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汉墓建筑、定陶灵圣湖汉墓、建筑平面布局、规矩方圆、象天法地
一、规矩方圆:汉墓建筑布局的形式
图1 方圆作图基本构图比例———√2和√3 /2
比较遗憾的是,这一系列研究所涉及的墓葬建筑部分,仅包括墓葬的地上建筑遗址和遗迹,如陵园、寝殿、封土和墓阙等,并未考虑地下埋葬设施的情况。实际上,近几十年相继发掘了数十座建筑规模宏大、布局结构复杂的汉代高等级墓葬,为研究汉墓建筑布局的形式和意义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虽然作为最高等级墓葬建筑代表的帝陵无一发掘,但是作为汉代天子专用“乘舆制度”[11]的黄肠题凑葬制却在诸侯王墓中多有发现。黄肠题凑墓往往建筑结构复杂、平面布局规整,显示出严谨的规划设计思想,较之结构和配置都非常简单的平民墓葬,可谓留存了更为丰富和典型的汉墓建筑形式和意义表达。在此基础上,借鉴建筑史界对实测图进行几何作图与数据分析以寻找设计和构图规律的方法,对二十多座大型汉墓建筑的平面布局进行了大量作图和分析[12],发现其中蕴含着与汉代地上建筑类似的构图规律和比例,同样是通过灵活运用规矩和方圆作图来完成整体规划和设计,方圆设计元素的交替使用由此成为汉墓建筑平面布局的典型形式和主要特征。
图2 定陶灵圣湖汉墓平面图校正[21]
表1 定陶灵圣湖汉墓主要建筑结构尺寸( 单位: m)
为方便作图分析,列表整理报告中给出的灵圣湖汉墓的主要建筑结构尺寸(表1) ,并以结构明确的中室尺寸为校正基准线,对平面图进行尺寸校正(图2) 。[23]由校正图可得,中室南北两侧的四个侧室(图示ZN1、ZN2、ZB1、ZB2) 和前、后室南北两侧的四个侧室,其图示与实际尺寸吻合较好,但回廊外分布的12 个外藏室(图示S1~ S12) 和整体墓室,其图示与实际尺寸存在较大偏差。细查报告给出的全部尺寸数据,发现可通过累积计算图中两处红线和绿线标识经过的墓室中央和四周的结构尺寸,得到正方形墓室的整体尺寸,结果分别为21.91米和22.4米[24],出入0.49米。由实地考察可知,灵圣湖汉墓的墓室结构保存极为完好,特别是中室四周和回廊两侧墙壁,虽由不同规格的枋木端头向内垒砌而成,但外部墙面平整光滑无明显缺损,红线所经与绿线所经处累积计算所得的长度出入,更有可能为测量室内尺寸累积的误差所致。报告给出的墓室通长22.64米、通宽22.48米,应包含了垒砌于木构墓室周边用以封护的单砖尺寸(厚9~10.3厘米) ,再考虑木构墓室在地下的保存条件和误差的容许范围,墓室的通长与通宽应可视作相等(即整体平面形状应为标准正方形) ; 综合以上考虑,推定此正方形墓室边长为22.4米比较合理。故以22.4米为木构墓室的边长,以中室为对称中心,以结构最明显、保存情况最好的三层题凑墙的位置尺寸为定位重点,重新绘制灵圣湖汉墓平面图,并进行作图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图3 定陶灵圣湖汉墓平面分析图一
(2) 平面分析图二(图4) :以共同的形心为圆心,分别作中层题凑墙内侧正方形和回廊外侧正方形的内切、外接圆。发现中层题凑墙内侧正方形(边长设为L1) 的外接圆与回廊外侧正方形(边长设为L2)相切,而后者的外接圆与最外层题凑墙外侧正方形(边长设为L3) 相切。由几何分析和勾股定理可得,外层正方形的边长均等于内层正方形的外接圆直径,即外层正方形的边长与其内层正方形边长之比均为√2 ,故三层正方形的边长构成连续比例,L1 ∶ L2 ∶ L3 =1∶√2 ∶ 2。值得注意的是,三层正方形边线与基本模数网格线亦吻合良好,细数可知内层正方形边长10格,中层正方形边长14格,外层正方形边长20 格,故其近似整数比为5∶ 7∶ 10。
图4 定陶灵圣湖汉墓平面分析图二
5∶ 7和7∶ 10 两组整数比,恰好是古人用以表示无理数√2的整数比近似值。刘徽注《九章算术·勾股》:“假令句、股各五,弦幂五十,开方除之,得七尺,有余一,不尽。假令弦十,其幂有百,半之为句、股二幂,各得五十,当亦不可开。故曰:圆三、径一,方五、斜七,虽不正得尽理,亦可言相近耳。”[26]明言此整数比是对勾股定理所得算比的近似取值,也即“方五斜七”“方七斜十”等广为流传的古代工匠口诀之内涵所在。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有一算题便是运用“方五斜七”比率求解,表明“方五斜七”之比例和意义早在汉代之前业已昭然。[27]这些比例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圆作图来获得,即方圆构图比例可以用一系列整数比来表现,这就意味着模数网格与方圆作图形成的构图比例可以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可谓'寓方圆于格网’”。[28]灵圣湖汉墓正是通过综合运用模数网格和方圆作图来进行规划设计———方圆设计元素在其间交替出现,控制着墓室各部分的尺度———最终完成复杂又规整对称的整体平面布局。灵圣湖汉墓建筑布局中表现出的“崇方”倾向,亦反映其等级规制非同寻常。汉长安城很多重要宫殿和礼制建筑的主体平面均为正方形,如未央宫正方形宫城的规划非常清楚,与之相对,长乐宫、桂宫、北宫等宫殿建筑平面或不甚规整,或为横向长方形,“这应该是作为皇宫的未央宫与汉长安城中其他'亚宫城’(包括长乐宫、北宫、桂宫等) 平面形制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反映出同属皇室建筑的未央宫与'亚宫城’———长乐宫、北宫、桂宫的政治地位不同”[29]; 汉长安城郊发现的礼制建筑遗址中, 12 座宗庙的主体建筑及周筑围墙的平面也均为正方形。[30]西汉皇帝和皇后的陵园平面大多为正方形,帝后的覆斗式陵墓封土也大多为正方形平面[31],许多帝陵陪葬墓的平面亦为正方形。[32]从宗教美学来看,正方形与正圆形均属于完美形态(或曰理想形态) ,故正方形的平面布局应属一种高规格的建筑布局形式。使用于重大场合,表现在陵墓建筑上便是帝制墓的布局形式。只有帝制墓可以用此形态,为方之正、之尊、之完美,而灵圣湖汉墓的多重正方形布局,即应承袭了此种规制及蕴意。
图5 象鼻嘴一号墓椁室平面分析图[33]
二、交通天地:汉墓建筑布局的意义
