UFO研究，所以中央情报局已经把他的信转交到空军，希望他们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就像对大卫森的答复一样，情报局给凯伊豪的信件证明了他们参与UFO事件研究的这一推测，因此要求情报局公开UFO信息的呼声再一次响起。
尽管情报局对UFO事件的兴趣正在日益消退，但他们仍然在继续监控诸如UFO之类的现象，情报局官员感觉他们需要信息灵通。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凯伊豪、大卫森等不明飞行物研究者继续抨击中央情报局，要求其公开关于UFO的信息。大卫森宣称中央情报局：“自从1951年起，就开始制造UFO狂潮作为冷战的心理战争工具。”虽然公众一再要求召开美国国会意见听取会，公开关于UFO的所有信息，但收效甚微。 然而，在1964年，白宫讨论了如果在太空发现外星人信息或UFO报告，以及UFO现象有了新的进展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此后，国防委员会情报处约翰·麦克隆请求中央情报局更新对UFO的评价。根据这个请求，科学情报处要求联络部门从国家航空现象调查委员会获得各种各样最新的UFO实例和报道。由于该组织的创立者之一凯伊豪在研究中不再积极，中央情报局官员会见了该组织的负责人理查·豪尔，豪尔给了该官员其组织资料库中最新的UFO现象实例。
科学情报处官员在检查了这些材料之后，副处长唐纳德·克伯林向麦克隆保证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UFO现象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没有证据证明UFO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或者说它们是“天外来客”。克伯林告诉麦克隆，科学情报处仍在监控UFO报道，其中包括空军的调查“蓝皮书”计划。
同时，由中央情报局负责管理UFO最新的内部评论。公众向空军施加压力要求建立一个专门的、特别的委员会来检查“蓝皮书”计划。因此，空军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空军科学咨询小组成员布赖恩博士负责，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他们的报告也没有新的发现。报告称：“UFO不会威胁国家安全，并且没有一个UFO现象表现出超越人类科学技术的特征。”委员会建议由一个大学主要负责协调该计划以便全国研究UFO现象，并能给出确定的结论。
1966年，军队议院委员会也举行了简短的听证会，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空军书记哈罗德·布朗向委员会保证大多数的UFO现象都很容易解释，并且还没有证据表明外星人曾经拜访过地球。然而他又告诉委员会成员，空军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继续调查所有的UFO报道。
在布赖恩委员会的报告、议会听证会、罗伯特森博士在哥伦比亚广播节目的谈话中都有情报局参与UFO现象的分析。1966年7月，空军再次请求情报局对1953年罗伯特森小组的整个报告，以及杜瑞德就该报告的分析评论进行解密，但是情报局又一次拒绝了该请求。科学情报处副处长卡尔·韦伯写信给空军：“我们最担心的是不能得到情报局支持的小组的更多的信息。”韦伯在信中提到公众已经有一个删减过的版本，韦伯的这种反应是目光短浅并且考虑欠周到的，因为他只关注了罗伯特森小组13年前做的报告和中央情报局在UFO调查中的角色。而《星期六评论》杂志社的科学版主编在他1953年发表的文章中批评“删节本”，要求公开完整文件时，他关注的是在全面范围内对UFO现象的调查中情报局所扮演的角色。
情报局官员并不知道在1966年6月6日，一位来自亚利桑纳大学的大气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唐纳德已经在代顿市空军基地看到过杜瑞德对罗伯特森小组进程的报告。然而，在麦克唐纳德于6月30日返回基地要抄写这份报告时，空军却称这份报告是情报局的保密文件，不能给他查阅。于是麦克唐纳德公开声称中央情报局是隐藏在空军背后的秘密指挥，这是他们掩盖UFO事件的一种手段。他要求公开完整的罗伯特森小组和杜瑞德的报告。
迫于公众的压力和布赖恩委员会的建议，空军在1966年8月向外宣布，他们正与一所大学联系，以便对UFO现象展开全面而细致的调查。新的计划要减少美国政府自从知道UFO现象起所一直隐瞒的不断上涨的预算开支。10月7日，科罗拉多大学接受了325 000美元与空军一起合作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飞碟研究工作。著名物理学家、国家标准局前任局长爱德华·康顿博士主持并领导该项工作。康顿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评价自己对问题只持开放的思想而毫无偏见。他认为外星人是“不确定但不是不可能的”。美国空军准将爱德华·吉尔乐和空军研究发展处的托马斯·拉查弗德也参与了这项计划。
