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没读过书，不识字，一生尝尽了不识字的苦头儿。所以，在老人的心目中，无论家庭状况多么拮据，经济多么困难，一定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读书，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1940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便送我到村里的小学堂读书了。
学堂就在家东面坡下不远的地方，是我们北山、下沟和周家山子之间，一个地势低洼的开阔地带。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前面是一条河，弯弯曲曲地流过整个村庄。河的源头在村子西南方向的南沟里，实际上应该是由长山洼、拔山前村后山及前小西山等处的流水汇集而成的一条季节性河流。河水向东流经郭家园、孙家小庄，一直汇入康王河。沿岸是梨树、杏树、桃树、杨柳树，还有全村人赖以生存的吃水井等等。
学堂教室在河的北岸，共有一栋北屋和一栋东屋，有一圈石头垒起来的不太高的围墙。围墙边上有几棵粗壮的柏树和杨树，西北角是一座土地庙，校舍的西头，也就是土地庙的前面，是作为学生出操跑步、做游戏等体育活动的场所。
刚上学那会儿，学校似乎是带有私塾性质的，读的书都是《百家姓》《三字经》等文言文。记得我当时是读完了《百家姓》的，而《三字经》只读了一半就换成了新的《国语》和《算术》课本，由原来的文言文换成了白话文。这个时期大约是新文化改革阶段。我清楚地记得书的第一课是《人》，第二课是《手》，第三课是《足》，等等。有一段课文至今记忆犹新，说的是：“东三省地广人稀，山东省人烟稠密。每年有大量的人向东北迁徙，……”这大概是讲山东人闯关东那段艰难困苦的经历。
与我一起上学的学生大约有四五十人。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是李志岩先生，尚里村人，走东屏山小路向西北不到三华里。李志岩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严谨、负责，对学生亲切、和蔼，有长者之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左右就走了。后来听人说，他是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是调到别的地方执行任务了。
小学堂平稳有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日本鬼子侵华就到了我们这一带山区，在离我们村三里地的栲山上安了据点。要求小学必须读日伪政府下发的课本，并不时地派二鬼子来检查，看小学里在教什么书，有没有对日本人统治不利的东西。
我们那时候有三种课本，一是国民政府和八路军抗日政府下发的，再就是日伪政府派发的。每天上课之前，先要派两个学生到村子东南的高台子上站岗放哨，一旦发现东南小栲山方向有疑似二鬼子穿着打扮的人朝这边走来，便赶紧跑回学校来报信，学生马上把抗日政府的课本藏起来，换成日伪政府发的书，装模作样地念诵，等二鬼子走后再换回咱们抗日政府颁发的课本来读。藏书的地方也是事先安排演练好了的，以免临时慌乱出了差错。本来八九岁的孩子是玩耍、打闹，开心、快乐的年龄，现在上学却是天天提心吊胆，人心惶惶的，形势逼着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过早地成熟起来了。
这个时期记忆最深的是民国32年（1943年）的大灾荒，那年我刚刚十岁。由于连年干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遍地蝗虫，铺天盖地地飞来，令人恐怖；加上日伪军的残酷掠夺，生活极端困苦。开始是吃榆树皮、树叶和草根充饥，到后来树皮、草根也吃不上了，附近村里有人饿死，我们村许多人家都外出逃荒了。我家人口多，东西不够吃，我被饿得面黄肌瘦，少气无力，走路都站不稳。父母亲曾几次议论要出去要饭的事儿，后来也不知是怎么挺过来的。小学校的课程早已无法维持，停课了。
兵荒马乱的年月，人的命比纸还要薄。生活的艰辛以及许多事情的艰难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都是似懂非懂的。当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以至于多少年之后，父亲母亲每当说起总是充满了感慨和悲伤。特别是父亲，他亲自参加过抗日时期的对敌斗争，更亲身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运动，他讲的许多事儿都是我不曾听过的。可惜我那时年纪尚幼，印象不深，没能完整地记录下来。现在想来真是一大憾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向华北腹地大举进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十万大军南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日军于1938年间曾两次攻入肥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给肥城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并且，日军为达长期占领的目的，在肥城县城和全县重要村镇、交叉路口、山头均设立了据点，并建立了伪县政府和伪警备队等汉奸武装，驻有守备军。
