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棚车站
地名逸事
徐家棚，这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地名。徐家棚这个名字从何而来、沿用了多久已不可考。传说清末有徐姓一家人在此处筑棚而居得名。武汉毛针织绒厂区原是一片菜地，它与和平大道以东的和平乡阡陌相连，这里住有十余家徐姓菜农。这十余家徐姓菜农或许就是清末那位筑棚而居的徐姓后裔，或许这十余家徐姓菜农压根也不知道徐家棚地名，是因他们祖上在此筑棚安居而得。
徐家棚这个地名对武汉人来说是不陌生的。这里曾是粤汉铁路的终点，也是粤汉铁路最北的一个火车站。在20世纪初叶的1912年8月，粤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南段）湘鄂段（湖南长沙至武昌徐家棚）开工。徐家棚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被湘鄂线总工程师、英国人格林森认为：“地面开阔，极敷布置，外有武丰堤作为保障，水流不急，江面平阔”，是水陆联运的好地方。徐家棚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兴衰历程。
1917年2月，徐家棚站建成后，这一带开始商贾云集，人气旺盛。1937年3月，徐家棚站与长江北岸刘家庙站（今江岸站）之间的铁路轮渡开始通航，火车乘渡轮过江成为长江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当时从广州至北平的旅客列车，都要停靠在徐家棚站，把列车拆成几部分后，用火车头将车厢顶推到铺有钢轨的过江渡轮上，渡轮一声长鸣，便驶向对岸的汉口。渡轮到了对岸后，再由火车头把所有的车厢拖上岸边的铁道线，重新组合，继续向北行驶。当时，每列火车过江耗时5个多小时。想想如今列车顷刻间驶过长江大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1938年，徐家棚站的客运室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炸毁，铁路轮渡停航。1946年7月，车站客运室重建，铁路轮渡修复通航。
修复通航后，大江南北、上下游以及汉江流域的货物，大多汇集武汉，或车转车、船转船，或车船互转，使这里的客货运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1947年的《粤汉铁路半月刊》中记载：徐家棚至广州全年开行票车（即客车）1426列，混合列车（即客货混合列车）2463列。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不到半年时间，粤汉铁路全线恢复通车。1950年8月1日，徐家棚站正式更名为武昌站。1953年1月，随着武昌城区的扩大，徐家棚已处于武昌城区的西北角，因而又更名为武昌北站，沿用至今。徐家棚的铁路轮渡曾盛极一时，轮渡日均渡车约500~600辆，1954年3月18日创造了日渡车858辆的最高纪录；再加上与铁路轮渡毗邻的徐家棚至粤汉码头航线，更使这里成为武汉的交通枢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1958年，铁路轮渡宣告停航，武昌北站的客货运量迅速减少。
1958年7月1日，武（昌）大（冶）铁路线开通后，大量运送矿石的货车和武昌开往大冶、黄石的旅客列车经过这里，武昌北站又热闹起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从武昌经九江到南昌的铁路修通后，武汉相继开行了到南昌、福州、上海方向的旅客列车，这里又成为江城旅客上下车的重要集散地。2000年10月21日，随着全国铁路第三次大提速，这里停办了客运业务，只剩下了货运业务。
