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世界大战的心理逻辑
对德国这个世界舞台上的新手来说，炫耀实力很像是一种“撒娇”：它企图以这种方式吸引伦敦的注意力，包括使后者相信自己结盟提议的严肃性。但对20世纪初正在勉力调控衰落的英国政治家来说，滥用恫吓、执著于缔结军事盟约恰恰暗示了德国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不仅如此，德国觊觎海上霸权的企图已经触及了英方的底线，“这个陆海皆称雄的霸主自会迫使整个世界为摆脱其梦魇而团结起来”（《克劳备忘录》，1907年）。1904年英法达成协约，3年后英俄和解，德国真的“被包围”了。
企图以一种明晰、稳固的战略在短期内谋求绝对安全的后果就是如此：到1912年前后，德国已经拥有了欧洲第一强陆军、最稳固的经济基础和仅次于英国的海军，但它在陆上被法俄包夹，在海上面临皇家海军的封锁，较1871年时反而更不安全。威廉二世“总是提心吊胆，断定约翰·费舍尔爵士的舰队或斯拉夫入侵者的铁蹄会在某一刻不期而至”（乔纳森·斯坦伯格：《哥本哈根综合症》）；这种情形下，绝对实力最不值得一提、积弊也最深重的奥匈帝国居然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个同文同种的中欧大国差不多是柏林唯一可靠的盟友了。为了维持这硕果仅存的友谊，德皇几乎是以纵容的态度放任维也纳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盲进，当萨拉热窝事件在1914年6月爆发后，德国不假思索地同意给予奥地利无条件支持。弱者绑架了强者，俾斯麦生前最担心的情况之一终于发生了。
俄国式恐惧：要么扩张，要么崩溃
如果说德国的恐惧源自权势基值激增后心理上的不适应，那么俄国的问题就在于完全抗拒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改变，指望以对外扩张的老办法应对新困难，最终陷入“要么扩张，要么崩溃”的危险境地。
伊凡四世以降300余年，俄罗斯人始终以前进至“天然”地理屏障（高山、大海）的扩张方式来增加外部安全的系数。由于东欧平原易攻难守，历代沙皇投入兵力最多。1756年以来的历次欧洲大战，俄国几乎无役不与，它的广袤疆域、充足兵员乃至身处侧翼的地理优势在干预欧陆局势时优势相当明显，一定程度上成为经典均势的支柱。1812~1814年，正是俄国成为了颠覆拿破仑帝国的中流砥柱；1848~1849年，又是“欧洲宪兵”尼古拉一世充当了从革命洪流中挽救各保守君主国的后盾。这种历史经验加上东正教会的推波助澜，使历代沙皇往往以东罗马帝国之继承者自居，并对肢解奥斯曼土耳其、重建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第三罗马”抱有越来越大的热忱。从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上台的亚历山大二世，到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重回欧洲”的尼古拉二世，俄国的扩张主义势头并未因一时的战败而偃旗息鼓，反而多次踏入巴尔干角斗场。
相较其他大国，俄国对外战略对沙皇个人素质与见识的依赖性更强，而尼古拉二世在日俄战争及1905年革命中的表现已经证明：他既无扭转乾坤的才干，也不愿因改良体制牺牲专制权力。他把赌注押在进军巴尔干、加速肢解土耳其的轮盘上，并认定需要拉拢彼得堡对抗柏林的英国将按兵不动。恰好奥匈在1908年鲁莽地宣布吞并波黑，引发俄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代理人塞尔维亚王国的震怒；于是从1912到1914年，俄国就成为塞尔维亚的冒进最不负责任的支持者和推手。它不仅大力支持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开战、鼓励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还纵容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把触角伸进波黑。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俄国又以塞尔维亚头号支持者的身份现身，局势终于不可收拾。
最荒唐的是，1914年的俄国军事领导人深知本国战争机器已腐朽迟缓，但他们对拿破仑战争的经验过于痴迷，居然得出一项疯狂结论：唯有规模巨大、持续时间极长的全面战争才能发挥俄国在幅员和人力方面的优势；倘若俄奥或法德因偶然缘故发生局部冲突，彼得堡应努力将此冲突扩大及延伸为全欧混战，如此方可主宰战后世界。1914年7月30日，俄国在五大国中第一个发布全面动员令，次日便“成功”引来柏林的宣战，此后总动员令如连锁反应般传遍各大国，尼古拉二世终于如愿以偿将巴尔干危机升级为世界大战。结果，1917年3月，俄国在参战大国中第一个崩溃；1918年7月，废帝全家在叶卡捷琳堡遭处决。
英国式恐惧：抗拒“羁绊”
在这场争先恐后的自杀竞赛中，英国的角色相当值得玩味。16世纪末以来，不列颠屡屡以欧陆均势缔造者以及反霸同盟组织者身份出场，摧毁最具威胁的挑战者、恢复和平。但它在19世纪后半叶保持“光荣孤立”，至1908年才对德国“世界政策”的负面效应做出回应，对安全环境的恶化完全放任；英国外交部尚在1914年8月拒绝及时表明立场，使威廉二世下定孤注一掷的决心。