图6 陈起的三方三圆宇宙模型[5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灵圣湖汉墓建筑平面对“天圆地方”宇宙图式的仿拟,并非仅停留在直观的“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52]的层面,而是一套严谨、规整且富有天文学和数学意义的宇宙图式呈现。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构造了一个“三方三圆”的宇宙模型:
经考证重构,陈起所描述的乃是一种以彼此嵌套的结构来确定其尺寸的几何模型(图6) :该结构“遵循'盖天说’天圆地方的基本形式,方内接于圆。通过小圆外切中方、中圆外切大方的嵌套结构,将小、中、大三组方圆联系起来……以太阳在夏至日、春秋分日、冬至日的运行轨道为小圆、中圆、大圆”,由内向外的“三圆”直径或“三方”边长之比为5∶ 7∶ 10。[54]此种宇宙模型未见于传世文献,却与上述灵圣湖汉墓的平面布局形成精准对应。灵圣湖汉墓布局中出现的多重同形心分布的正方形平面,按照比例规律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内层题凑墙内侧正方形、中层题凑墙外侧正方形和最外层题凑墙外侧正方形,三个正方形的边长之比为1∶ 3∶ 5; 第二组为中层题凑墙内侧正方形、回廊外侧正方形和最外层题凑墙外侧正方形,三个正方形边长比例为1∶√2 ∶ 2。第二组正方形边长比例经基本模数网格换算所得的近似整数比为5∶ 7∶ 10,恰与《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所载“三方三圆”之间的边长比例一致,且方圆相切、嵌套而成的布局模式亦与学者们重构的宇宙模型高度相似。
图8 西汉大土门遗址平面分析图[58]
此种布局的形式及其意义,在与灵圣湖汉墓营造时间相近的西汉末长安南郊大土门遗址(图7) [59]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大土门遗址的平面布局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心建筑,位于遗址中心的一个圆形夯土台上; 第二部分是环绕中心建筑的方形围墙、东西南北四门和四隅曲尺形配房,位于方形夯土台上; 第三部分为环绕围墙四周的圜水沟和正对四门处的长方形小圜水沟。该遗址的建筑平面不仅被设计为若干同心圆形和正方形,属于汉代“崇方”思想影响下极高规格的建筑布局形式,而且根据王南的作图分析,其构图比例完美且富有意义(图8) :中心建筑于圆台上建“亚”字形建筑,圆台直径与“亚”字形建筑边长呈√2 ∶ 1之关系; 整个“亚”字形建筑的构图呈现三个边长分别为1∶槡2 ∶ 2 的正方形相套的格局,反复呈现“天圆地方”之象征。[60]灵圣湖汉墓三层黄肠题凑墙相套且三重正方形边长比例为 1 ∶ √2 ∶ 2的布局,与大土门遗址“亚”字形建筑的构图格局如出一辙。
这种或圆、或方、或圆方相套且按照一定方圆作图比例的平面布局方式,从红山文化时期的圆丘和方丘,到秦简中记载的宇宙模型,再到汉代长安的重要礼制建筑,可谓构成了一套悠久且稳定的宇宙图式表达[65],由方圆比例构成其布局和布数的基础。换言之,这些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中所展现的布局模式,不只停留在直观形式上对“天圆地方”宇宙观的朴素仿拟,其依据和表达的宇宙模式乃是一种符合天文学观察并经过了数学推理验证的科学模型。[66]这些古代大型礼制建筑,均严谨地仿拟“天圆地方”之宇宙图式进行平面布局以求“交通天地”,灵圣湖汉墓的建筑平面使用类似布局形式,正是为了借此获得完整又严谨的“象天法地”进而“交通天地”的神学功用和意义。
三、结论
汉代墓葬建筑,作为汉代留存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种建筑类型,正是借由特定的建筑布局形式,完成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意义构建和表达。汉墓的营造,不再只是工匠手中砖石灰泥的垒砌,也不仅关乎孝子贤孙“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81]的拳拳之心,更因承有“规天矩地”之功而成为汉人最后也最奢侈的梦想和信仰寄托。
注 释:
【1】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页。
【2】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3】本文讨论的“汉墓建筑”及相关概念,专指汉代墓葬的地下建筑单位,不包括封土、墓阙、寝殿、祠堂、陵园等地上建筑和相关设施。
【4】长期以来,对墓葬空间性质的认识流于世俗层面,笔者通过对众多汉墓所存画像内容的研究,透过宗教视角重新识读出汉墓以大量仪式符号架设“炼形之宫”的用意,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先死后蜕”“太阴炼形”之成仙信仰与仪轨,及其“生命转化器”的功能属性,汉墓因此成为汉人由死而仙的神圣空间(参见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在调查乐浪、带方时代汉墓时,发现其墓室内均有砖构穹窿顶,其砖大小形制与太仓集古馆所藏与典籍所载的中国本土出土砖一致,从砖面铭文可知墓内玄室在当时被称为“宫室、神室、玄宫等”([日]关野贞著,胡稹、于珊珊译:《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年,第77~78页);是为“神宫”。
【5】典型研究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俞伟超:《汉代诸侯王和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7~124页。
【6】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张家泰:《汉代建筑若干问题试析》(上),《文物建筑》2007年第1辑;张家泰:《汉代建筑若干问题试析》(下),《文物建筑》2009年第3辑;白明辉、吕红医、杜亚雷:《筚路蓝缕以启后学———中原地区汉代建筑研究综述》,《中外建筑》2015年第2期。
【7】如林伟正:《试论“墓室建筑空间”———从视觉性到物质性的历史发展》,[美]巫鸿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