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徐家棚车站
由于修建铁路，在徐家棚一带产生了很多相关的历史典故与地名。徐家棚面积最大的一块水体称为四美塘。1914年，修筑粤汉铁路配套工程武昌机务段时，曾在此取土方，形成洼地，积水成塘。可是坊间传说：当时河南民工沿塘搭棚而居，当地人便以民工为对象做饮食浆洗小生意。时有四女以洗衣为生，民工戏称“四美”，塘名源于此。其实当时的徐家棚有许多水体，这些水体大多是人工开挖而成的。所以，徐家棚可能是武汉城区内拥有陂塘数量最多的行政街区。这里的水体也多与铁路密切相关，因为与铁路配套的一应建筑物都需要高出地表，而要堆成高阜，就必须从周边取土。众多的人工水塘因而形成了。随着徐家棚地区逐渐繁荣，很多水塘都已填埋，就是四美塘现有的水体面积，也不足我孩提时所记忆的四分之一。
明清时期，很多乡民就是这样来到武汉的
徐家棚又有别称为沟口。小时常听到大人们说沟口，如“我从沟口来的”、“我到沟口去”……至今徐家棚仍有一条街道叫“沟边街”。沟边街是居民沿着一条大水沟两侧，建起一座座民宅而形成的一条街道。这条大水沟一头连着四美塘，沿着粤汉铁路向南注入沙湖。水沟与四美塘的连接处，是否就是最早的“沟口”呢？令人疑惑的是，清代湖北道员任桐仿《红楼梦》中大观园所筑的别墅也在沟口，可见此“沟口”非彼“沟口”，此“沟口”乃是徐家棚的别称。
说到沟边街，它与毗邻的西菜园、东菜园一样，曾经是五方杂处、家无升米的贫民窟，是穷苦人家的聚住区。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民居绝大多数仍为茅草或树皮盖顶、四周以竹为墙，仅能遮避风雨而已。
徐家棚能形成较大的居民点，主要是因粤汉铁路终点选址于此。繁忙的货运客运，给穷人带来很多谋生的机会。因此，寓居徐家棚的外地人很多，能从语音上辨别出来的，有东北人、河北人、河南人、湖南人、江西人、四川人……来自武汉周边农村的人也很多，如新洲（当时属黄冈县）、黄陂、孝感、汉川等等。至于徐家棚是否有土著居民，却不见记载，即使有土著居民，也会湮没在移民的海洋中，不为世人所闻。
初到武昌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从本土带来的风俗、饮食习惯、语言等等，在徐家棚这个小小的舞台上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最终受到这方水土的滋养，而归化为徐家棚这个地方的人。那么，徐家棚这方水土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无人作过研究。我想，对偌大的武汉市来说，徐家棚不过是块弹丸之地，没有形成地域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但有人群的地方都有文化。徐家棚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呢？我以为历史已将徐家棚定位为草根文化与码头文化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的文化演绎着徐家棚这地方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相！
我的故乡在黄冈县（1953年后划为新洲县）倒水河边的一个村庄里。1950年秋的一天，父亲挑着一担箩筐，一头装着我，一头装着极简单的行李和粮食，天还没亮就赶往仓埠。母亲挎着个不大不小的布包（又称包袱），迈着一双小脚，紧随在父亲后面。仓埠，乡民的口语中叫仓子埠，是一处重要的水陆码头。我们到达仓埠时，太阳已升得很高了。父亲在码头票房附近歇下挑子，摸出一个瓦钵讨了一钵白开水来，就着昨天母亲做的干粮，权当一家人的早餐。
父亲母亲木讷地默默地坐在墙脚下，面无表情的承受着暖暖的阳光。我依偎在母亲怀里，怯怯地望着过往的行人，怯怯地听着小镇的喧嚣嘈杂……快近中午时分，我们上了一艘小火轮，经过武湖，沿途停靠阳逻、青山，在余家头码头上了岸，父亲依然挑着我和行李直奔徐家棚，在一家远房亲戚处歇下。
