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最爱什么?当然是最爱钱了。谁都怕自己钱少、不怕自己钱多。但贪官怕死吗?真实的答案是:贪官不怕死。
贪污有什么危害呢?柏杨说:“历史沉痛地证实,贪污对中国的伤害太大,无数民变兵变、辱国失地、政权覆灭,以及大屠杀大流血,几乎全都起因于官员贪污,和由贪污引发的暴虐。”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针对元代后期贪污成风的弊政,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认为乱世须用重典,法外用刑的情况很严重,遭到惩处的官吏很多。
朱元璋对贪污的蛀虫、官员害人的行径特别痛恨。他登基第二年,和大臣们交心说,我从前在民间的时候,看到地方官员大多不体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心里真是恨透了。现在我要严格立法,严禁贪污。凡是官员贪污、祸害百姓,绝不宽恕。1385年颁行《大诰》,朱元璋在序中严厉地说:“官府敢不奉公而捞取私利,一定要彻查罪行进行惩处。”
刚开始,朱元璋惩治贪污还不是特别毒辣。他鼓励天下百姓都来检举、监督官员。允许百姓直接到京城检举,告发贪官,甚至允许把贪官扭送京城。百姓闯入官府捉拿有劣迹的官员,谁也不能阻拦,如有阻挡者,诛灭全家。他把犯法官员的罪行在申明亭公布于众,让老百姓都知道,警戒官员不要作恶。由于人才奇缺,官员犯罪了不是一杀了之,而是可以戴着脚镣手铐办公。他命令刑部,凡是犯罪的官吏,罪行可以宽宥,仍旧官复原职,但在官府大门上张榜公布他的罪行,督促他反省,死不悔改的再治罪。
有件事使他大受刺激,才大开杀戒。
浙西的官府征收百姓赋税,盘剥起来比虎狼还厉害。从浙西运1石粮食到首都南京,需要花4石的运费,老百姓苦不堪言。为把运费节省下来,后来改为缴纳钞,不用运粮,1石米相当于2贯钞。但是,地方政府照样按照运粮的办法盘剥百姓,征收水运费、车运费、饭钱、验收粮食费、装粮食的蒲篓开支费、竹篓开支费、沿江祭拜神佛的香火钱等,总共比规定的标准多征税900文。朱元璋得到举报后,气愤至极,下令以后官员贪污,不分轻重全部杀掉。
1371年立法规定,官员犯贪污罪不予赦免。1392年立法规定,官员贪污钞60两以上,不仅枭首示众,而且剥皮。杀起贪官来就毫不手软了。
朱元璋执法很严,即使是亲女婿犯罪,也照杀不误。他的女婿欧阳伦因为私贩茶叶,罪不至死,结果被逼自尽。谁贪污就杀谁,是历史上贪官杀得最多的一位皇帝。在《大诰》等法令中,有成百上千的人被凌迟、枭示、种诛,死刑弃市以下达1万人。
越到后来,朱元璋的脾气越臭,杀官员陷入滥杀,杀人就像捏死一个蚂蚁。杀人只讲感觉,完全凭自己一时喜怒;杀人不需要任何理由,不分任何时间地点,甚至直接在朝廷上立即执行;杀人也不讲数量,一杀杀一家、杀一族、杀一片地区。南方的地方官员很少有人能做到任期结束,就掉了脑袋。
剥皮
称朱元璋为“朱扒皮”,绝不是冤枉他。为什么叫他“朱扒皮”呢?因为他喜欢做一种从不出售的工艺品——剥贪官的人皮。
剥皮这种残酷的刑罚在明代如同家常便饭,朱元璋明文写进《大诰》。他用这种残酷手段,严厉镇压贪污罪和谋反罪。
剥皮就在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进行,因此土地庙也叫皮场庙。朱元璋是剥皮高手,杀掉贪官后,将剥下来的人皮塞上稻草,放在官员办公的座位旁边,吓唬官员。官员办公和审案的时候看到这张人皮,心惊胆战,不敢作恶。
剥皮在明代没有断过
蓝玉是第一个被剥皮的名将。靖难之役后,朱棣打败建文帝,不少大臣威武不屈,被朱棣剥皮。比如,景清被抓之后,大骂朱棣。朱棣令人将景清剥皮,在人皮里塞上草,绑在长安门示众,并将他的骨肉剁成肉酱。胡闰被抓之后,牙齿被打光,掉落一地,胡闰仍然骂声不绝。朱棣大怒,将胡闰勒死,用灰蠡水浸泡尸体,将人皮剥下,塞上草,悬挂在武功坊示众。
