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的《财富之城》,副标题是“威尼斯海洋霸权”。
这本书,是克劳利的鸿篇巨作《地中海三部曲》的第三部。我们得到听书曾经解读过这个系列的第一部《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和第二部《地中海大决战》。和前两部一样,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从公元1000年到1600年之间,在地中海,这个全球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区,周边的文明和国家,是如何在这个恢宏的舞台上,进行竞争、交流与合作的。
正如标题所写的那样,作为《地中海三部曲》的完结篇,本书的主角,是称霸地中海达5个世纪之久的意大利商业城邦——威尼斯;它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开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声。作者克劳利说,威尼斯,是一个奇异的帝国,除了威尼斯这座城市本身,其他部分,是由许多星罗棋布,分散在地中海上的岛屿、港口以及战略要塞拼凑而成的。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了商业买卖而组织起来的国家,威尼斯人,以科学的精确性评估风险、计算收益和利润,商业是他们的创世神话,也是他们存在的理由。
为什么建立在一片沿海沼泽里,人口只有十几万,资源缺乏的威尼斯,能够成为地中海上雄踞一方的商业霸主?还为日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创制了必不可少的底层逻辑、制度构架和商业模式?包括作者克劳利在内的历史学家,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威尼斯诞生于海滨,向大海发展,追求冒险和自由,是镌刻在威尼斯文化基因里的天然属性。有的说,威尼斯人是罗马人的后裔,继承了祖先善于经商的特质。如果我们今天复盘来看,似乎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理由,能够解释威尼斯的成功。而克劳利这部作品,似乎也是着重描述威尼斯崛起的大背景与细节,所谓风云变幻,因缘际会,但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不过,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兴衰,既是自己选择的发展路径的结果,同时更受制于它所处的大环境,以及与对手力量对比的变化。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以克劳利这本《财富之城》为基干,来为大家解读威尼斯这段传奇的霸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威尼斯这座传奇城市的诞生与早期发展;其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威尼斯,是如何抓住十字军东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奠定了自己在地中海的霸权;最后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下,威尼斯在它擅长的海洋贸易中,是如何为日后的资本主义商业体制,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和底层逻辑。
第一部分
如果在我们面前打开一张地中海地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威尼斯,处于亚平宁半岛的东北部,就是地图上那只“靴子”的靴筒最上端的后面。这里是欧洲,也就是中世纪所谓的“拉丁世界”,和东方的交会处。在陆路交通运输缓慢的古代,地中海堪称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高速公路。地中海位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岛之间的那部分,叫亚得里亚海。这个巨大的海湾东西两侧,有很多天然的优良港口,而其中,就包括威尼斯湾。在这里,欧洲的主要河流之一——波河,奔腾千里,最终汇入亚得里亚海,从而使得这里的海水,呈现出美丽的蓝绿色。而波河河水中带来的冲积物,则在离岸不远的海水里,形成了一个个小岛与潟湖。
这里的景色虽然美丽,但实际上并不宜居,可以说是遍布瘴气,蚊虫滋生。除了潟湖里的鱼类和食盐,似乎没有其他出产,也不适合发展农业。根据野史传说,威尼斯最早的一批居民,是西罗马帝国崩溃时,逃到这里的40000难民 。在诞生初期,威尼斯甚至不是一座城市,而只是分散在小岛上的一个个定居点,条件艰苦,大家只能住在低矮的木屋里,木屋的地基是橡木桩,以便抬高房屋,防止涨潮时的海水涌入屋内。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人要想生存,就只能靠海吃海,发展贸易:最初,威尼斯人的主要生计,是用船只运载本地出产的鱼和盐,去换取粮食等其他必需品。慢慢的,威尼斯人靠着腿勤嘴甜,逐渐把这里变成了整个亚得里亚海地区知名的粮食集散市场,贱买贵卖,利用周边地区粮食价格波动,来赚取差价。