公允论之，“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并非无来由的偏执，它根植于伦敦对均势模式的选择：相较频繁变更结盟对象、掌控异常吃力的俾斯麦式均势，“光荣孤立”的成本远为经济。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英国始终以超然态度自处，并保有商业与海权优势，但进入1870年代，挑战开始浮现。此际屹立于英国政坛的两位巨头对此看法迥异：保守党人迪斯累利深信俄国在巴尔干和中亚的推进构成英国的心腹大患，俾斯麦的“三皇同盟”则为俄国奥援；为挫败彼得堡的野心，迪氏在整个1870年代积极介入巴尔干事务，一反半世纪来的孤立之风。但他终究于1880年遭自由党人格莱斯顿取代，后者推崇的外交理念超前时代约60年—道德优先、民意至上、欧洲团结、集体安全。既然大陆诸强为着私利争斗不休，格莱斯顿便以道德家的傲慢拂袖而去，听任中东欧各国间弹性进一步丧失。在格莱斯顿晚年与他“竞争上岗”的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又是一位出身高贵、尊重传统的老派国务家，对不列颠外于欧陆乱象的“安全”处境自豪不已。换言之，除去迪斯累利时代的“反常”，英国自我隔绝于欧陆竟已达2/3个世纪。
固守传统政策带来的虚幻安全感，在19世纪末新帝国主义扩张潮面前显得捉襟见肘。当扩张潮的推手由俄国一家变为俄法德美奥全体时，势力范围最大、分布最散的英国马上成为众矢之的。仅有的选择是缩小目标。1902年，伦敦与日本结成同盟，由后者承担在远东抗俄的主务；两年后，与法国就非洲殖民地划分达成协议，并将西半球海上控制权让予美国，此前分散在地中海和美洲的舰队转而向本土集结，以强化海峡防卫。鉴于德国公开宣言追逐“海神的三叉戟”，并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张牙舞爪，新任外相格雷最终决定放弃扮演居间制衡者，而与另一个大陆强国联手。1907年，英俄就中亚势力范围划分达成协议，一年后波黑危机爆发，俄奥两国各以其盟邦为倚靠，寸步不让，使刚刚成型的两大军事同盟冲突急剧升级。尽管1909~1911年英德两国又进行了几轮旨在约束海军竞赛的谈判，但伦敦已认定德国乃第一假想敌，任何谈判都无法消弭此种戒心。
然而“孤立”理念在1914年8月又有一次回潮，且影响更为深刻—萨拉热窝事件一起，奥匈与俄国急不可耐地开动战争机器，紧接着加入的必是法德两国。按照英法协定，若德国侵法，英国须在第一时间派远征军赴法参战。然而格雷和白厅担心远征军和法军一起遭德国击败，在德国对法开战前72小时内，既未向巴黎明示是否出兵助法，也未向打听消息的德国代表重申对法保证。这一沉默被德皇解读为“不干涉”，他在8月3日大胆对法开战，德国按“施里芬计划”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实施包抄法军的预案。至此伦敦才恍然大悟：为自保采取的权宜之计，竟鼓舞了德国开战，直接危及对本土安全至关重要的比利时。一天后英国对德宣战，开始了这场“恢弘之战”。
目标“奢侈”诱发不安全
“本人深信这必将是一场恢弘之战……同种族之其他国家已各择一阵营以加入；至于推迟做出决策之邦，对站队一事也必有所思。笃而论之，是役真乃有史以来第一大变动。”这番记录，乃希腊城邦时代的雅典将军修昔底德目睹祖国与斯巴达所率两大军事同盟间的鏖战，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为见证。巧合的是，他用于描述此役的“恢弘之战”或“大战”（The Great War）一词，在西方世界恰恰也是1914~1918年战争的别称。
存在于两场战争间的相似还不止这一处。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斯巴达在雅典权势急剧增长的年头明哲保身，最终因科林斯人的要挟不得不出兵阿提卡时，降临在希腊世界的只能是全面战争，这与英国对德国的纵容勾起了世界大战何其相似。把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强权拉进战争的乃是较小盟邦间的对抗，正如1914年夏天第一个拔剑的反而是列强中最弱的奥匈。而希腊两大同盟因克基拉牵涉科林斯、以科林斯关联波提迪亚、由波提迪亚连带雅典、再经科林斯说动斯巴达出兵的连锁反应，更是与1914年8月的“动员传导”机制如出一辙，印证了修昔底德“知晓过去对阐释未来总会有所裨益”的先见。
在关于雅典霸权崛起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诸多解释中，“恐惧”（Fear）是修昔底德最看重的因素。部分为了消除外部安全隐患、驱散城邦公民的恐惧，雅典选择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当它的帝国主义作派与海军强国科林斯产生对立时，恐惧又在希腊第二大强权斯巴达急剧上升—丧失了科林斯的海军，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将再无可能抗衡咄咄逼人的雅典；非独如此，若科林斯这等重要盟国都不能指望斯巴达的庇护，其余小邦势必抛弃昔日的恩主，转搭雅典之车。正是为对抗此种恐惧，斯巴达纠集一众盟邦共同对雅典用兵，然后有此“恢弘之战”。