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首领也剥皮。明武宗将农民起义首领赵璲在闹市处以磔刑,将为首的6人剥皮。又将人皮制作成脚踏,骑马的时候踩在脚底下泄恨。但是,农民起义军对统治者也不客气。据《明史》记载,张献忠也喜欢剥人皮,而且是剥活人皮。如果皮没剥好人就死了,刽子手就会被处死。这种说法无非是形容张献忠残忍好杀,是否属实有待考证。
到魏忠贤掌权时,老百姓在民间偶尔发发牢骚,触怒魏忠贤,动辄被逮捕杀害,甚至被剥皮、打断脊梁骨、刺心、割舌头。魏忠贤剥起人皮来就像在饭桌上剥番薯皮一般,被他惨杀的人不可胜数。一个姓徐的人和朋友喝酒,其中一人数落魏忠贤的恶行,说他不久会败落。到半夜熟睡,这喝酒的5人全被特务抓走。刚才乱说话的人,手脚被钉在门板上,魏忠贤命令手下人取来沥青给他“洗澡”,然后用槌子敲打,不一会儿一张完整的人皮就被剥下来,十分恐怖。
廷杖
朱元璋对官员很苛刻,工资不高,休息天几乎没有,而且还发明声势浩大的廷杖侮辱官员。
廷杖是由锦衣卫执行皇帝命令,在朝廷上杖责大臣。廷杖始于元代。朱元璋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只要不高兴,不管什么官员,一律由锦衣卫廷杖,由司礼监太监监督,打完后就拖上来,打死了就拖走。
廷杖不是简单地打屁股,而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刑罚
具体情形是:被杖的官员,两个手腕被绳索捆绑,身穿囚犯衣服,逮到午门外。每进一个大门,大门立即关闭,到达行杖的地方,只见100名锦衣卫手执木棍,威严地分立两旁。司礼监的数十名宦官捧着驾帖(驾帖是皇帝派人办事的凭证,相当于逮捕证或者处罚通知,由司礼监出帖并盖章,经过刑科给事中批准),来到犯人面前。司礼监太监宣读驾帖内容,犯人跪下听取判罚:着实杖打多少棍。司礼监太监在午门西边的台阶下左边就坐,右边则坐着锦衣卫使,此外还有穿着大红衣服的数十名锦衣卫忙前忙后。
不一会,被杖的官员捆绑好了,放在麻布兜上,由4人悬空抬着。为首的大喝道:“带上犯人来!”每一次大喝,成百上千的人大喊应声,声音震天动地,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初次大喝:“阁棍!”一个人手持木棍出列,放在官员大腿上。这时再呵斥:“打!”锦衣卫开始行杖。打三下后,喝令:“着实打!”每打5棍,换一人继续打,比如打80棍要换16人。一边打一边喝道:“着实打!”“阁上棍!”千百人大喊应声,总共呼喊46声,被杖的官员吓得瑟瑟发抖,痛苦地挣扎翻滚,有的甚至下巴触地,磨掉了胡须。
打完后,锦衣卫再次大喝;“踩下去!”4名锦衣卫将犯人狠狠地摔在地上,用麻布兜抬下去。这时,犯人十有八九已经处于气绝状态。
在打的过程中,如果司礼监太监秉承皇帝的意图,喊的是“用心打!”而不是“着实打!”锦衣卫就会心领神会,把人往死里揍,囚犯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
廷仗是侮辱人的体刑,甚至是死刑。被打成残废的很多,当场毙命的有时一次多达几十人。如在嘉靖时,因为大礼仪之争,134名官员被廷杖,其中17人被当场打死。
朱元璋的狠毒,在官场造成恐怖政治
官员上朝前都要和妻子话别,回不来你就安排后事,如果能下班回家,全家就庆祝你多活了一天。官员上班第一件事情,是暗中观察朱元璋当天玉带的位置。如果玉带滑到肚皮底下,那他肯定气鼓鼓的,当天要拿官员大开杀戒。官员们值班就分外小心,一个个战战兢兢,吓得面如土色,生怕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如果看到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表明他心里阳光灿烂,当天不会杀人。
