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的《财富之城》，副标题是“威尼斯海洋霸权”。
这本书，是克劳利的鸿篇巨作《地中海三部曲》的第三部。我们得到听书曾经解读过这个系列的第一部《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和第二部《地中海大决战》。和前两部一样，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从公元1000年到1600年之间，在地中海，这个全球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区，周边的文明和国家，是如何在这个恢宏的舞台上，进行竞争、交流与合作的。
正如标题所写的那样，作为《地中海三部曲》的完结篇，本书的主角，是称霸地中海达5个世纪之久的意大利商业城邦——威尼斯；它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开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声。作者克劳利说，威尼斯，是一个奇异的帝国，除了威尼斯这座城市本身，其他部分，是由许多星罗棋布，分散在地中海上的岛屿、港口以及战略要塞拼凑而成的。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了商业买卖而组织起来的国家，威尼斯人，以科学的精确性评估风险、计算收益和利润，商业是他们的创世神话，也是他们存在的理由。
为什么建立在一片沿海沼泽里，人口只有十几万，资源缺乏的威尼斯，能够成为地中海上雄踞一方的商业霸主？还为日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创制了必不可少的底层逻辑、制度构架和商业模式？包括作者克劳利在内的历史学家，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威尼斯诞生于海滨，向大海发展，追求冒险和自由，是镌刻在威尼斯文化基因里的天然属性。有的说，威尼斯人是罗马人的后裔，继承了祖先善于经商的特质。如果我们今天复盘来看，似乎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理由，能够解释威尼斯的成功。而克劳利这部作品，似乎也是着重描述威尼斯崛起的大背景与细节，所谓风云变幻，因缘际会，但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不过，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兴衰，既是自己选择的发展路径的结果，同时更受制于它所处的大环境，以及与对手力量对比的变化。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以克劳利这本《财富之城》为基干，来为大家解读威尼斯这段传奇的霸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威尼斯这座传奇城市的诞生与早期发展；其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威尼斯，是如何抓住十字军东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奠定了自己在地中海的霸权；最后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下，威尼斯在它擅长的海洋贸易中，是如何为日后的资本主义商业体制，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和底层逻辑。
第一部分
如果在我们面前打开一张地中海地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威尼斯，处于亚平宁半岛的东北部，就是地图上那只“靴子”的靴筒最上端的后面。这里是欧洲，也就是中世纪所谓的“拉丁世界”，和东方的交会处。在陆路交通运输缓慢的古代，地中海堪称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高速公路。地中海位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岛之间的那部分，叫亚得里亚海。这个巨大的海湾东西两侧，有很多天然的优良港口，而其中，就包括威尼斯湾。在这里，欧洲的主要河流之一——波河，奔腾千里，最终汇入亚得里亚海，从而使得这里的海水，呈现出美丽的蓝绿色。而波河河水中带来的冲积物，则在离岸不远的海水里，形成了一个个小岛与潟湖。
这里的景色虽然美丽，但实际上并不宜居，可以说是遍布瘴气，蚊虫滋生。除了潟湖里的鱼类和食盐，似乎没有其他出产，也不适合发展农业。根据野史传说，威尼斯最早的一批居民，是西罗马帝国崩溃时，逃到这里的40000难民 。在诞生初期，威尼斯甚至不是一座城市，而只是分散在小岛上的一个个定居点，条件艰苦，大家只能住在低矮的木屋里，木屋的地基是橡木桩，以便抬高房屋，防止涨潮时的海水涌入屋内。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人要想生存，就只能靠海吃海，发展贸易：最初，威尼斯人的主要生计，是用船只运载本地出产的鱼和盐，去换取粮食等其他必需品。慢慢的，威尼斯人靠着腿勤嘴甜，逐渐把这里变成了整个亚得里亚海地区知名的粮食集散市场，贱买贵卖，利用周边地区粮食价格波动，来赚取差价。
