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张旭，所作真、草书皆极精能，尤以大草享盛名。但他与颜真卿论及笔法之时，却一直是将真、草二体并提。他说：“书之求能，且攻真、草。”“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可见他对真、草二体的内在关系是有着深刻认识的。
启元白先生曰：“楷书为基本功，写起来效果慢。但一旦找着窍门，便觉四通八达，再写行书、草书，即可好看；即写隶书、篆书，也容易找到它的重心。”并说，“楷书要注意它的笔画的来去顾盼，不宜一笔只当一个死道去写。也不必太求活动，总要顺随其自然。”
徐利明先生指出：“张旭在真书上锤炼笔法，精能之至，因此其草书任情恣性，自由自在却不失理。”（《中国书法风格史》）
予性格所致，不喜楷书，嫌其束缚性情。偶尔习之，实似是而非者。入手大楷为欧阳率更之《九成宫醴泉铭》，然于虞永兴之《夫子庙堂碑》，似更合己之审美趣味。《宣和书谱》谓“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予则更心仪虞书之若大士硕儒，渊雅安详，虽貌不惊人，举手投足间已然点破众生万殊之相。亦曾习《颜勤礼》，厌其结体臃肿、笔画秾肥，终不喜，遂作罢。《多宝塔》则无特色。过去曾习赵子昂、王雅宜小楷，今俱忘却矣。
然启元白先生语至今未尝忘怀，故时常翻检所喜好之楷书字帖，提笔临习之，自觉对行草书之学习大有裨益，始信元白先生实不我欺也。
1997．01
（本文原载于《中华艺术家》201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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