官场这么恐怖,很多人死活不愿意做官。某些知识分子为逃避做官,装疯卖傻,每天喝酒大醉,把自己的形象彻底搞臭。
因为人才奇缺,朱元璋在《大诰》中制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法律,强迫知识分子做官。《三编》稍为宽容,但是所记载的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至四犯的人还是达到364人。大难不死而还职的官员,大多身负斩罪,照常上班做事。
贵溪的知识分子夏伯启叔侄两人,砍断左手大拇指,发誓不做官,被朱元璋杀掉抄家,以避免其他的狂人愚夫群起仿效。
元末翰林学士李征臣是头犟牛,死活不愿意在朱元璋手下做官。朱元璋把他的家属全部杀光光,把他发配到宁夏充军。人一旦充军,他的后代都得世代做军人,为国戍守边疆。朱棣上台后,看他实在可怜,把他接到南京,又逼迫他做官。李征臣说,原来我拒绝做官,全家都被杀了,现在孤身一人,何必还要做官?朱棣拿他没办法,问他想到哪里去?他说不愿意回家乡,因为他无家可归,家里人早死绝了。还是愿意回到充军的地方。这也太凄惨了!于是朱棣免去他的戍籍,让他去老朋友的私立学校教书。
做官到哪里任职,全凭朱元璋说了算。苏州的知识分子姚叔闰、王谔,受人举荐,朱元璋想重用他俩,安排他们到南京做官。可是这两个人弄不灵清,不想去南京,只想留在苏州混混日子。不去,总得有理由吧?他俩就勾结苏州府官员张亨等人,说已经在苏州找到一份文职工作,就在苏州拿工资,不到南京就职。朱元璋看他们这么不听话,将他俩枭首,家产抄没。
做了官不能随便辞职,否则安上“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在所难免。程朱理学家李仕鲁因为辞职被摔死,即是明证。
死亡人数:数万人
案件结果:许多机构瘫痪
明代的官员为国家辛苦打工,工钱却很低。清廉正直的官员养不活一家人,自己死时像海瑞一样,连棺材板都买不起。“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有些官员正是抱着这种错误的侥幸心理,为让自己过得好点,做点小动作,揩点公家的油,结果搭上自家性命。
1385年五月,一场腐败大案浮出水面。
涉案主角是郭桓,时任户部侍郎(副部长),主持户部工作。
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有人贪污官粮。朱元璋得知,北平二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与郭桓狼狈为奸,上下串通,贪污官粮。
于是,命令法司严刑拷打。
主刑官是吴庸。郭桓饱受皮肉之苦,什么证词都有了——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全都跟我是一伙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富商说了一大堆。
主审官们也全信了,于是定罪:郭桓等人在收浙江西部秋粮时,应上缴450万石公粮。但是郭桓等人只上缴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钞票,折合粮食200万石,还有190万石没缴纳。郭桓等人收受浙江西部等府送上的50万贯钞票的贿赂,纵容黄文通等府、州、县的官员私分公粮。应天府等5个州府,数十万石公粮被官员郭桓、张钦等私分。
这样算起来,郭桓侵盗国家粮食700多万石。而根据《大诰》的说法,有2400多万石公粮被这些蛀虫贪污。
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是不可信的。但是,朱元璋宁愿相信这是真的,杀贪官多过瘾啊!追赃多痛快啊!