著名历史学家，《海洋与权力》的作者安德鲁·兰伯特说，这种独特的“靠海吃海”，注重向外开拓的冒险的发展路径，让威尼斯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海权制霸之路。这也让威尼斯拥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性格：首先，是社会相对平等包容，大家都是不问出身，各凭本事出海讨饭吃的创业者，有点志气的年轻男性，在海军军舰或者商船上当了几年水手，攒下一点余钱，就开始倒腾买卖，努力致富；同时，威尼斯的贵族头衔也只是一种荣誉，可以卖给发财致富的商人。这样一来，威尼斯就很难形成农业陆地国家那种等级森严、保守谨慎的社会制度，社会流动的渠道始终畅通。
这种社会流动性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出强烈的开放与包容：威尼斯始终欢迎各方移民带着技术和资金前来落户，比如在欧洲其他地方受排斥歧视的犹太人，就纷纷前来定居开业，日后又进一步刺激了威尼斯的金融创新。其次，由于社会等级性不强，所以威尼斯的公民能够相对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比如来自祖先罗马人的公民大会，也被威尼斯继承发扬。早期的公民大会相对简单纯朴，就是新一任政府首脑，叫统领，他就任的时候，或者政府颁布重要大政方针时，全体市民齐聚在码头广场上，有的还在船上，以齐声吆喝的形式表示同意或反对。
另外，威尼斯资源缺乏，人口不多，就特别注重技术创新。举个例子，比如威尼斯人擅长的核心技术——造船。在当时的欧洲，传统的办法是，用很多片充满榫卯结构的木材，拼合成一个坚固的船壳，但用这种工艺造船，周期长，需要的工匠数量多，造价还昂贵。于是到了11世纪左右，包括威尼斯在内的意大利沿海城邦，就发明出一种造起船来多快好省的新工艺，那就是先造出整条船的龙骨，然后再往龙骨上安装木板，板材之间的缝隙，用麦秸等纤维填充，整个工序流程方便快捷，船只的防水性和坚固程度也没有打折扣。
由于海洋贸易是威尼斯的经济命脉，所以威尼斯必须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力量，对自己的贸易港口和商船队，加以保护。当时对于威尼斯商船威胁最大的，是一群横行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斯拉夫人海盗，他们的基地，就在和意大利隔海相望的达尔马提亚，也就是今天的克罗地亚。为了保平安，早期的威尼斯人甚至忍气吞声，向这些海盗每年交纳保护费，以换取自己的商船队平安归来。
到了公元11世纪初，威尼斯迎来了一位雄才大略的统领，叫奥西奥罗。他最知名的功绩，就是率领威尼斯海军出海，彻底清扫了这群海盗。这一战，让威尼斯海军声名远扬。1082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皇帝阿里克赛一世，也找到威尼斯，想借助威尼斯海军的力量，抵抗来自欧洲中部的诺曼人。精明的威尼斯立刻开出了一个高价，既不要钱，也不要土地，而是从拜占庭帝国这个名义上的宗主手上，要来了一张特许证，称为“金玺诏书”，上面盖了皇帝的金印；诏书规定，威尼斯商船和商人在进出拜占庭帝国境内各港口时，都有免税的特权。
这样一来，威尼斯就靠这“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正式成为亚得里亚海上的霸主：从今天的中东，到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威尼斯的商船队不断拓展新的市场，买卖越做越大，从本地出产的葡萄酒、食盐到黑海沿岸的粮食、木材、皮毛，以及来自远东的香料、丝绸，以及欧洲的金属工具和羊毛纺织品，都从威尼斯商人的手中在地中海流动。同时，威尼斯海军的舰队，也开始为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商船提供护航，并征收一笔高额的保护费，让自己又多了一笔收入。
第二部分
随着威尼斯的买卖越做越大，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和以前一样，窝在威尼斯湾里闷声发大财了，必须对地中海周边的国际外交政治事务，有所参与。这既是它越发重要的国际地位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保护它商业利益的需要。
威尼斯人是幸运的，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是因为搭上了十字军东征的便车。自1096年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虽然引发了一系列野蛮、血腥的冲突和破坏，但也客观上打通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十字军东征，首先带来了从西方到东方的大量人口流动。那么作为从西欧到中东的中转站，威尼斯，就从这种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看到了无穷的商机：从后勤补给、航海运输，到金融业务，每一样都利润丰厚。随着财富的聚集和商业需求的不断提升，威尼斯又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发达的手工业城市，招徕了欧洲各地的能工巧匠，善于制造玻璃、金属器皿和兵器等高端产品，生意是越做越大。