1950年的黄冈农村，虽然已经解放了，但新的秩序还未建立；战争对农村的破坏使许多农民濒于破产，衣食无着，而不得不到城里谋生。没有一个稳定的农村就没有一个繁荣的城市，至少在解放初期是这样的。1950年的武汉，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市场凋敝、谋生艰难，现实远远没有进城农民想象的那么美好。
父亲谋到的一份职业是给居民家挑水。当时居民家里是没有自来水的，街道上只有自来水站。所谓自来水站，就是专门向居民供应自来水的一间小屋，放水员多是由孤寡老人担任。放水员是不收现金只收“水筹”的，居民购水须先到指定的机构购买“水筹”。“水筹”是用约2~3寸长度不等的竹片，上面烙有壹担、贰担、伍担等字样，上端钻有一孔，并分别涂有红、黄、绿色油漆，便于识别和保管。一担水价大约值旧币一百元（相当于新人民币一分），即使水价这么低廉，多数居民还是从长江挑水回来饮用。江水的水质自然比不上自来水，即便是枯水期的冬季，江水还是含有些许泥砂。江水挑回后倒入水缸，居民便用一个钻了许多小孔的竹筒（竹筒里装有明矾块）在水缸里搅动，溶解了的絮状明矾吸附着悬浮的泥砂等杂物沉淀在缸底。因此，缸水快用完时，就要“刮缸”，就是将缸底的沉淀物倒出并清洗干净，再装进从长江挑回的混浊的江水……如此往复循环。
父亲便这样风雨无阻地给人家挑水。每当父亲挑完一拨水在家歇息时，他便自个卷着纸烟一根一根抽着，一脸的疲倦，一脸的无奈，一脸的愁苦！我依然怯怯地站在一旁或坐在门槛上，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做什么或说什么好。父亲到江边挑水时，我也曾跟着跑了几趟。父亲对挑水的活计很是娴熟。他扁担并不离肩，微微勾腰站在自己垒起的石磴上，利用杠杆原理，先将一只桶在水面荡悠两下，然后猛地将桶口扎向水下就提起满满一桶水，另一只桶也是如此提起满满一桶水，一转身便踏着几十级台阶（人们又称它叫江踏子）拾级而上。父亲走得很快，一路上不歇脚，只是不时换换肩而已。我跟在后面一路小跑，穿过堤街，翻越天桥，父亲的一担水竟不泼不撒。我发现，不泼不撒的原因，除了每只水桶系有一块薄木板漂在水面防水荡出外，就是父亲很会掌握平衡，两只水桶闪悠悠的上下跳动，动作整齐而又很有节奏感，活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一样！
晚清、民国挑水图
父亲的脸上从未展现过舒坦的笑容，可能是因挑水这活计不仅赚不到什么钱，而且体力消耗很大，更大的压力是作为一条壮年汉子，承担不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感到很没有面子，这可能是他终日郁郁寡欢的主要原因。
大约两个月后，表兄来武昌看望母亲，母亲便托表兄把我带回舅舅家寄养。舅舅家所在的湾子在丘陵地区，灌木林很多，常有野兽出没。舅舅可能是怕我与其他小孩“杠祸”（打架），或者怕我乱跑而受野兽伤害，便送我进了私塾。
民国时期的乡村私塾
私塾先生姓何，据说是从外地逃亡出来的地主，尽管出身不好，但乡民们仍很尊敬他，开口闭口都称何先生，从不拖欠学费。平日经常送些菜蔬、鸡蛋给何先生，每逢年节更是如此。何先生有多大学问我既不懂也不知道，但看过他在描红本子上写的楷字，我们学生娃以及家长都很是佩服。私塾里我们有两门课，一门是国语，一门是算术。国语是学《三字经》、《论语》，主要是背“人之初，性本善”或是“子曰……”；算术是学珠算，主要是背“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大约读了二三年私塾，我又被母亲接进城了。
进城后不久，母亲带我到徐家棚最好的一家小学报名。母亲向学校领导说，我在乡下读了三年私塾，应跟进读三年级；学校领导说，你没有转学证，怎么能证明读了三年？再说，私塾比我们公立学校学的少多了……经过一番口舌，学校领导同意我插进二年级就读。公立学校真好啊！教室宽敞明亮，老师都讲普通话，课间活动玩的东西很多，还有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一切都感到好新鲜！感到读书是件好快活、好轻松的事！