【8】具体参见[日]关野贞著,胡稹、于珊珊译:《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第217页;程建军:《试从秦汉城市规划与建筑制度分析“秦造船工场遗址”的性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322页;林哲:《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墓室平面尺度浅析》,《南方建筑》2013年第2期。
【9】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0页。
【10】王南:《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8年,第371页。关于这两种比例及其整数比例近似值和常见衍生比例的介绍和说明参见第17~21页,对以上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构图比例研究成果的详细综述参见第21~29页。
【11】《汉书·霍光传》:“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班固撰,颜师古注:《霍光金日磾传》,《汉书》卷6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8页。
【12】其中包括7座黄肠题凑墓和16座回廊墓,墓葬年代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等级规模从诸侯王墓、列侯墓到二千石及以下官吏墓均有涉及,更多内容将陆续撰文介绍。
【1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管理处、定陶县文管处:《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
【14】关于墓主身份的推断可另参见刘瑞:《定陶汉墓墓主考辩》,《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6日,第6版;盘霄远:《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墓主身份研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5】班固撰,颜师古注:《哀帝纪》,《汉书》卷11,第339页;《外戚传》,《汉书》卷97,第4003页。
【16】《定陶灵圣湖汉墓———研究西汉帝陵唯一标本》,《齐鲁晚报》2013年4月24日。
【17】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0~381页。
【18】刘德增:《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葬制》,《考古》1987年第4期。
【19】其他墓葬题凑木用材统计见何旭红:《“黄肠题凑”制与“题凑”制———对汉代“黄肠题凑”葬制的新认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四辑,2007年。其中长沙望城坡M1题凑木数量与考古报告略有出入,以报告为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20】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6页。
【21】底图来源于《考古》2012年第7期。
【22】据实地观察,中室四周表面扣合的横向木板应为遮盖题凑木端头的装饰之用,故报告中从内部测得的中室尺寸,需再剔除四周木板的厚度(0.4米),方为内层题凑墙围合的实际建筑结构的限定尺寸,即3.73+0.4°—2=4.53米。
【23】即以中室的实测尺寸为吻合标准,将平面图进行1∶1的放缩,进而绘制各主要建筑结构的实际尺寸框架,判断其与图示的吻合对应情况。
【24】各外藏室间隔壁厚0.7米,各题凑墙厚1.15米,中室壁板厚0.4米,实地考察所得回廊南北侧外藏室图示S2~S5、S8~S11长应为3.98米。
【25】即基本模数网格和扩大模数网格的参数分别为1.15m x 1.15m和4.53m x 4.53m,与网格边线相吻合的墓室结构尺寸均为1.15米和4.53米的整数倍数。
【26】郭书春译注:《九章算术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9~390页。
【27】彭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1~82、109~113页。
【28】王南:《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第373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
【30】刘庆柱:《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考古》199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31】西汉一代的帝陵和皇后陵,除了高祖和吕后的陵墓作长方形覆斗式以外,其覆斗形封土平面一般为正方形。具体统计可参见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74~76页。关于东汉帝陵封土的形状,史书中除康、恭二陵记为“山周”外,其余均记作“山方”。从字面上理解,东汉帝陵的封土形状当以方形,即山方居多,但是后经踏查、观测和钻探,确认东汉帝陵封土应为圆形。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3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33】底图来源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器物分布图”。