1967年2月，吉尔乐与情报局的国家照片分析中心主任卢达尔联系，提出与该中心建立一种非正式的联络关系，希望能够为康顿委员会在检测UFO照片上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卢达尔与国防委员会情报处的杰克·史密斯达成协议，决定以“维持一层玻璃”的方式进行合作。情报局与照片分析中心都保持低调，他们不参与委员会的任何结论，而且国家照片分析中心也不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然后，拉查弗德却请康顿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拜访照片分析中心以讨论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了解照片分析中心的专用分析设备。
1967年2月20日，康顿和委员会的其他4名成员参观了照片中心。拉查弗德向他们强调，照片分析中心的任何工作都不能认为是情报局的工作。而且，照片分析中心的各项工作都有严格的技术特征。在听完指导方针后，该小组听取了有关服务和设备上的一些介绍，这是由拉查弗德负责装备的，情报局用来分析一些UFO照片的设备。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得到的设备，这给康顿和他的成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7年5月，康顿和他的小组成员又在照片分析中心会面。这次他们听取了对在俄亥俄州拍摄的一些UFO照片的分析。分析解释了这个现象并再一次让他们感受到这项分析技术的先进性。
康顿评论道：“这是第一次能经得起调查的对UFO现象的科学分析。”
他们还讨论了委员会的计划：向全体美国公民征集他们手中的UFO照片，并发布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UFO照片拍摄指导办法。此外，中央情报局官员同意康顿委员会公开部分删减的全部杜瑞德报告。
1969年4月，康顿委员会公开发表了他们的学术报告。最终，报告的结论是：在对过去21年的UFO研究中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证实UFO是“天外来客”，因而对此现象也无须再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这份报告建议空军停止“蓝皮书”计划。而且这份报告也没有提及在康顿的调查中情报局所参与的活动。国家科学院审查康顿报告并同意了这个结论：“在过去的20年里没有根据证实UFO调查是可以优先考虑的事情。”报告最后称：“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上，UFO不太可能的解释是：‘它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
在康顿委员会和国家科学院的建议下，空军部长罗伯特·西曼斯于1969年12月17日宣布终止“蓝皮书”计划。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拒绝终止UFO研究 许多不明飞行物研究者对康顿报告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这只是掩饰中央情报局在不明飞行物现象研究活动中的一种手段。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些事件，又更使他们相信是情报局在从事间谍活动。
1975年6月7日，地面飞碟观察小组的组长威廉·斯伯汀写信给情报局，要求得到一份罗伯特森小组的报告副本和与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所有记录。威廉，斯伯汀相信，情报局掌握着不明飞行物的重要档案文件。而情报局官员也给他提供了一份罗伯特森小组和杜瑞德的报告。
1975年7月14日，威廉·斯伯汀写信给情报局，质疑他所收到的报告的真实性，并揭穿了在不明飞行物调查中情报局使用的掩饰手段。情报局信息机密处的基恩·威尔逊写信答复他说：“在罗伯特森小组成立之前以及报告发表之前，情报局都没有卷入不明飞行物现象的研究中。”基恩·威尔逊还说，罗伯特森小组的报告是“情报局在不明飞行物活动中的总结”，同时表明情报局在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并没有掌握其他的文件。基恩·威尔逊对此所知不多。
威廉·斯伯汀并不相信基恩·威尔逊的话，1977年9月，他向法院起诉情报局违反《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公开情报局所有的不明飞行物档案。在类似要求的压力下，情报局官员同意在法律程序下，对情报局拥有的不明飞行物材料进行“合法搜查”。
虽然整个情报局对诉讼持冷漠态度，但情报局官员们仍在法律总顾问鲁尼·齐斯尔的领导下对不明飞行物记录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研究。在齐斯尔和他的小组成员不断的坚持甚至时常的威胁下，完成了对整个不明飞行物记录的搜索工作。他们甚至在一位秘书的桌子底下找到了一份以前的不明飞行物文件。最终共搜寻出了355份文件，共计900余页。
