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国之宝《五牛图》、传世名作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马远《踏歌图》、黄庭坚《张大同手卷》、李唐《采薇图》、吴镇《渔父图》……这一件件旷世奇珍，它们虽然现在都被安然存放于北京故宫，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叫“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机构的适时诞生，恐怕这些国宝级文物现在仍然颠沛流离，或者早已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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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因何而来？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不久从各个方面获得重要消息：
解放前夕，大陆收藏家所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及古泉币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正待出售，这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家级的稀有文物。
一些外国机构、公私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也都聚集香港，随时准备将这些国宝级文物攫之而去。
郑振铎 现代杰出文化学者 著名收藏家
郑振铎得知这一情况后,忧心如焚，思量再三，遂向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
郭沫若和沈雁冰在听取郑振铎的报告后，也对流失文物的命运十分担忧。3人经过反复讨论和磋商，于1951年3月，正式以文化部的名义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呈交报告，申请从国家总预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港抢救文物。
对文物保护问题向来尤为重视的周总理接到这一报告后，不顾日理万机的操劳，以及建国初期资金紧张的困难局面，立即同意拨出专款抢救国宝,并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个“收购小组”，而且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
周总理还在报告上着重批示道：“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紧接着，周总理接见了郑振铎,，同他进行了详谈，并亲自询问了“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人员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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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营救行动的收购重点
国家在如此困难的建国初期，能这么重视和支持文物工作，这让郑振铎和同行们不禁深受感动，于是马上投入到紧张的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当中。
经过一番细致研究后，他们定下了如下的收购重点：
“（1）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
（2）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
（3）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
《郑振铎书信集》 抢救国宝的珍贵记录
“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
“现在收购的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必要的，皆可暂时不收。”
以上皆引自《郑振铎书信集》。
02
秘密收购小组的核心人物
制定好收购任务和收购重点后，郑振铎思忖该由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艰巨而辛苦的工作。这个人选不仅得具备高深的鉴赏水准，还要有清正的人品，能够充分地信得过。经再三考量，郑振铎觉得这个人选非他莫属！
徐伯郊 著名鉴藏家 在抢救国宝上功高至伟
徐伯郊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的长子，幼承家学，酷爱文物，很早就随父学习书法、版本等学。这不仅养成了他对收藏的强烈爱好，而且，从父亲处学到了精深的对于古书画、古版本等的鉴定知识。
更重要的是，徐伯郊是一位具有高尚藏德、藏风和丰富鉴藏知识的大收藏家。抗战期间，徐伯郊为了协助父亲徐森玉将故宫文物平安南运，曾自告奋勇深入匪窟，不惜以生命作“抵押”，以换取国宝在运输途中的安全。
另外，由于业务关系，徐伯郊又经常来往于香港与广州之间，这便于同国内联络。再加上徐伯郊是香港银行界的高级人员，又是著名的大收藏家、香港社会的上层人士，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均有交往，素来出手阔绰，认识的人员众多，消息十分灵通。
这一切决定了由他出面来收购国宝，不仅方便，还可不致引起外界的猜疑。因此，郑振铎遂代表国家，把在香港抢救国宝的重任，毅然交托给了徐伯郊。此后，徐伯郊担任起“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核心人物，并独挑大梁，在沈镛和温康兰两人从旁协助下，成功拿下了一笔又一笔“大生意”！
03
第一笔“大生意”
“二希帖”胜利归来
所谓“二希帖”,乃是对乾隆皇帝所藏之“三希帖”中两帖的简称。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倒台, “三希帖”中除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殉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则流出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葆昌所收藏。
《伯远帖》行书5行共47字。原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爲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郭葆昌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帖”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
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重视，一旦“二希帖”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出海外。
徐伯郊接受任务后，马上找到郭昭俊，向郭申明了大义，希望他把“二希帖”卖回祖国。郭氏正负债累累，见有人来买“二希帖”，且是“卖”回祖国，自然高兴，也是当即答应。
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氏的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帖”取出来。然后同郭氏一起带着“二希帖”，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门。
《中秋帖》行书3行共22字。原文：中秋不复不得相， 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无署款。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国家派出王冶秋、马衡，和已经担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徐森玉（即徐伯郊之父）三人前往澳门，对“二希帖”作仔细鉴定，最后确定是真迹无误后，立即当场议价，最终以35万元港币的价格成交。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是一笔了不得的大数字了。
“二希”购回后，归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举也成为新中国重视文物和保护文物的佳话。当然，这也是上至周总理，再至徐伯郊、郑振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者一片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
接下来，由徐伯郊领导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达成的第二笔大买卖，其间的历程就更为惊心动魄了。预知详情，咱下回说呗~
最后插播一句，时下春拍已经火到香港，国内外顶尖拍行苏富比、保利等都已摩拳擦掌，纷纷释出了重量级艺术珍品，其中多件都是来自海外藏家或是知名机构所藏的来自我大国的奇珍异宝。查看拍品高清图录，寻求代拍服务，戳“阅读原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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