著名历史学家,《海洋与权力》的作者安德鲁·兰伯特说,这种独特的“靠海吃海”,注重向外开拓的冒险的发展路径,让威尼斯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海权制霸之路。这也让威尼斯拥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性格:首先,是社会相对平等包容,大家都是不问出身,各凭本事出海讨饭吃的创业者,有点志气的年轻男性,在海军军舰或者商船上当了几年水手,攒下一点余钱,就开始倒腾买卖,努力致富;同时,威尼斯的贵族头衔也只是一种荣誉,可以卖给发财致富的商人。这样一来,威尼斯就很难形成农业陆地国家那种等级森严、保守谨慎的社会制度,社会流动的渠道始终畅通。
这种社会流动性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出强烈的开放与包容:威尼斯始终欢迎各方移民带着技术和资金前来落户,比如在欧洲其他地方受排斥歧视的犹太人,就纷纷前来定居开业,日后又进一步刺激了威尼斯的金融创新。其次,由于社会等级性不强,所以威尼斯的公民能够相对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比如来自祖先罗马人的公民大会,也被威尼斯继承发扬。早期的公民大会相对简单纯朴,就是新一任政府首脑,叫统领,他就任的时候,或者政府颁布重要大政方针时,全体市民齐聚在码头广场上,有的还在船上,以齐声吆喝的形式表示同意或反对。
另外,威尼斯资源缺乏,人口不多,就特别注重技术创新。举个例子,比如威尼斯人擅长的核心技术——造船。在当时的欧洲,传统的办法是,用很多片充满榫卯结构的木材,拼合成一个坚固的船壳,但用这种工艺造船,周期长,需要的工匠数量多,造价还昂贵。于是到了11世纪左右,包括威尼斯在内的意大利沿海城邦,就发明出一种造起船来多快好省的新工艺,那就是先造出整条船的龙骨,然后再往龙骨上安装木板,板材之间的缝隙,用麦秸等纤维填充,整个工序流程方便快捷,船只的防水性和坚固程度也没有打折扣。
由于海洋贸易是威尼斯的经济命脉,所以威尼斯必须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力量,对自己的贸易港口和商船队,加以保护。当时对于威尼斯商船威胁最大的,是一群横行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斯拉夫人海盗,他们的基地,就在和意大利隔海相望的达尔马提亚,也就是今天的克罗地亚。为了保平安,早期的威尼斯人甚至忍气吞声,向这些海盗每年交纳保护费,以换取自己的商船队平安归来。
到了公元11世纪初,威尼斯迎来了一位雄才大略的统领,叫奥西奥罗。他最知名的功绩,就是率领威尼斯海军出海,彻底清扫了这群海盗。这一战,让威尼斯海军声名远扬。1082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皇帝阿里克赛一世,也找到威尼斯,想借助威尼斯海军的力量,抵抗来自欧洲中部的诺曼人。精明的威尼斯立刻开出了一个高价,既不要钱,也不要土地,而是从拜占庭帝国这个名义上的宗主手上,要来了一张特许证,称为“金玺诏书”,上面盖了皇帝的金印;诏书规定,威尼斯商船和商人在进出拜占庭帝国境内各港口时,都有免税的特权。
这样一来,威尼斯就靠这“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正式成为亚得里亚海上的霸主:从今天的中东,到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威尼斯的商船队不断拓展新的市场,买卖越做越大,从本地出产的葡萄酒、食盐到黑海沿岸的粮食、木材、皮毛,以及来自远东的香料、丝绸,以及欧洲的金属工具和羊毛纺织品,都从威尼斯商人的手中在地中海流动。同时,威尼斯海军的舰队,也开始为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商船提供护航,并征收一笔高额的保护费,让自己又多了一笔收入。
第二部分
随着威尼斯的买卖越做越大,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和以前一样,窝在威尼斯湾里闷声发大财了,必须对地中海周边的国际外交政治事务,有所参与。这既是它越发重要的国际地位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保护它商业利益的需要。
威尼斯人是幸运的,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是因为搭上了十字军东征的便车。自1096年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虽然引发了一系列野蛮、血腥的冲突和破坏,但也客观上打通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十字军东征,首先带来了从西方到东方的大量人口流动。那么作为从西欧到中东的中转站,威尼斯,就从这种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看到了无穷的商机:从后勤补给、航海运输,到金融业务,每一样都利润丰厚。随着财富的聚集和商业需求的不断提升,威尼斯又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发达的手工业城市,招徕了欧洲各地的能工巧匠,善于制造玻璃、金属器皿和兵器等高端产品,生意是越做越大。