1978年12月14日，除了大约100页的57份文件之外，情报局向地面飞碟观察小组公开了其余的所有文件。据称那57份文件因为涉及国家地面安全以及由于保护消息来源和方法的原因而未被公开。
尽管公开的文件并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它只是揭露了1953年罗伯特森小组报告之后情报局的一些简单的调查活动，但是新闻界还是将此事作为重大事件连篇报道。
《纽约时报》的评论称，解密的文件证实了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现象的密切关注以及情报局对不明飞行物现象研究的秘密监督。地面飞碟观察小组要求情报局公开其余的文件，宣称他们仍然掌握着主要信息。
这很像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事件一样。无论情报局公开多少材料，并且无论这些信息是多么普通乏味，人们还是认为情报局有所隐瞒。
国防委员会情报处斯坦斯韦尔德。特纳读完《纽约时报》的文章后感到很不安，他问他的手下：“我们是在UFO上吗?”联邦政府副主任沃特曼检查完记录后，向特纳报告：“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情报局就没有组织人员去研究不明飞行物现象，也没有去收集不明飞行物情报。”沃特曼向特纳保证情报局所掌握的记录只是“分散的事件”，包括对不明飞行物现象的各种报告；情报局没有组织人员收集不明飞行物的计划，并且向地面飞碟观察小组公开的材料也几乎没做任何删节。
在得到保证后，特纳主持召开了法律顾问记者会，就地面观察小组提起的新诉讼做出终审判决，1980年5月，法院驳回诉讼，认为在完全可以信赖的条件下，已经对情报局进行了全面的搜查。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情报局对不明飞行物现象的研究依旧保持低调。而大多数科学家将飞碟报道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趣闻的一部分已经公之于众了。情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已经将兴趣转移到研究与不明飞行物现象相关的心灵学和精神现象的方向上。
情报局官员开始研究不明飞行物现象有无可能会透露出苏联在火箭及导弹方面的进展，以及如何对不明飞行物进行的反情报活动。生命科学部门的情报局分析专家们，花费了一些时间研究这些问题：其中包括苏联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利用美国公众和不明飞行物研究团体，以试图得到有关美国武器进度的高度机密计划；外国导弹是否模仿成UFO探测美国空中防御系统的洞察力；苏联是否掌握制造UFO的超级技术等等。而中央情报局继续让情报部门与其他机构联合进行心灵学、精神现象和“远距离侦察”实验。
总之，情报局对这些非传统的科学事件都抱着传统的科学研究观念。20世纪80年代，情报局设有正式的或官方的不明飞行物研究计划，情报局也总有意减少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文件的保存数量，减少如果一旦公开就会产生误导公众的一些记录。
20世纪80年代，公众同样也对情报局产生了一些新的指责。例如情报局仍然掌握着1947年罗斯韦尔事件的档案。在这个事件中，人们认为有一架飞碟坠毁在新墨西哥州，而据称这是美国的最高机密。
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不明飞行物现象的调查和研究是要直接对总统负责的。自1947年新墨西哥州飞碟坠毁一事后，不明飞行物研究者一直争论不休，认为政府不仅找到了坠毁的残骸，还发现了四五具外星人的尸体。根据一些研究者称，自那以后，政府强制采取保密措施，以防泄露调查结果和研究成果。
在1994年9月，美国空军公开了罗斯韦尔事件的最新报道，其中包括1947年在新墨西哥州发现的残骸是“莫沃尔”计划中的一次绝密的空气球实验，这是为了检测大气层，以探明苏联是否进行核实验的证据。
研究者所说的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组建了机密委员会，他们负责收集罗斯韦尔事件中的UFO残骸和其他地方的UFO残骸来进行科学研究，并会仔细检查残骸中的外星人尸体。
一系列的相关文件大约在1984年浮出水面，虽然大多数的文件都是捏造的，但是关于事件的争论仍在继续。
就如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事件一样，不论情报局怎样做或怎样说，不明飞行物事件可能都不会很快消失散去。我们在宇宙间不是孤独的，这听起来很吸引人，而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使问题不能经得起传统的科学研究的合理解释。
虽然“怨恨”计划停止了，但它仍然起着一定作用，这是坚定的调查者卡明斯不懈努力的结果。计划的作用在慢慢消退，新泽西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报道使得空军不得不做出自我批评，承认他们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事件调查不力。
