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爷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叫“三希堂”，取的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之意。希贤希圣都是古代文人所向往的境界，“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则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来的。对，写《爱莲说》的那个周敦颐。
但是，三希堂更被普罗大众熟知的，其实是它的另一层含义——堂内所存的三件稀世珍宝：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三人的关系是这样：
王羲之→（子）王献之
↘（侄）王珣
三人都是东晋大书法家，中国历史上最显贵的门阀士族琅琊王氏的子弟。
这三大法帖出自同一家族，后世流传中也经过不同收藏家的手。《快雪时晴帖》在初唐曾被赐予丞相魏征，后又给了褚遂良，宋代时由大书法家米芾收藏；《中秋帖》和《伯远帖》则都被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过。有意思的是，这三幅帖都曾入宋内府，为王室所有。
快雪时晴帖
到1746年，35岁的乾隆爷正是文治武功都达鼎盛之时，清宫内务府为他寻来这三大法帖，珍藏在三希堂内。乾隆爷对这三件传世名帖爱不释手，时不时就要拿出来赏鉴一番，三大法帖上都盖满了他的印章。
可惜，这原本在同一间书房存放的三大法帖，如今却分别归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地。这其中有过怎样的分分合合呢？
时间回到1924年。这是三大法帖分离的时刻。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多次写到过上个世纪初期的局面，溥仪的困局、国宝的流落……1924年也是这样一个时候，清王室的成员们被驱逐出紫禁城。此时，《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同治帝的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所居的寿康宫中。眼看要离宫生活，老太太便把这两幅帖藏在行李中，带出了宫。而另一幅《快雪时晴帖》，则被溥仪藏在行李中，也想带出宫，但被卫兵搜了出来，留下了。
出了宫的《中秋帖》《伯远帖》马上就进了潘家园的古玩店，被收藏家郭葆昌买下。要说郭葆昌，那也是一个传奇。他早年曾在古玩店当学徒，逐渐独当一面，在京师古玩圈子里有了名气。他和袁世凯关系极好，甚至被称为“袁世凯的账房先生”。但他也很有爱国心，决不将文物卖与外国人。
中秋帖
收下《中秋帖》和《伯远帖》时，郭葆昌已经年过六旬。他知道多事之秋身怀宝物的危险，同时又不愿国宝外流，因此多次和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交涉，希望故宫能回购两帖，让三希堂三宝重聚，但终因国难当头、财力不济而未能实现。后来，张伯驹先生得知消息，便托人与郭葆昌谈定了价格，准备收购两帖，谁知遇到卢沟桥事变，北平城大乱，此事也就没有下文了。彼时，《快雪时晴帖》已经随故宫文物南迁，辗转到过上海、南京，最后去了贵州安顺。
1949年，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从广州赴香港时带上了《中秋帖》和《伯远帖》。他在香港做生意，急需筹措资金。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见到了一个商人，称可以将《中秋帖》与《伯远帖》出售给他们，如此一来，“三希”可重聚。那时候，《快雪时晴帖》已经运到了台北。台北故宫喜出望外，可是一筹钱却发现，捉襟见肘的财政根本拿不出钱来收购此二帖。
伯远帖
没办法，郭昭俊回到香港，将两帖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押期一年，月息二分，1951年11月28日到期。眼看着抵押期就要到了，但郭昭俊却生意失败，根本没有钱还给银行赎回二帖。英国人眼瞅着就要捡到宝了，乐得不行，天天催郭昭俊还钱，变着法地撺掇他把二帖卖给银行。
郭昭俊虽是个败家子，却也知道这两幅帖是自家老爷子护了一辈子都不肯卖给日本人的国宝。因此，到了1951年下半年，他也十分焦虑。最后，他想到这件事还是只能求助中央，便将抵押一事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世交好友徐伯郊——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
徐家是文化世家，徐伯郊的父亲徐森玉就是文物南迁的组织者之一。为了在昆明郊区找到存放善本的妥善地点，他还不幸骨折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上海沦陷前，他和郑振铎在上海抢救古籍，二人每天都在各大藏书楼中穿梭，抢救回善本3800余种。《伯远帖》和《中秋帖》的消息，徐森玉一直让身在香港的儿子着意打听。
徐伯郊从郭昭俊那里得知消息后，正赶上时任文化部部长郑振铎出国访问途经香港，他将这一重要消息报告给郑振铎和父亲，消息因此传到中央。周恩来总理亲笔做长篇批示，由政府拨专项资金赎购两帖，并对鉴定、付款的程序做了详细部署。随后，王冶秋、马衡、徐森玉三位文物专家奉派南下，以35万港元赎回《中秋帖》《伯远帖》，于1951年12月27日将两帖送回了北京故宫。
如今，三帖都完好无损。唯一遗憾的是，分别收藏在两岸故宫的三帖，不知何时才能再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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