快乐童年
我们那时背的书包很轻，不像现在的小学生书包沉甸甸的。书包是用布头儿缝制成的。男生多是斜挎着书包，女生全是单肩挎着书包。书包里除了课本和作业本、文具，男女同学无不在书包里装着自己的玩具。男生的玩具是玻璃珠子、烟盒纸叠的纸片儿（只知其音读“撇撇”，而不知其为何字），女生玩的是跳绳、沙包、毽子等。教室毕竟是个方寸之地，供我们课间玩耍的空间太小。老师禁止男生在学校玩珠子，故不敢去操场或走廊上玩，只能挤在教室一角玩耍起来；这样就难免与踢毽子的女生发生争地纠纷。于是我们的娃娃头便召集几个爱玩珠子的男生“开会”：要报复这几个女生！主题十分明确，话语十分直白。大家商量了一阵，娃娃头那小拳头一挥说：捉蛐蟮（蚯蚓）、克蚂（青蛙）放在她们抽屉里，让她们吓一跳！
谁去捉这些小动物？经过一番争执和推诿，娃娃头指定我去捉，我好不情愿，娃娃头说明早买一个面窝奖励我。娃娃头要我去把青蛙和蚯蚓分别放在女同学的抽屉里，我坚决地没有同意，原因是怕老师知道后家访，那是要挨打的。不知娃娃头安排谁去放的青蛙和蚯蚓，同学们陆续进了教室。当这些女同学掀开桌盖时（我们当时用的是单人单座掀盖式课桌），发出了一声声恐惧的尖叫，引来男同学一阵阵哄堂大笑，一直到打了上课铃，尖叫声和哄笑声还没有停息。
第一节课是班主任邓老师的语文课。当邓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教室里顿时戛然无声，一派肃静。我们这些娃娃是绝无城府的，做了什么错事都写在脸上了，老师一看便知。邓老师在讲台前站定后，班长喊声起立，同学们齐刷刷站起说了声“老师好”；这时不知躲在哪个角落的青蛙呱呱叫了起来，邓老师没叫同学们坐下，而是沿着课桌间的走道绕场一周后回到讲台，这才发令叫同学们坐下，然后开始讲课。这时，我们提到嗓子眼的心方才落位；我满以为没事了，哪料到下课后，邓老师追究起这件事来。在老师面前，我们连撒谎的勇气也没有，几个同学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部交代清楚了。邓老师说我们态度蛮好，这次就不请家长来了。
俗话说：七八九，嫌似狗。顽皮是儿童的天性，正因为顽皮，我没有少挨父母亲的打；那时贫民窟里的父母们都信奉“棍子下面出好人”一说。不过，我的母亲从未用棍子打过我。我听到母亲与邻居说过：用棍子打伢会伤筋骨的。因此，我家里只有被母亲藏着的竹扫帚苗，明着放的竹扫帚苗都被我折断放灶里烧了。尽管我没少挨打，但母亲的这句话令我刻骨铭心，牢牢记了一辈子。我参加工作后，运动不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整顿、清理阶级队伍等等，当时的流行口号是：触及灵魂！实施中的惩罚方式类似酷刑，以为这样方能触及对方的灵魂。在这个口号之下，有人冤死黄泉，有人因伤筋动骨痛苦终生！每看到这类场景，我不由得想起母亲的话：“用棍子打伢会伤筋骨的！”
今日农村的小学生欢跳着去上学
孩提时代的文化生活虽不丰富，但有滋有味，很是充实。街上茶馆有演皮影戏的，晚上做完作业后，便约几个小朋友去看皮影戏。看皮影戏是件很艰苦的事。夏秋季节，我们或是趴着窗子看，或是瞅着门缝看，而且只能看到后台及演员如何操作皮影子；如果运气好，茶馆老板会叫一二个小孩进去拉风扇，这样才有机会从正面看上皮影戏。茶馆里的风扇，是用厚实的布做成夹层的布幔悬挂在梁上，前后各一块布幔，用麻绳系上，绳子穿过一个定滑轮，一直延伸到后墙边。两个小孩或坐或站在后墙根一拉一放绳子，布幔便前后摆动，风就吹向座席。冬天太冷，我们衣着比较单薄，一般也不去看皮影戏了。
皮影戏《西游记》