1914年之夏的普遍恐惧也是如此：单就一国情形论，德俄英国务家做出的抉择都有可取之处，但他们既未给自己、亦未给对手留出弹性空间，终于点燃八月炮火。这一局面符合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假设：由于普遍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主要大国总是彼此疑惧和不信任，须藉由自助（Self-help）实现自我保存，并以体系内的权势最大化为目标（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但如果每个国家都不加节制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它们对彼此的畏惧和敌意只会进一步加强，这反过来又将导致冲突可能性的增加和更大程度的不安全。
虽然安全困境几乎不可能被彻底根除，但只要一国领导人认识到获取国际权势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国家、而不是权势本身，他们在追求权势最大化时就会更多地关注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如俾斯麦所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在安全领域，一国若能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使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便不容易着迷于某些带有危险诱惑的“奢侈”目标，也就有可能避免诱发和传导不安全。
1914年夏天笼罩欧洲的，是一种普遍的恐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将普遍繁荣和乐观主义散布至全欧洲后，权势的急剧变动反而使各国陷入深深担忧。其中除法国的恐惧由来已久（始于1870~1871年对普战争的失败）、奥匈的恐惧具有结构性原因（哈布斯堡王朝含混纠结的民族政策）外，德、俄、英三强的恐惧可以说应时而生且咎由自取。
以五强末席陡然跃居第二的德国，未能制订出与权势基值相适应的对外战略，先盲目自信、复张皇失措，最后竟将希望寄托到唯一的盟友奥匈身上，终于因纵容后者引火烧身。大而不倒的俄国，以向外扩张为延缓经济-政治改革的工具，又怀抱似是而非的偏执心理，为塞尔维亚的盲动推波助澜，提供了“八月炮火”的引线。作为传统均势的维护者，英国本该是制止对抗升级、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力量，然伦敦重视本身的行动自由大过整体安全，非至切身利益受损不愿出手，错过了制止大战的最佳时机。
这几种性质不一的恐惧，在一个毫无弹性的权势结构中碰撞升级，终于导致了1700万人丧生、三大帝国倾颓的悲剧。为化解各自恐惧而不惜一战者，殊途同归，自食其果。
德国式恐惧：“被包围”的强者
如果说法国问题构成了17~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主旋律，那么1871年南北德统一就开启了新的魔盒—德意志问题。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人口总量、经济潜力与陆上军力高达周边中等强国的两倍以上，却由于身处英俄两个侧翼大国之间，又与念念不忘复仇的法国毗邻，安全环境颇为险恶。个中情境，恰如俾斯麦早年的慨叹：“世间堂皇之物……每每与堕落天使相仿：华丽但欠和平，计划及努力卓越然不得成功，骄傲却又忧郁。”
由于担忧本国“被包围”（Einkreisung），“铁血宰相”从一开始就不把攫取欧陆霸主地位作为行动目标，而希望争取英奥俄三强中至少两国的友谊。鉴于迪斯累利治下的英国坚守“光荣孤立”，柏林别无他法，只有串联矛盾正在上升的俄奥，这便是1873与1881年两次“三皇同盟”以及1887年德俄“再保险”条约的初衷。俾斯麦以“诚实的经纪人”自居，约束奥匈在巴尔干的野心后，乃邀功于彼得堡，使后者感佩其诚意、远离法国，同时德国暗中支持俄国在东方问题上与伦敦对立，如此两个侧翼大国将永无希望携手包围中欧。至于英法两国，俾斯麦也有其手腕：他向伦敦表态无意插手海外事务，在埃及和土耳其问题上亦守善意中立，赢得迪斯累利的好感；甚至对宿敌法国，也以温言安抚，暗示其向海外发展，从而与英国产生摩擦，如此柏林便可以仲裁人身份出现。
但俾斯麦体系属于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需要以极繁复的外交技巧加以维持，实际上只有俾斯麦本人能胜任。进入1880年代，“铁血宰相”面对新兴工商业阶层要求“阳光下的土地”的呼声已经难于招架；1890年，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终于将他罢黜，旋即启动了外交大转向。
小威廉及其头号谋臣霍尔斯泰因，为追求“绝对安全”，在最短时间内疏远了俄国这个动机摇摆、在中欧不受欢迎的旧友，后者理所当然地转向法国，并在1892年缔结了协约。但霍尔斯泰因并不惊恐，他指望通过大海军和殖民地建设，在欧洲以外成为英国的战略伙伴乃至接班者，并认为一个英德联盟将彻底压制住法俄，给德国带来持久繁荣。然而伦敦并不稀罕柏林的结盟邀约，认为法俄结盟后，即使英国不给予德国额外“奖赏”，它也会去遏制圣彼得堡。德皇在焦虑中，竟以口头恐吓和炫耀力量敦促英国接受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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