1201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号召下，欧洲各国的封建领主，开始筹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三次东征给这些欧洲封建领主的教训是，从陆地上进军中东，又耗时，又耗精力，不如改走水路，直接在目标耶路撒冷附近登陆。纵观整个地中海地区，有能力、有意愿组织这样一支船队的，只有威尼斯。当时的威尼斯统领，是恩里科·丹多洛。丹多洛家族，是威尼斯屈指可数的豪门，在威尼斯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丹多洛已经年过九旬，且双目失明，但根据史料记载，他的智慧和判断力却没有丝毫减退，可以说政治经验丰富，老奸巨猾。
很快，双方达成协议，威尼斯将负责把十字军运输到目的地，并提供9个月的给养物资：这可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大军，总人数超过3万人，包括2万步兵，4500名骑士和他们的战马，以及9000名侍从。作为报酬，十字军必须支付85000银马克，然后把所有战利品的一半分给威尼斯。作者说，这笔买卖，堪称中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商业合同，威尼斯几乎要拿出全部航海资源和大部分男性劳动力，也就是大概500艘船只和3万名水手，来投入这个大项目。
为什么丹多洛会押上整个威尼斯的资源，乃至国运，来做这样的豪赌？作者说了，这既要归结于丹多洛执政多年的智慧和眼光，也要归结于威尼斯本身的利益：前三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光靠着搭便车，搞后勤服务，就能获利丰厚，那么如果能够以投资人股东的身份，参与这个项目的核心业务，回报必然更加不可限量。
顺便说一句，十字军这次远征的目标，和前几次不一样，不再是耶路撒冷，而是打算南下埃及，打击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尤布王朝。这是因为，阿尤布王朝的创始人萨拉丁，在1187年10月，从十字军手里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十字军的打算是，只有彻底清除这个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耶路撒冷才能长久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过，威尼斯人的算盘是，埃及是地中海地区重要的贸易枢纽，如果十字军获胜，那么威尼斯就能在埃及建立一系列殖民地港口，能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来自东方的珍贵商品，比如香料、瓷器、珍珠等等。
然而，等威尼斯人忙忙叨叨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却发现十字军没按之前约定的做：到了约定出发时间，参加十字军的各国骑士和军队还没到齐不说，连合同规定的尾款都交不上，这可怎么办？一些威尼斯贵族说，干脆我们也毁约算了，反正51000银马克已经到手了。但是，老成持重的丹多洛不那么看：他认为，要是半途而废，威尼斯的损失不但坐实了，还等于把罗马教会和出兵的欧洲各国，得罪了一个遍，现在反正有12000名十字军战士在手，可以让他们干点对威尼斯有利的事情，把损失补回来。
于是，被困在威尼斯附近海岛上已经好几个月，饥一顿饱一顿的十字军，终于在1202年10月出海；但是，远征的目标，已经不是埃及，而是威尼斯人的海上贸易竞争对手，位于今天克罗地亚沿海地区的扎拉。
很快，扎拉被十字军顺利攻占，不过城里那点战利品，别说补偿威尼斯这一趟远征的投资了，连十字军内部自己分都不够。不过这时候，又一桩有利可图的大买卖，直接从天上掉到威尼斯人和十字军面前。原来，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王子，叫安格洛斯，派遣使团前来，说本该属于自己的皇位，被自己的叔叔篡夺了，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皇位继承人。所以他请求十字军帮助自己回国复位，作为报酬，他愿意从国库里给十字军和威尼斯人20万银马克。