1201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号召下,欧洲各国的封建领主,开始筹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三次东征给这些欧洲封建领主的教训是,从陆地上进军中东,又耗时,又耗精力,不如改走水路,直接在目标耶路撒冷附近登陆。纵观整个地中海地区,有能力、有意愿组织这样一支船队的,只有威尼斯。当时的威尼斯统领,是恩里科·丹多洛。丹多洛家族,是威尼斯屈指可数的豪门,在威尼斯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丹多洛已经年过九旬,且双目失明,但根据史料记载,他的智慧和判断力却没有丝毫减退,可以说政治经验丰富,老奸巨猾。
很快,双方达成协议,威尼斯将负责把十字军运输到目的地,并提供9个月的给养物资:这可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大军,总人数超过3万人,包括2万步兵,4500名骑士和他们的战马,以及9000名侍从。作为报酬,十字军必须支付85000银马克,然后把所有战利品的一半分给威尼斯。作者说,这笔买卖,堪称中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商业合同,威尼斯几乎要拿出全部航海资源和大部分男性劳动力,也就是大概500艘船只和3万名水手,来投入这个大项目。
为什么丹多洛会押上整个威尼斯的资源,乃至国运,来做这样的豪赌?作者说了,这既要归结于丹多洛执政多年的智慧和眼光,也要归结于威尼斯本身的利益:前三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光靠着搭便车,搞后勤服务,就能获利丰厚,那么如果能够以投资人股东的身份,参与这个项目的核心业务,回报必然更加不可限量。
顺便说一句,十字军这次远征的目标,和前几次不一样,不再是耶路撒冷,而是打算南下埃及,打击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尤布王朝。这是因为,阿尤布王朝的创始人萨拉丁,在1187年10月,从十字军手里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十字军的打算是,只有彻底清除这个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耶路撒冷才能长久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过,威尼斯人的算盘是,埃及是地中海地区重要的贸易枢纽,如果十字军获胜,那么威尼斯就能在埃及建立一系列殖民地港口,能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来自东方的珍贵商品,比如香料、瓷器、珍珠等等。
然而,等威尼斯人忙忙叨叨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却发现十字军没按之前约定的做:到了约定出发时间,参加十字军的各国骑士和军队还没到齐不说,连合同规定的尾款都交不上,这可怎么办?一些威尼斯贵族说,干脆我们也毁约算了,反正51000银马克已经到手了。但是,老成持重的丹多洛不那么看:他认为,要是半途而废,威尼斯的损失不但坐实了,还等于把罗马教会和出兵的欧洲各国,得罪了一个遍,现在反正有12000名十字军战士在手,可以让他们干点对威尼斯有利的事情,把损失补回来。
于是,被困在威尼斯附近海岛上已经好几个月,饥一顿饱一顿的十字军,终于在1202年10月出海;但是,远征的目标,已经不是埃及,而是威尼斯人的海上贸易竞争对手,位于今天克罗地亚沿海地区的扎拉。
很快,扎拉被十字军顺利攻占,不过城里那点战利品,别说补偿威尼斯这一趟远征的投资了,连十字军内部自己分都不够。不过这时候,又一桩有利可图的大买卖,直接从天上掉到威尼斯人和十字军面前。原来,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王子,叫安格洛斯,派遣使团前来,说本该属于自己的皇位,被自己的叔叔篡夺了,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皇位继承人。所以他请求十字军帮助自己回国复位,作为报酬,他愿意从国库里给十字军和威尼斯人20万银马克。