而且，从资料上看，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泰西一带基本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驻扎，国民党的县、区政府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有过一些零星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由于鱼龙混杂，有的被我八路军山东纵队收编，有的则被驱逐出境。日本鬼子的野蛮暴行，必然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饱受日军蹂躏的肥城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爆发抗日武装起义，成立抗日自卫团、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同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驻泰西，拔除敌人据点，开辟了泰西抗日根据地。所以，我们泰肥山区基本属于我八路军抗日武装经常活动的区域。上述历史情况可以参阅《肥城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4月第一版）和《肥城抗战记忆》（政协肥城市委员会2015年8月第一版）两书的有关记载。
我村地处偏僻山区，栲山据点里的日本鬼子人数较少，一般不敢前来骚扰。因此，我们村便相对清静一些，经常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抗日人民政府和八路军游击队的同志在此开会、办学习班、养伤等等。我们家曾经隐蔽过一位八路军的连长（可惜姓名给忘记了），在我家地窨子里养伤达数月之久。后来听父母亲说，这位连长伤愈归队临走的时候，因携带不便，把一块马蹄表留在了我们家。父亲说这是革命物资，是绝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的，必须保管好。形势严峻的时候，他让母亲把马蹄表藏在篮子里，装作下地劳动，把它埋在了我们家东台子的花生地里。待到形势好转之后，才从地里挖出来藏在了我家堂屋东侧的夹壁墙里。
后来解放了，过上了太平日子，我也成年、结婚，参加了革命工作，有了自己的孩子，藏在东夹壁墙里的这块马蹄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说来也有意思，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的儿子广迎还没有上小学，在家里跟着奶奶玩耍，不知怎么就钻进了夹壁墙里，竟然把这块马蹄表给找了出来。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侵蚀，马蹄表的外壳变成了一堆铁锈，只剩了一个机芯儿了。这时候母亲才想起来，这是当年八路军留下的那只钟表。这些都是后话。
临近解放战争时期，又换了一位赵传廷老师，是个共产党员，王晋村人。人比较年轻，文笔也好，大家对他的印象很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也加入了教师队伍，那时我们还在一起当教师。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开始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不时向我泰西地区人民武装进行围剿，一些反动地主纠集地痞伪顽分子组成还乡团，反攻倒算，到处搜捕杀害我干部群众，我人民武装曾经一度撤到黄河以西，形势异常严峻。这是最为混乱的一段时期，一乱老师就走，学校就停课。小学校的课到底停了多长时间记不清了，记得后来又派来一位赵延成老师，大栲山村人，他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老师成了山东大学总务处的主任。这个时期的老师更换得比较频繁，但都是组织派来的。记得还有周家山子的周长传老师等。长传老师教了我们一段时间，后来到外地受训，再回来就成了我们村的干部。
在我的记忆中，孙任远先生应该是我在小学的最后一位老师。任远先生是孙小庄人，待人宽厚，有学识，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课，更愿意听他教导。当时正提倡沤绿肥，孙老师让我们以沤绿肥为题写作文，我写了一篇沤绿肥的歌谣，得到孙老师的称赞和表扬，给贴到了黑板报上作为范文。
我的小学在战乱中断断续续上了九年，九年之间共更换了九位先生，在这九位先生当中，有三位是我党地下党员。在这九年时间里，到底有多少次停课又多少次复课已经记不清楚了，往往是头一天还在上课，第二天学却不见了老师，学生只好背起书包失望地回家。
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主力再次打回肥城，拔除还乡团据点，盘踞在肥城县城的国民党军仓皇逃跑，肥城至此全境解放。小学校的教学逐渐稳定了一个时期。1949年年底，安临站高小招生，孙任远老师鼓励大家都去参加考试。我们这个小学前去参加考试的共有七八位同学，待到名单张榜公布出来，有李庆瑞、李庆贵、李正印、周光荣，还有我共五位同学被录取。1950年春，农历庚寅正月十六那天，安临站完小开学，我正式进入高小读书。
艰苦而又难忘的高小学习生活开始了。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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