【34】参见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1979年第3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风蓬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江苏高邮天山一号墓未有正式报告发表,墓葬信息参见梁白泉:《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1980年第32期;《高邮天山汉墓发掘的意义》,江苏省考古学会:《1980年江苏省博物馆学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学术论文集》(第三册),1980年,第2~23页;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高炜:《汉代“黄肠题凑”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443~447页;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35】√3/2矩形,底边两顶点与对边中点连线的夹角为60°,长、宽为固定比例√3/2,因此给定任意一边尺寸,另一边尺寸亦可随之确定。
【36】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75页。
【37】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第379~380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59页。
【39】吕不韦等撰,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8页。
【40】班固纂集,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51页。
【41】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0页。
【42】刘安撰,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7页。
【43】程贞一、闻人军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页。
【44】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45】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28页。
【46】司马迁:《天官书》,《史记》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89页。
【47】范晔撰,李贤等注:《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后汉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16~1617页。
【48】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49】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66页。
【50】尤振尧:《“黄肠题凑”葬制的探讨》,《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第4期。
【51】《文物》2017年第3期,图一。
【52】《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正义》卷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79页。
【53】韩巍、邹大海:《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和专家笔谈》,《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54】陈镱文、曲安京:《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的宇宙模型》,《文物》2017年第3期。
【55】具体图示和考证参见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8~344页;《中国天文考古学》第七章第二节(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56】相关发掘信息参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三原县天井岸村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原县文化和旅游局:《陕西三原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天井坑遗址)勘探简报》,《文物》2019年第12期;具体图示和考证参见曲安京、段清波、陈镱文:《陕西三原天井坑遗址坑底结构的天文意义初探》,《文物》2019年第12期。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第198页,图一六三。
【58】《规矩方圆天地之和》图版第89页。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第197~205页。
【60】王南:《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第78~79页。书中称大土门遗址为西汉辟雍遗址,图名为“汉长安辟雍总平面分析图”。
【61】关于大土门遗址的性质,黄展岳、王世仁、杨鸿勋和刘庆柱等学者均有讨论,出现了“明堂说”“辟雍说”“明堂与辟雍一体说”“太学说”等多种意见,刘瑞对此作了整理与分析,详见刘瑞:《西安“大土门遗址”为汉末“元始明堂”论》,《秦汉研究》2007年第一辑;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0~121页。
【62】范晔撰,李贤等注:《祭祀中》,《后汉书》志第八,第3177页。
【63】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02页。