俗话说,财帛动人心。丹多洛和十字军指挥官一合计,既然有利可图,那么再多绕个弯儿,暂时不去埃及也没什么。于是,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和威尼斯人联手攻占,战利品总价高达40万银马克。老谋深算的丹多洛为了安抚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愤怒,原谅自己操纵十字军改弦更张的行为,就宣布君士坦丁堡已经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这一场改弦更张的十字军远征,为威尼斯带来的不仅是巨额财富,还拿到了地中海上许多原本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贸易港口和城市,比如整个希腊西部、科孚岛、克里特岛等等。威尼斯人还占据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和兵工厂。可以说,威尼斯踏着昔日宗主国拜占庭帝国的身躯,让自己在地中海上的霸权地位达到了巅峰。
从此,威尼斯进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代,作者克劳利用充满浪漫诗意的语言,来形容当时威尼斯的富裕和繁荣,他在书中写道:
威尼斯控制着从莱茵河谷到中东的贸易轴心,影响了从瑞典到中国的贸易,运输着整个世界的货物:印度胡椒被运往英格兰和荷兰;英国的羊毛织物和俄罗斯皮毛被卖给开罗的马木留克王朝;叙利亚棉花被运到德意志市民手中;中国丝绸被穿到意大利银行家的情妇身上,塞浦路斯的糖成为他们餐桌上的调味料;威尼斯自己生产的玻璃,变成了叙利亚清真寺悬挂的灯。在这座城市里,财富如同泉水一样流淌。
第三部分
好了,我们刚刚跟随作者克劳利的叙述,回溯了威尼斯从一个海边沼泽中的小城镇,逐渐发展为地中海商业巨头的历程。然而,有人会说,在同时代地中海周边,各个文明和国家都对商业非常重视,为什么唯独威尼斯的商业霸权,能够长盛不衰,还被誉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小小的威尼斯,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为日后繁盛的资本主义,构建了底层逻辑,树立了标杆。
首先,发达的商业贸易,背后就要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制度来支持。大家可能想不到,维系现代商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银行、金融保险业务、股份制,都是在威尼斯这样的意大利沿海商业城市诞生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英文里银行bank这个单词,来源是意大利语中的banco,就是意大利城市里犹太人钱庄中高高的柜台。
近代金融制度之所以在威尼斯首先诞生,还是要感谢我们刚才提到的十字军东征。当时,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军人和商人,拿着各国不同的货币,在威尼斯采购补给物资,前往东方。打完仗、做完买卖的军人和商人,从耶路撒冷带着战利品和利润又回来了。大批贵金属器皿和货币带在身上又累赘,又危险。于是存款、鉴定、汇兑、借贷这些业务,开始发展起来了。再后来,风险奇高的海上贸易,又促使商人们合伙经营,平摊风险,由此诞生了股份制与保险业的雏形。
著名历史作家麦克尼尔就分析过,说这种商业合作股份制,在威尼斯能发展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中世纪的欧洲农业生产模式:为了深耕土地,欧洲人发明了一种沉重的犁铧,叫重犁。它需要几头大牲畜,比如牛和马,才能拉动。那普通农民很少有余钱来买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重犁,也养不起几头大牲畜,那怎么办?几家、十几家农民一起凑钱买,轮流用。这种分摊开支的农耕模式,就给日后的商业股份制,奠定了基础。
其次,威尼斯这个地方我们介绍过,农业比较落后,农耕土地面积也不多,赚钱的机会和就业岗位都集中在威尼斯城里。而城市,本身就带有打破乡土和亲缘关系,鼓励陌生人之间合作信任的属性,也给这种商业股份制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土壤。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众所周知,航海贸易周期长,风险高,是不是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投资,普通人压根没有份,从而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对于这种担忧,威尼斯人其实也考虑到了,他们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股份投资制度,让普通威尼斯市民,也能从威尼斯繁荣的海洋贸易中获益,并在日后,成为现代商业投资制度的基础:一艘商船出海的成本,最多可以分成24份,由投资者认购。而为了照顾普通市民这样的小投资者,每一份又可以再一分为四,允许本金不多的小投资者合股购买,也算一种普惠型商业投资。等商船回来之后,所有投资人再齐聚一堂,扣除所有开支之后,按入股比例分配收益。
更先进的是,到了后来,威尼斯还发明了一项制度设计,那就是,由威尼斯政府拥有的兵工厂船坞,来造桨帆船,造完了,每年通过公开拍卖承包给私人从事航海贸易,按照约定的航线和时间表,输送固定的货物,进一步减轻了航海投资者进入的门槛和所担负的风险。