皮影戏演的全是历史、神话、武侠这类题材的戏，如《三国演义》、《说唐》、《封神榜》、《白蛇传》、《三侠五义》等等，主题也多是惩恶扬善的教化。我早期的历史知识竟是从皮影戏中来，而惩恶扬善的说教，竟然影响着以后的人生价值观。可惜的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们这里不再上演皮影戏了。
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儿童来说，季节变化不是展现天性的障碍。夏天我们捉蜻蜓、采桑叶、斗蝈蝈、弹弓打麻雀、玩水（游泳）……说到玩水，曾经有过很尴尬、很有戏剧性的一幕。那时我们读小学三年级，学校规定我们这些娃娃们不准玩水！事实上，我们早把这个规定忘得干干净净了。某天下午只上两节课便放学了，我们几个竟不约而同的走到我们常玩的一处水塘边，脱下衣服与书包，藏在隐蔽性好的草丛或灌木丛中，便赤条条地跳下水嬉闹起来。我们玩得好有兴致的时候，校长突然出现在水塘岸边，霎时间喧闹的水面变得鸦雀无声，我们呆呆地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低下头不敢正视校长，唯恐他从我们的面孔认出我们是哪个班级的。
校长吩咐我们上岸来，我们站在水里谁也没挪一步——我们不是怕上岸，而是没裤子穿，害羞得不敢上岸。于是校长在草丛中搜出了书包和衣服，他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作业簿，看了眼封面后对我们说：你们是三（2）班的，明天把检查交给班主任！说完便留下书包拿走了我们的衣服。围观的邻居和没玩水的同学幸灾乐祸地大笑，而我们恐慌得不知所措，有几个胆小的竟被吓哭了！哭也不是办法啊，最紧要的要想法儿找到能遮羞的东西好回家，晚饭之前不能到家可能会挨打的。于是能办到的点子都想出来了，有的向岸上的同学借到衬衣，勉强可遮住前面，斜挎着书包还可遮住屁股；有的学着皮影戏里的哪叱，用荷叶围住腰部以下……
我们自以为得意，校长难不住我们，还排着队哼叽哼叽地唱着回家。没料到我一进家门，就发现被校长拿走的衣服竟放在桌子上了，我吓得一把抓起衣服钻进房里穿上，出来后怯怯地观察家里的动静，首先是搜查可能藏匿竹扫帚苗的角落。不一会母亲手上托着个小筲箕回来了，一脸的和颜悦色，好像不曾知道我偷着去玩水似的。愈是这样我倒愈是不安神，不知道这竹扫帚苗何时会突然落在身上。小筲箕里装着邻居送的泡酸豆角，闻着那香味口水直往肚里咽，我还是忍不住抓了一根放进嘴里。后来这事不知怎么母亲并没有打我。我们贫民窟里的左邻右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有什么好吃的，一定要送些给邻居共享。上辈人虽陆续去世，但这种淳朴、温馨的民风，一直到我们这一代还保留着。
快吃饭了，街道二侧的竹床、小方桌摆成了两条长蛇阵似的。这时，有的家里人扯开嗓门喊自家贪玩的孩子回来吃饭。我们这里给伢们取乳名挺怪的，什么猫子、狗子、羊子、耗子、虎子……简直像个宠物世界，甚至还有叫夜壶的。据说是名字取得贱，伢才好养，才养的大。或许是习惯了，这样的贱名从儿时喊到儿孙满堂时，也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
夏季只要是晴天，吃晚饭是我们这儿的一道风景线。每家每户都在自家门口的竹床、小方桌边围圈吃饭，还有端着碗串门、打秋风的也来凑趣。此时，各种菜香和饭香、馍馍香、酒香满街的飘逸着，不由得令人食欲大增。而那时我的口粮定量大约是26市斤，这点粮食是根本不够吃的。因此，我家常吃菜焖饭，菜常常比饭还多！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这话一点也没错，那时我不论吃什么饭菜都是香喷喷的。我好想吃顿油炒饭或者面条里煮几个荷包蛋啊！这只是在生病时才能吃得到的。生病时不仅能吃到这样的美食，而且母亲还常会在我床头坐坐，摸摸我的小脸蛋或额头。每当此时，我的眼里总是噙着泪水，扑在母亲怀里说：“妈妈，我以后不贪玩不调皮了，听您的话……”那时的我常常是一身泥一身汗，按现在育儿经的说法，我身上不知会带有多少细菌，可我偏极少生病。我多么盼着自己能生一次病啊！