最终，1951年卡明斯中将离开空军，另一位空军情报官员，上尉爱德华·瑞派特受命接管这个计划，该计划被重新命名为“蓝皮书”计划。瑞派特认真对待这个任务并重新研判了全部计划。他建立了速递报告的途径，通过与其他部门加强联系，使报告程序体系化，并请来一名科学顾问，天文学家艾伦·海尼克博士。在俄亥俄州大学建立了标准报告模式，由战争纪念研究所进行称为“蓝鸟”计划的数据研究。到1952年4月，随着报告数量的增加，在美国空军基地的所有情报官员都可以通过电传直接将报告送至“蓝皮书”计划处。最终空军好像在认真对待UFO，但其实这只是1952年的“狂潮”。
在1952年7月的“狂潮”中所见到的现象达到了顶峰。这些场景有的是目击者看见的，有的是雷达扫描到的。场景是如此之多，几乎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比赛。中央情报局也开始担心起来，他们命令情报局重新检查“蓝皮书”计划所收集的数据，并要求空军技术情报中心推荐发现物。
情报局对数据的检查又要求对UFO现象进行更多的研究。中央情报局主要的担心不是UFO对美国构成的直接威胁，而是潜在的威胁。在这期间，即冷战时期，美国所担心的是许多UFO报告遮掩了来自苏联的真正威胁。有一个例子是：在发现UFO现象的高峰时期，不能及时发现苏联的攻击或苏联的空中间谍飞机。
因此，中央情报局让加利福尼亚州的物理学家罗伯特森博士召集著名的科学家研究UFO现象。这些人包括国家实验室的核物理学家萨姆尔、地理学家劳埃德·波克尼、加伯尼亚大学雷达和电子专家路易斯、约翰斯大学天文学家托恩通·培格、天文学家和“蓝皮书”计划顾问艾伦·海尼克以及国家宇宙航行基金会主席弗雷德·杜瑞德。
这个著名的专门小组，被称为罗伯特森小组，从1953年1月14日～1月17日，一共花了4天时间来调查现有的证据。在调查结束后，他们发表了一份报告。被称为《杜瑞德报告》。报告中重申，UFO对美国的安全不会造成直接危害，但是又提及了中央情报局担心苏联利用这一现象作为掩饰手段对美国进行攻击。
“我们引用了一些利用不相干的报道阻塞交流渠道的例子。如果经常收到连续不断的虚假警告，那么就会忽视敌方真正的袭击行动并且在敌方蓄意的宣传活动中，国民会形成一种病态心理，这会引发国民反常的行为以及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
罗伯特森小组建议为了抑制公众对UFO现象日益上涨的关注，应该揭露UFO现象。报告建议，国家安全局应立即采取行动，公开不明飞行物的特殊地位，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罗伯特森小组的结论，有些草率，并有明显谎报情况和武断曲解的迹象。这减弱了政府和军队对UFO研究的热情。上尉瑞派特于1953年8月退出了“蓝皮书”计划，而由一名士兵马思·福特兹接手。此后，美国空军公开了UFO报告，但同时又给他们的调查拉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几年中，“蓝皮书”研究人员的变动表明了空军兴趣的不断减弱。
1954年3月，由少校查尔斯·哈汀负责“蓝皮书”计划，第4602空军情报中队开始培训该范围内的调查员。1955年，美国战争纪念研究所发表了“蓝皮书”的第14号调查结果。研究中有许多缺点，它认为只要改进调查和报道的方法就可以使所有的UFO现象都可以被解释为是普遍现象。
1956年4月，上校乔治·格雷戈里负责“蓝皮书”计划。他开始努力“解释”每一个现象，即使他不得不去把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为“可解释”的类型。 1957年7月，4602号空军情报中队解散了，1006号空军情报中队接替了调查工作，1959年工作又继续传递给1127号野战行动小组。
1958年10月，由上校罗伯特·弗瑞德代替了格雷戈里。此时，空军开始认为“蓝皮书”计划是一个负担，准备要么将它划分出情报领域，要么停止它。
1963年。上校海克特·昆廷代替了弗瑞德上校。而“蓝皮书”计划的工作人员也只剩下两人，昆廷和一名士兵。
1966年，“蓝皮书”计划终止的钟声敲响了。住宅武装服务委员会建议空军联系一所大学继续进行对UFO的研究。1966年10月7日，空军宣布将由科罗拉多大学和爱德华·康顿博士负责执行这一计划。事实上，康顿委员会有另一个任务，那就是为空军提供一个结束官方调查UFO现象的理由。
在研究开始后，康顿博士做了一次演讲。他说：“我现在正在建议政府不要再继续进行调查。我现在的态度是没有发现什么不明飞行物，但是我也不会很快地下结论。”
1969年1月7日，《康顿报告》正式发表，最后的结论是：
“我们的结论是：在过去的21年里从没有根据证实UFO是天外来客，对此也无须再做进一步研究。”
1969年12月17日，“蓝皮书”计划终止了，并完全拉上了神秘的面纱，UFO的调查开始由军队自己着手实施。
“怨恨”计划、“信号”计划、“蓝皮书”计划是美国空军调查UFO的三大计划。从1948年“信号”计划开始实施到1969年“蓝皮书”计划正式终止，工作人员共调查了12618件UFO事件。而据空军方面宣称，调查中仅有701件尚不能解释，超出了我们的科学研究范围。空军断言。“整个‘蓝皮书’计划没发现存在有外宇宙的交通工具，也没有丝毫的证据表明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