所以说,这种“全民皆商,注重现实”的资本主义风气能够在威尼斯首先诞生,既是它选择的海洋贸易发展路径的必然,也是威尼斯政府持续扶持鼓励的结果。可以说,商业渗透了威尼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当时威尼斯的艺术创作中,也有反映:在今天遗留下来的中世纪威尼斯绘画作品中,就有许多与商业投资相关的场景,比如修道士借钱给银行家参与投资,或者普通老百姓排队和商业公司的文书核对自己的账单,诸如此类。
随着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区的买卖越做越大,那么不可避免的,威尼斯的政治影响力,也必然随着它的财富水平而水涨船高,这样,整个国家的各种开支也会急剧上升。这就好比,一家急速生长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然直面那些同处一条赛道上的巨头,如果要竞争,就必须备足弹药,也就是现金流,来应付对方可能发起的价格大战,或者加大研发力度,构筑自己的技术护城河。
说回到威尼斯,当时的情况就是:威尼斯的财富,已经引发了周边一些大国,比如法国的觊觎。另外,其他一些和威尼斯发展模式差不多的城邦,比如比萨和热那亚,正千方百计,想把威尼斯手里的贸易份额抢过来,甚至想诉诸战争。同时,繁忙的地中海,是各路海盗密集出没的地区,而满载各种值钱商品的威尼斯商船,是它们眼中的肥羊。所以,威尼斯如果想扩大自己的贸易规模,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害,首先,就要继续扩大自己的商船队,以便形成规模效应。其次,就需要扩充军备,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保卫自己的商船队。第三,威尼斯必须要筹措一笔巨大的外交开支,来收买周边能够和自己结盟的国家,确保自己如果遭受了侵略,有帮手能够站出来。
然而,这时候的威尼斯,政府收入极为有限,要想筹措庞大的造船、扩军和外交开支,实在有点吃力。于是,在1164年,当时的威尼斯统领,就招呼手下的官员们和城里的富商开会,大家一合计,咱们从老祖宗罗马人那里取经吧:罗马人不是一打仗就让大家伙儿捐钱,打完仗用战利品来偿还吗?那咱们按照这个成例,从有钱的富商家族那里借钱,买卖做起来之后,用盈利逐步偿还本息。于是,就有12个富商家族,和威尼斯政府签订了借款协议,年利率5%。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起来,这个故事,在得到听书解读过的另一本书《债务与国家的崛起》中,也提到过,威尼斯市政府向市民借的这笔债务,从此就变成了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基石——公债;它通过“借面粉做蛋糕,再分蛋糕”的模式,在不提升税收加重人民负担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融资能力。而在此形成的契约关系上,也逐渐成长出现代国家的各种公民权利。一些历史学家盛赞说,公债在威尼斯的诞生,堪称“西方的首次经济学探索”。
最后,在整个国家的外交大政方针上,威尼斯也开了欧洲的先河,本书认为,当时的信仰、种族或者意识形态,在威尼斯的商业利益面前,统统要让步。兰伯特说,威尼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左右逢源,为所有需要自己的国家服务,并支持那些最不可能损害自己海上贸易利益的大国。比如,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在欧亚大草原上,同时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向外扩张,在欧洲这边,一度打到了今天的东欧,逼近维也纳,一时间欧洲各国是闻风丧胆,人人自危。可威尼斯呢,别人看到的是危险,它看到的是商机。1332年,威尼斯派了大使,千里迢迢来到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金帐汗国的王廷,献上了丰厚的礼物,然后请求,在一个叫塔纳的地方,允许威尼斯人建立一个小的殖民贸易港口:这里,位于亚速海的东北角,是俄罗斯境内一条大河——顿河的入海口,这里一头连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头连着威尼斯人的黑海贸易路线,可以说位置得天独厚。从此,威尼斯人可以从这里,用优惠的一手价格,拿到中亚的宝石、丝绸,俄罗斯的毛皮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水产等商品,又可以转手把来自欧洲的商品卖给蒙古人和俄罗斯人,获利十分丰厚。
不过,这条利润丰厚的贸易线路,也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带来了灾难。1348年,正是沿着这条航线,来自欧亚草原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从欧亚大草原来到了意大利,然后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
结语