即使是最寒冷时节，我们这些娃娃们也没寂寞过。那些年雪下得很大，有些人家的房顶甚至都被一场大雪压塌。早上一开门，那雪映得眼都睁不开，只听得有些人家正在扫自家门前雪。此时我不仅手痒，心更是痒痒的，便操起一把铁锹也铲起自家门前的雪。雪堆起后就做成个大雪人，娃娃们还评比看谁做的雪人大，雪人做的越大似乎越有优越感。若是正逢星期日遇上这么大的雪，我们堆完雪人、吃过早饭，街这边的伢们与街那边的伢们就会打起雪仗。一场雪仗打下来，汗水和雪水会把里里外外的衣服湿透，有的娃儿身上沾了不少泥巴，活像一条泥狗子。我们的贪玩确实给妈妈们添了好多麻烦，例如要烧水给我们洗澡，湿了的棉袄棉裤要烘干，要洗内衣外衣，更为麻烦的是洗的衣服无处晾晒，为此挨顿臭骂是少不了的。
民国时期的孩子打雪仗
妈妈们大多是从各地农村来汉的家庭妇女，她们骂孩子的话很有特色，有些骂词竟让人猜不透是骂自己、还是骂孩子的。什么“龟孙子”、“狗日的”、“苕杂种”、“狗娘养的”……最令人费解的是某些操黄陂、新洲口音的妈妈骂孩子“乌得”。这“乌得”只得其音而不得其字，我至今也未能破解这个骂词的含义，曾经据当地原音的转声，猜测可能是五毒。（编者注：“乌得”意为“乌豆”，指已经呈黑色的种豆。乌豆，即为烂种子，坏种子。）
年画《放鞭炮》
一般放寒假后不几天便是过小年了，街上店铺都在买纸钱炮竹，而烊竹又是我们的最爱。家里也买回了几挂千字头的烊竹，准备用在过小年、大年三十吃年饭和子夜时分燃放的，我不时剪下一小截，拆散后放在衣兜里，拾到大人刚丢下的烟头，便赶紧点几个烊竹玩玩。孩子们在一起玩烊竹，颇像《东周列国志》里八百诸侯临潼斗宝似的，有的玩起了什么冲天炮、地老鼠、小蜜蜂等等。
盼呀盼，终于盼到大年三十吃年饭。吃年饭时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这是接祖宗灵魂回来团聚的仪式，一直到正月十五才送走祖宗。年饭怎么也得凑上9碗菜，九是阳之极数，大约象征着“过年的日子好极了”吧！对于贫民窟里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过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日子了。凑成九碗菜可真难为了我的母亲。这九碗菜依稀记得是炒白菜、萝卜红烧肉、炕豆腐、芹菜炒千张皮、藕煲排骨汤、红烧鱼块……其中一盘全鱼是不能吃的，吃了供祖宗的鱼是大不敬，祖宗就不会保佑你。我是曾偷吃过那又香又脆又酥的鱼尾巴的，我至今也没发过财，是否因为我小时偷吃了鱼尾巴而得罪了祖宗呢？那时，我们分别给祖宗上了三炷香，我给祖宗磕过头，父亲才庄重地宣布吃年饭。
吃过年饭后，大人们围着火炉“守戏”。后来才弄明白，这个“戏”字是“岁”字的方言读音。而各家的娃娃们——什么猫子、狗子、羊子、耗子、虎子、夜壶……都齐集街上，或点鞭放炮，或玩其他游戏，好不快活！
那时我们常搞一些恶作剧。那时的街面没铺水泥路面，路面坑坑凹凹的，雨后容易积水，经车辗人踩后，有的路面形成泥浆，有的路面像海绵一样稀软。夜壶这娃歪点子多，他纠集我们一伙人说：把鞭炮插在泥巴里，等骑自行车的经过时点着，鞭炮一响准会把他吓得从车上掉下来。依着他的办法我们轮流点了几个鞭炮，骑自行车的人倒是没从车上掉下来，但炸起的污泥却溅了人家一身；我们这儿有过年不打骂小孩的风俗，这骑自行车的人好无奈，只是瞪了我们几眼而已。
家家户户贴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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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生活是丰富而有趣的，尽管我的家境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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