俗话说，财帛动人心。丹多洛和十字军指挥官一合计，既然有利可图，那么再多绕个弯儿，暂时不去埃及也没什么。于是，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和威尼斯人联手攻占，战利品总价高达40万银马克。老谋深算的丹多洛为了安抚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愤怒，原谅自己操纵十字军改弦更张的行为，就宣布君士坦丁堡已经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这一场改弦更张的十字军远征，为威尼斯带来的不仅是巨额财富，还拿到了地中海上许多原本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贸易港口和城市，比如整个希腊西部、科孚岛、克里特岛等等。威尼斯人还占据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和兵工厂。可以说，威尼斯踏着昔日宗主国拜占庭帝国的身躯，让自己在地中海上的霸权地位达到了巅峰。
从此，威尼斯进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代，作者克劳利用充满浪漫诗意的语言，来形容当时威尼斯的富裕和繁荣，他在书中写道：
威尼斯控制着从莱茵河谷到中东的贸易轴心，影响了从瑞典到中国的贸易，运输着整个世界的货物：印度胡椒被运往英格兰和荷兰；英国的羊毛织物和俄罗斯皮毛被卖给开罗的马木留克王朝；叙利亚棉花被运到德意志市民手中；中国丝绸被穿到意大利银行家的情妇身上，塞浦路斯的糖成为他们餐桌上的调味料；威尼斯自己生产的玻璃，变成了叙利亚清真寺悬挂的灯。在这座城市里，财富如同泉水一样流淌。
第三部分
好了，我们刚刚跟随作者克劳利的叙述，回溯了威尼斯从一个海边沼泽中的小城镇，逐渐发展为地中海商业巨头的历程。然而，有人会说，在同时代地中海周边，各个文明和国家都对商业非常重视，为什么唯独威尼斯的商业霸权，能够长盛不衰，还被誉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小小的威尼斯，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为日后繁盛的资本主义，构建了底层逻辑，树立了标杆。
首先，发达的商业贸易，背后就要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制度来支持。大家可能想不到，维系现代商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银行、金融保险业务、股份制，都是在威尼斯这样的意大利沿海商业城市诞生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英文里银行bank这个单词，来源是意大利语中的banco，就是意大利城市里犹太人钱庄中高高的柜台。
近代金融制度之所以在威尼斯首先诞生，还是要感谢我们刚才提到的十字军东征。当时，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军人和商人，拿着各国不同的货币，在威尼斯采购补给物资，前往东方。打完仗、做完买卖的军人和商人，从耶路撒冷带着战利品和利润又回来了。大批贵金属器皿和货币带在身上又累赘，又危险。于是存款、鉴定、汇兑、借贷这些业务，开始发展起来了。再后来，风险奇高的海上贸易，又促使商人们合伙经营，平摊风险，由此诞生了股份制与保险业的雏形。
著名历史作家麦克尼尔就分析过，说这种商业合作股份制，在威尼斯能发展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中世纪的欧洲农业生产模式：为了深耕土地，欧洲人发明了一种沉重的犁铧，叫重犁。它需要几头大牲畜，比如牛和马，才能拉动。那普通农民很少有余钱来买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重犁，也养不起几头大牲畜，那怎么办？几家、十几家农民一起凑钱买，轮流用。这种分摊开支的农耕模式，就给日后的商业股份制，奠定了基础。
其次，威尼斯这个地方我们介绍过，农业比较落后，农耕土地面积也不多，赚钱的机会和就业岗位都集中在威尼斯城里。而城市，本身就带有打破乡土和亲缘关系，鼓励陌生人之间合作信任的属性，也给这种商业股份制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土壤。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众所周知，航海贸易周期长，风险高，是不是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投资，普通人压根没有份，从而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对于这种担忧，威尼斯人其实也考虑到了，他们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股份投资制度，让普通威尼斯市民，也能从威尼斯繁荣的海洋贸易中获益，并在日后，成为现代商业投资制度的基础：一艘商船出海的成本，最多可以分成24份，由投资者认购。而为了照顾普通市民这样的小投资者，每一份又可以再一分为四，允许本金不多的小投资者合股购买，也算一种普惠型商业投资。等商船回来之后，所有投资人再齐聚一堂，扣除所有开支之后，按入股比例分配收益。
更先进的是，到了后来，威尼斯还发明了一项制度设计，那就是，由威尼斯政府拥有的兵工厂船坞，来造桨帆船，造完了，每年通过公开拍卖承包给私人从事航海贸易，按照约定的航线和时间表，输送固定的货物，进一步减轻了航海投资者进入的门槛和所担负的风险。
