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中真阳是生命活动的生化之源,倘肾阳衰,肾气虚,则百病丛生。同时慢性久病,也“穷必及肾”、“久必及肾”。故许多慢性久病治疗,培补肾之阴阳,常能有显著疗效。
●朱良春创制了“培补肾阳汤”,由仙灵脾、仙茅、山药、枸杞子、紫河车、甘草组成,治疗多种慢性杂病,均取得良好效果。
肾中真阳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中医所称的慢性杂病包括多种病程较长、体气偏虚的疾患。这些疾病在辨证论治上虽涉及的脏腑较多,但在久治不愈、缠绵难愈的情况下,有不少患者每多出现肾阳虚衰的征象,经采用“培补肾阳”法后往往取得显著的效果。朱良春强调,“肾中真阳”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人身生化之源,命门真火的盛衰,对机体、发病、疗愈及生殖、发育、成长、衰老等过程,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密切的关系。
“命门学说”在中医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命门之名,始见于《内经》:“命门者,目也”,与后世所说之命门,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学说始于《难经》,而完善于明代,《难经·三十六难》谓:“命门者,谓精水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基本上指出命门的作用及其重要性。迨至明代,名医辈出,对命门学说大加阐发,如赵养葵认为命门是“人身真宰”;张景岳以斯“为元阳、元阴所自出”;孙一奎指为“造化之枢纽”,都以命门作为十二经之经主,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清代陈士铎《石室秘录》更具体指出:“命门者,先天之火也,心得命门而神有主,始可应物;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能受纳;脾得命门而能转输;肺得命门而治节;大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决渎;膀胱得命门而收藏;无不借命门之火以温养之。”由此可以看出命门的真阳,是人体一切机能活动的动力,五脏六腑的功能得以正常运转,都有赖于命门真阳的温养煦绾。倘若命门火衰,真阳不振,不仅将出现一系列阳虚征象,而且还会影响整体病变。因此,“肾中真阳”是人身生化之源,机体生命的根本动力,对生命和健康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研究初步表明:它与现代医学的肾上腺、性腺、肾脏和其他一些内分泌器官等的功能有关。对于肾阳虚的病人,采用培补肾阳的药物,不仅有调整肾上腺皮质代谢的作用,同时也有调整能量代谢的作用,从而说明它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不是抽象的假设,中西医学理论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
但同时应该强调,人之所以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续,健康之所以得以维护,实质上基源于水火之相济,阴阳之合和。倘若真阳没有真阴,就失去了物质基础,真阴没有真阳,就消亡了一切动力。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互根”乃是生命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脏腑百骸的生化之源,正是由于肾脏中的真阴(水)、真阳(火)矛盾运动而产生的。这二种力量,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保持着相对的平衡状态,健康才能维护。倘若某一方面出现了偏盛、偏衰的现象,疾病就会立即发生,甚至某一方面遭到完全破坏,生命也就随之终结。因此在重视“肾中真阳”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肾中真阴”,这是辩证的统一,也才符合于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的原则精神。
培补肾阳在慢性久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肾为先天之本,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所以它是调节各个脏器功能的中心,平衡维系机体矛盾统一的主宰;而肾中真阳,更是生命活动的生化之源,它能温养脏腑,煦绾百骸,肾阳振,肾气足,则精神充沛,百病不生。倘肾阳衰,肾气虚,就必然神气衰惫,倦怠无力,百病丛生。同时慢性久病,体气亏虚,传变及肾,也必然耗损肾之阴阳,所谓“穷必及肾”、“久必及肾”。因此,许多慢性久病在治疗上,都与肾阴阳亏损有关,而培补肾之阴阳,往往能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这是事实,但后人片面地理解了朱丹溪“阳常有余”,是妄动之相火,实际上是病理的火,即邪火,并不是指人体的阳气。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阳不足再辩》已言之甚明。
朱良春还进一步强调说:“夫胃为五脏六腑之海,而关则在肾,关之为义,操北门锁匙之柄,凡一身之气消长约束攸赖。故许知可云:‘补脾不如补肾,谓救本之义莫先乎此也’,诚万古不易之良法。”(《类经》)综上所述,结合临床体会,在许多慢性久病处理上,如果“从肾论治”,特别是肾阳不振,使用“培补肾阳”这一法则,往往可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就是这个道理。在临床上我们遇到不少劳倦内伤之证,从辨证上来说有阴虚的一面,如专事滋阴补肾,则恢复甚慢;倘以培补肾阳为主,佐以滋肾,则阳生阴长,奏效殊速。所以“培补肾阳”法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是有其比较显著的作用的。
据此,朱良春创制了基本方,名为“培补肾阳汤”。方由由仙灵脾、仙茅、山药、枸杞子、紫河车、甘草组成,临床加味治疗大便溏泄或久利不止者,以及肾阴阳俱虚而带下绵注或经行量多者,腰痛、浮肿、哮喘、遗精或小便频数者,阳痿早泄及心悸怔忡,失眠、更年期综合征,均取得良好效果。(朱良春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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