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是二战期间“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前线医院的惟一一名女性黄欢笑女护士。这位当年被誉为“驼峰天使”的老人活了96岁，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她生前给我们留下的珍贵史料——
1912年，黄欢笑老人出生于广东新会，4岁时全家移居澳门。她曾就读于香港玛丽医院高等护士学校，毕业后被聘为“英国皇家护士协会”的会员。1942年，她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陆参加抗日，被分配到美国空军飞虎队医院———云南驿战地医院中担任护士。整个医院有30多人，除黄欢笑外，全是男性。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东南亚，云南从大后方变成了前线战场。美国退伍军人陈纳德组建了“飞虎队”，同时开辟空中运输通道“驼峰航线”，负责运送战略物资和人员。
“驼峰航线太壮烈了。开辟航线之初就摔下来好多飞机。航线开通后，战事不断，几乎每天都有运输机和战斗机飞行员负伤被送到我们这个前线医院，经过紧急包扎和抢救之后，重伤者才被送往昆明的后方空军医院。”黄欢笑说。
从老人保存的历史照片上看，当时医院的条件非常简陋，只有几间平房，大多是抢救室和病房，多数医务人员则住在简易帐篷里。对那段历史，她评价道：“在美军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虽然非常危险、劳累和艰苦，但我们每天都在救护前线下来的受伤英雄，每天都在等待着打胜仗的好消息。”史料记载，从1942年5月到1945年的3年间，“驼峰航线”上共坠毁飞机600多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战争结束后，黄欢笑和丈夫留在了昆明。2002年，相濡以沫59年的老伴与世长辞后，黄欢笑在儿女的陪伴下，回访了家乡澳门，游历了欧洲，走过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几个国家。当地媒体报道了这位传奇般的老人。她的经历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故事，引起爱好和平、反思战争的人们的瞩目和尊重。有报纸称赞：“感谢她把对和平的向往、对城市的爱，从亚洲带到欧洲。”
上个世纪末，老人开始撰写回忆录。她非常关注在滇池里进行的飞虎队坠机打捞：“在这条航线上，一定还有好多当年的飞机残骸没有被发现。真希望能尽快找到他们，让这些来支援我们抗战的英灵早日回家。”
下面摘抄一段老人的回忆录：
我父亲在澳门开腊味店，母亲是家庭妇女。我在家是老六，10岁开始学裁缝，没缝纫机，我也不喜欢，就到了澳门天主教学校，学英语。17岁时，我就考入了香港玛丽医院高等护士学校，学习4年，很严格的。
日本鬼子占领香港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医院，当志愿者，有饭吃没工资。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惨杀中国人，还看到三个被日本兽军强奸的中国妇女，躺在地上痛不欲生的惨状。在这里，我还遇到了陈香梅的姐姐陈好梅，还见到过陈香梅，那时她只有13岁。她的父亲是中国驻美国的领事。
在陈好梅的动员下，我决定离开香港，绕道澳门，到内陆去为抗战服务。记得走的第一天，我带着护士服，日军不让我们离开香港，怕我们回内陆为抗战服务。第二天我就扔掉了护士服才走的。
回国的路很艰辛，我们是从先到梧州，再到广西桂林的。到桂林那天，是1941年的 12月9日。后来，我辗转到了重庆，遇到了我的一个同学叫“露丝 王”，她很高兴我们在重庆见面，问我愿不愿意到盟军的医院工作，他们那里正缺懂英语的女护士。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她把我介绍给了一个美军官员，结果第二天我就搭乘美军的飞机到了云南的昆明。
最初我是在巫家坝美国飞虎队的卫生所工作，后来成立十四航空队后，我就到了云南驿的盟军488医院工作。我是盟军中唯一的一名中国女护士。
当时，飞虎队与日军的战斗很激烈，经常有伤员被送到医院。只要机场的警报一拉响，不论飞虎队的飞机起飞没有，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要立即进入自己的岗位，做好抢救准备。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有负伤的盟军飞行员。我记得，有一位飞行员刚刚还跑来找我们要些风油精，说夜里蚊子太多。可警报一响，他就跑去迎战去了。再回来的时候，竟是本抬进医院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再一看，他的走、、他的左臂已经断了，身上还有多处弹片。这时，我先用剪子几下就把这个小伙子的衣服剪掉，见他身上还在流血，连忙帮他止血。当时，手术一做完就转院了。
美国军医对工作很负责，工作的时候一丝不苟。而且，他们为人和作风都很正派。当时，我单独住一间屋子，平时连一个中国人都看不到，但他们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不会找我乱说话，更不会动手动脚地。当时有个随军记者叫潘尼，一直对我很好，但他从没表示过什么，直到他回国后才给我写信表达了他喜欢我的想法。但这封信，我是60年后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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