所以说，这种“全民皆商，注重现实”的资本主义风气能够在威尼斯首先诞生，既是它选择的海洋贸易发展路径的必然，也是威尼斯政府持续扶持鼓励的结果。可以说，商业渗透了威尼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当时威尼斯的艺术创作中，也有反映：在今天遗留下来的中世纪威尼斯绘画作品中，就有许多与商业投资相关的场景，比如修道士借钱给银行家参与投资，或者普通老百姓排队和商业公司的文书核对自己的账单，诸如此类。
随着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区的买卖越做越大，那么不可避免的，威尼斯的政治影响力，也必然随着它的财富水平而水涨船高，这样，整个国家的各种开支也会急剧上升。这就好比，一家急速生长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然直面那些同处一条赛道上的巨头，如果要竞争，就必须备足弹药，也就是现金流，来应付对方可能发起的价格大战，或者加大研发力度，构筑自己的技术护城河。
说回到威尼斯，当时的情况就是：威尼斯的财富，已经引发了周边一些大国，比如法国的觊觎。另外，其他一些和威尼斯发展模式差不多的城邦，比如比萨和热那亚，正千方百计，想把威尼斯手里的贸易份额抢过来，甚至想诉诸战争。同时，繁忙的地中海，是各路海盗密集出没的地区，而满载各种值钱商品的威尼斯商船，是它们眼中的肥羊。所以，威尼斯如果想扩大自己的贸易规模，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害，首先，就要继续扩大自己的商船队，以便形成规模效应。其次，就需要扩充军备，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保卫自己的商船队。第三，威尼斯必须要筹措一笔巨大的外交开支，来收买周边能够和自己结盟的国家，确保自己如果遭受了侵略，有帮手能够站出来。
然而，这时候的威尼斯，政府收入极为有限，要想筹措庞大的造船、扩军和外交开支，实在有点吃力。于是，在1164年，当时的威尼斯统领，就招呼手下的官员们和城里的富商开会，大家一合计，咱们从老祖宗罗马人那里取经吧：罗马人不是一打仗就让大家伙儿捐钱，打完仗用战利品来偿还吗？那咱们按照这个成例，从有钱的富商家族那里借钱，买卖做起来之后，用盈利逐步偿还本息。于是，就有12个富商家族，和威尼斯政府签订了借款协议，年利率5%。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起来，这个故事，在得到听书解读过的另一本书《债务与国家的崛起》中，也提到过，威尼斯市政府向市民借的这笔债务，从此就变成了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基石——公债；它通过“借面粉做蛋糕，再分蛋糕”的模式，在不提升税收加重人民负担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融资能力。而在此形成的契约关系上，也逐渐成长出现代国家的各种公民权利。一些历史学家盛赞说，公债在威尼斯的诞生，堪称“西方的首次经济学探索”。
最后，在整个国家的外交大政方针上，威尼斯也开了欧洲的先河，本书认为，当时的信仰、种族或者意识形态，在威尼斯的商业利益面前，统统要让步。兰伯特说，威尼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左右逢源，为所有需要自己的国家服务，并支持那些最不可能损害自己海上贸易利益的大国。比如，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在欧亚大草原上，同时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向外扩张，在欧洲这边，一度打到了今天的东欧，逼近维也纳，一时间欧洲各国是闻风丧胆，人人自危。可威尼斯呢，别人看到的是危险，它看到的是商机。1332年，威尼斯派了大使，千里迢迢来到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金帐汗国的王廷，献上了丰厚的礼物，然后请求，在一个叫塔纳的地方，允许威尼斯人建立一个小的殖民贸易港口：这里，位于亚速海的东北角，是俄罗斯境内一条大河——顿河的入海口，这里一头连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头连着威尼斯人的黑海贸易路线，可以说位置得天独厚。从此，威尼斯人可以从这里，用优惠的一手价格，拿到中亚的宝石、丝绸，俄罗斯的毛皮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水产等商品，又可以转手把来自欧洲的商品卖给蒙古人和俄罗斯人，获利十分丰厚。
不过，这条利润丰厚的贸易线路，也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带来了灾难。1348年，正是沿着这条航线，来自欧亚草原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从欧亚大草原来到了意大利，然后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
结语