【64】[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3页。
【65】此种布局在敦煌早期覆斗型石窟的藻井图案中也得到了延续(赵燕林:《敦煌早期石窟中的“三圆三方”宇宙模型》,《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7期)。礼制建筑使用类似布局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北京天坛的规划设计上。王南:《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第91~92页。
【66】已有研究证明,《周髀算经》中所构建的“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结构实际是“一个用公理化方法构造出来的几何宇宙模型”,且具有唯一性。江晓原:《〈周髀算经〉———中国古代唯一的公理化尝试》,《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3期;曲安京:《〈周髀算经〉的盖天说:别无选择的宇宙结构》,《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8期。
【67】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周人明堂”到汉代明堂的含义、形制转变及新明堂理论的构建均参见此文。
【68】纬书《礼含文嘉》:“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96页)《白虎通》:“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班固纂集,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265页。
【69】椁墓、室墓二分法的提出见黄晓芬:《汉墓形制的变革———试析竖穴式椁墓向横穴式室墓的演变过程》,《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最早发表见黄晓芬:《汉墓の变容———椁から室へ》,《史林》1994年第5号。具体变迁模式参见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278页。
【70】如一些西汉诸侯王墓中出现了“东宫”“西宫”“王宅”等刻字,“说明当时已将墓室当做住宅等看待,第宅化特征十分明显”。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21页。
【71】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5页。
【72】[英]杰西卡·罗森著,邓菲等译:《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24页。
【73】高去寻:《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义之推测》,《“中研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39辑,1969年,第175~188页。
【74】段清波:《秦始皇陵所见帝国文明宇宙观》,《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75】吕不韦等撰,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45页。
【76】班固撰,颜师古注:《礼乐志》,《汉书》卷22,第1027页。
【77】冯时:《失落的规矩》,《读书》2019年第12期。
【78】扬雄撰,司马光集注,刘韶军点校:《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6~247页。
【79】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431页。
【80】[美]阿摩斯·拉普卜特著,黄兰谷译:《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第186~187页。
【81】《礼记正义》卷5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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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s of 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
中国当代艺术档案馆为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开设的位于798 艺术区内的实体的档案空间,研究、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状况,提供查阅服务,并向公众开放,同时是一个传播中国当代艺术信息和研究的平台。
Archives of 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 located in 798 Art District, is an entitative archival space established by Chinese Modern Art Archive (CMAA) of Peking University. Open to the public, it studies and displays th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 and provides reference services. It is also a platform that extends the information on 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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