好了,这本《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的内容就基本讲完了。作者克劳利用他深厚的学养和老练的笔力,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威尼斯五百年来纵横地中海的恢宏画卷:威尼斯从一个地中海边的小城镇,逐渐发展为地中海上举足轻重的商业霸主,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国家。这种堪称奇迹的经历,既来自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深植于民族内部的航海与商业基因,也要归功于地中海本身在世界上的贸易枢纽位置,以及历代威尼斯统治者兢兢业业的经营和对发展机遇的把控。
当然,美中不足的是,本书的记载,在16世纪初,就戛然而止。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是因为,一位来自欧洲另一个航海殖民国家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马,完成了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的壮举,揭开了威尼斯衰落的序幕。
当然,威尼斯的衰败,本身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兰伯特说,威尼斯的衰落虽然悲壮,但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具体的决策失误,而是深深根植于它的地理位置和选择的发展路径之中,威尼斯本身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充其量只能加速或者延缓这种历史趋势。
达伽马的航行,标志着两件彼此关联,直接导致威尼斯衰落的事件同时发生了,而威尼斯对此束手无策,它们分别是风帆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全球贸易线路的转移。
由于威尼斯已经垄断了香料转口贸易达几个世纪之久,所以从15世纪末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始探索途经非洲,绕过好望角,直达远东的新航线。通过迪亚士、达伽马等航海家的不断努力,这条航线逐渐成熟。
随着抵达东南亚新航路的开通和成形,其他欧洲殖民国家终于可以抛开赚取中间利润的威尼斯,直接从产地获取物美价廉的香料。直到15世纪末,威尼斯还是欧洲香料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但是仅仅过了10年,交易量就锐减了几乎90%。到了16世纪中期,威尼斯商人居然要从葡萄牙的里斯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些欧洲新港口城市进口香料了。
要在大西洋上航行,就需要更新的船舶。威尼斯人习惯驾驶的桨帆船,逐渐被证明是一种应用场景狭窄,并不经济的船舶:因为它船舷过低,只适用于气候相对温和,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而且船上配置的大量划桨手,不但挤占了宝贵的船舱空间,让桨帆船无法携带大量货物,也迫使桨帆船每天要消耗大量的后勤物资,不能进行长途连续航行,经常要靠岸补给。这在岛屿港口星罗棋布的地中海上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是在浩瀚的太平洋或者大西洋上,就成了致命的缺陷。
大西洋和地中海相比,更加浩瀚,风浪更大。所以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欧洲沿海国家,就有动力开发吨位更大,吃水更深,风帆数量更多的大帆船。玩过电子游戏《大航海时代》的朋友可能都熟悉这两个名字:克拉克帆船和盖伦船。
克拉克帆船和盖伦船省掉了划桨的水手,所以能装更多的补给、货物远程航行,不需要沿途有太多补给站,所以把货运成本有效地降了下来。这些新式帆船一出现,威尼斯的划桨风帆商船队,顿时就被降维打击了。越来越多的英国、荷兰大帆船出现在地中海,以廉价的运费和更大的载重量把威尼斯商船挤出竞争。
贸易的衰退,意味着威尼斯在社会、文化、经济各个领域都失去了前进和开拓的动力。比如,1610年,著名天文学家伽利略,就离开了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这标志着威尼斯不再是欧洲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从全新的大西洋贸易中获利丰厚的荷兰与英国,可以用更优厚的待遇,把金融、造船和手工业人才从威尼斯挖走。如果把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一场田径接力赛,那么威尼斯在光荣地完成了第一棒领跑任务之后,就必须把接力棒,交给英国、荷兰这些吸取了威尼斯几百年商业智慧,但地理位置更优越、国力更雄厚的新一代欧洲大国,然后隐退到历史的洪流深处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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