好了，这本《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的内容就基本讲完了。作者克劳利用他深厚的学养和老练的笔力，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威尼斯五百年来纵横地中海的恢宏画卷：威尼斯从一个地中海边的小城镇，逐渐发展为地中海上举足轻重的商业霸主，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国家。这种堪称奇迹的经历，既来自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深植于民族内部的航海与商业基因，也要归功于地中海本身在世界上的贸易枢纽位置，以及历代威尼斯统治者兢兢业业的经营和对发展机遇的把控。
当然，美中不足的是，本书的记载，在16世纪初，就戛然而止。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是因为，一位来自欧洲另一个航海殖民国家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马，完成了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的壮举，揭开了威尼斯衰落的序幕。
当然，威尼斯的衰败，本身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兰伯特说，威尼斯的衰落虽然悲壮，但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具体的决策失误，而是深深根植于它的地理位置和选择的发展路径之中，威尼斯本身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充其量只能加速或者延缓这种历史趋势。
达伽马的航行，标志着两件彼此关联，直接导致威尼斯衰落的事件同时发生了，而威尼斯对此束手无策，它们分别是风帆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全球贸易线路的转移。
由于威尼斯已经垄断了香料转口贸易达几个世纪之久，所以从15世纪末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始探索途经非洲，绕过好望角，直达远东的新航线。通过迪亚士、达伽马等航海家的不断努力，这条航线逐渐成熟。
随着抵达东南亚新航路的开通和成形，其他欧洲殖民国家终于可以抛开赚取中间利润的威尼斯，直接从产地获取物美价廉的香料。直到15世纪末，威尼斯还是欧洲香料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但是仅仅过了10年，交易量就锐减了几乎90%。到了16世纪中期，威尼斯商人居然要从葡萄牙的里斯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些欧洲新港口城市进口香料了。
要在大西洋上航行，就需要更新的船舶。威尼斯人习惯驾驶的桨帆船，逐渐被证明是一种应用场景狭窄，并不经济的船舶：因为它船舷过低，只适用于气候相对温和，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而且船上配置的大量划桨手，不但挤占了宝贵的船舱空间，让桨帆船无法携带大量货物，也迫使桨帆船每天要消耗大量的后勤物资，不能进行长途连续航行，经常要靠岸补给。这在岛屿港口星罗棋布的地中海上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是在浩瀚的太平洋或者大西洋上，就成了致命的缺陷。
大西洋和地中海相比，更加浩瀚，风浪更大。所以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欧洲沿海国家，就有动力开发吨位更大，吃水更深，风帆数量更多的大帆船。玩过电子游戏《大航海时代》的朋友可能都熟悉这两个名字：克拉克帆船和盖伦船。
克拉克帆船和盖伦船省掉了划桨的水手，所以能装更多的补给、货物远程航行，不需要沿途有太多补给站，所以把货运成本有效地降了下来。这些新式帆船一出现，威尼斯的划桨风帆商船队，顿时就被降维打击了。越来越多的英国、荷兰大帆船出现在地中海，以廉价的运费和更大的载重量把威尼斯商船挤出竞争。
贸易的衰退，意味着威尼斯在社会、文化、经济各个领域都失去了前进和开拓的动力。比如，1610年，著名天文学家伽利略，就离开了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这标志着威尼斯不再是欧洲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从全新的大西洋贸易中获利丰厚的荷兰与英国，可以用更优厚的待遇，把金融、造船和手工业人才从威尼斯挖走。如果把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一场田径接力赛，那么威尼斯在光荣地完成了第一棒领跑任务之后，就必须把接力棒，交给英国、荷兰这些吸取了威尼斯几百年商业智慧，但地理位置更优越、国力更雄厚的新一代欧洲大国，然后隐退到历史的洪流深处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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