于是将他们全部逮捕。户部整个衙门全部完蛋,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全部杀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处死。
随后在全国各地追赃,强迫缴纳官粮700万石,总之不管抓多少人、杀多少人,非得把数量凑够才可以。全国各地血雨腥风。各省布政使等大小官员、江浙富豪、家里有点钱的,入狱被杀,数量多达数万人。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大多因此破产,特别是浙江一带,很多人被抄家,富豪大族几乎全部被消灭。
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是不敢明骂皇帝,而是迁怒于审理案件的主刑官吴庸。吴庸就成了众矢之的。
御史余敏、丁廷举将刑讯逼供、民怨沸腾的情况向朱元璋汇报。为平息天下人的怨气,朱元璋将吴庸等人杀了,并假惺惺地说:“我下诏让你们清除奸人,你们反而干坏事扰民,今后凡有这样的事情,一律遇赦不宥。”
这完全是朱元璋小题大作、捞财害命、乱杀一气。
刑讯逼供,永远得不到真相。
案件结果:各地衙门一二把手全倒霉
1382年,兴起空印案。这是朱扒皮一手炮制的大冤案。
每年各省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核对钱粮、军需等,户部进行审计。
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一升一合、一分一毫对不上,整个会计簿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很麻烦,账本要盖上地方政府的公章才行。从南京回到地方上重新盖章,一去一来要花很长时间,比如贵州的、新疆的,骑马到南京,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赶不到。
因为路途遥远,地方官员就带上备用的空白账本,先盖好公章。账本一旦被户部打回来,没有过关,就立即重新填写。这种做法就跟使用空白发票一样,先盖章后填写,虽然不符合程序,但也情有可原。这在明朝已经成为惯例,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人在意。
1382年,朱元璋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他却在意了,勃然大怒,感到是大事一桩,地方官员统统在欺骗他,其中必有奸情。他是最恨贪污的,于是他的大头症又犯了,怒不可遏,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无限上纲上线。
他下令将郡守一级掌管公章的一把手或者会计师一律处死,二把手杖100下、充军边疆(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大家公认的好官,也在此案中蒙冤而死。
当时胡惟庸案还没了结,人们夹着尾巴自保,几乎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字。这时候,居然跳出两个不怕死的人,来跟皇帝论理。
一个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他拼死上书,陈述空印案冤情:
“空印文册完全是权益之计,留着备用,实行已久,不算什么罪过。人才难得,朝廷培养一名干部,几十年才能成材。人死不能复生,朝廷这么无休无止地杀人才,真为朝廷毁弃人才感到悲哀!”
朱元璋又是大怒,追查是谁唆使他来说情的。
郑士利说:“我为国家建言献策,即使是死,我也要说!没有主谋!”
朱元璋当然不信,把他处以杖刑、充军,罚作苦工。
另外一个敢讲真话的是山西太原官员叶伯巨,不过真话一般都不好听。1376年,叶伯巨引用空印案的例子,劝朱元璋少杀无辜,批评皇帝过度依赖严刑峻法,还说皇帝“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预测燕王朱棣将来肯定会篡位。虽然句句说在点子上,但终究是揭短,朱元璋又气不过,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后来把他关进刑部监狱,活活饿死。
经过郭桓案和空印案两场大案,许多无辜的官员死于非命。
朱元璋大杀贪官,最后被证明完全失效,贪官永远是杀不完的。贪官越杀越多,朝杀暮犯,前仆后继,杀来杀去,怎么都杀不完。贪官如啖饮食,照样犯罪,一点都不害怕。
对朱元璋大开杀戒的做法,继位的建文帝不以为然,锐意改弦更张,鼓励大臣纠正司法不公。他把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叫到榻前说:“近年法司很滥,朕怎么不知道?他们所判决的大逆不道罪名,往往舞文弄法,把无罪的人弄成有罪,先帝(朱元璋)多次严厉禁止。所以死刑一定要四五覆奏,而法司甘为酷吏而不知羞愧。从今以后审重囚,你们三人一定要去参加审理,有冤枉的,即使是小事情,也要向我报告。”这样,才阻止住了滥杀无辜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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