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御云斋”。
这个斋号，是十多年前文怀沙先生题赠的。关于“御云”二字的涵义，当时我曾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帅云霓而来御》以作纪念，此处自无再作赘述的必要。
十多年过来，住房随着职务的升迁搬了多次，“御云斋”自然也跟着我搬来搬去。如今，“御云斋”又跟着我，从西四环南路的寓所，搬到了北城新居奥林佳苑——予自美其名曰“村西佳处”，这回终于可以固定下来了。
十余年前的住房条件，只能算是一般。那时我的书籍虽也不少，但尚未形成规模，书房与客厅合在一起，常用书籍摆在两个书柜里，不常用的书就捆起来放在床底。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籍愈见增多，客厅的两个书柜眼看就放不下了。恰在这时，职务又一次晋升，住房由原来的西五楼调整到了17楼，虽然总面积不如现在，但毕竟是四室一厅，可以有条件专辟一间房子作为书房。至此，文老为我命名的“御云斋”总算名副其实了。
记得2000年“5·1”前夕，在向17楼搬家的时候，年迈的父母亲专程从山东老家赶来北京为我帮忙，清理物品、打包装箱。然而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把我给训斥了一顿：“捆扎了几天，累得腰酸背痛，别的东西没看见，全都是书，一捆一捆的像一座山……”
父亲听见了，便笑着为我解围，说道：“有书不好吗？这是’知识’的宝库，比有多少金银财宝都强得多。搬不动没关系，我来搬！”
转眼十年过去，现在搬到了奥林佳苑新居——村西佳处，地处奥运村西，毗邻国家森林公园，四室两厅的房子，结构合理，宽敞明亮，面积又增加多多，御云斋自然就升了格。与老伴儿天心一起规划，辟出一间作为我的书斋兼工作室。文老题写的“御云斋”三字匾额，端端正正挂在正面墙上，右侧紧挨着是张荣庆老师题赠的墨宝：“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典型二王笔法，古雅蕴藉，清新可喜，举目可见。进门墙上悬挂了文怀沙先生书写的对联，曰：“望崦嵫勿迫，恐鹈鴂先鸣。己卯巧月，书鲁迅集骚句为联，意在自勉，悬之座右，有助精进。燕翁文怀沙。”文老此联用笔老到，结字奇古，且意境渊深，的确可作座右。
靠西一面墙一拉溜摆上了四个崭新的书柜，光明家俬公司最新制作，黑胡桃实木材质，那款式，还有那天然的木纹，显得既高贵典雅又朴素大方。而这书，却也将四个书柜排的满满当当，无有一丝缝隙了。
我从小酷爱读书，而且平素读书甚杂，我的藏书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国学经典经史子集。如：中华书局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其他尚有《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国文学通史》、明清散文小品以及几大名著等等。
另外是关于书法、篆刻艺术类的书籍。举凡古法帖、印谱，中国书法发展史、书法美学史，书学理论批评、鉴赏，师友所赠书法作品集、《说文解字》《金石大字典》以及相关工具书，凡我所好，亦是应有尽有。庚辰年初于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出于对书法艺术的由衷喜爱，乃商老伴儿天心筹资收藏了部分日本二玄社仿真印刷的中国古法帖卷轴，该批仿真古帖名迹号称“上真迹一等”(启功《观后感言》)，自是我最为珍爱之物，便安置在书案下面的抽斗里，妥善护持。
虽然有了这样相对不错的条件，新的御云斋仍有书将爆满的趋势。北面阳台除了放置我的那些宣纸之外，多余空间还是堆上了许多零零散散的书籍。何况还有我收藏的肇庆端砚、紫砂茗壶、和田玉摆件以及寿山石章料，只好插空摆放。好在地下二层还有一个储藏室，可以将一些暂时不用的书籍以及过期的报刊放置在那里，以便随时取用。
藏书是读书人的癖好。历代爱书、藏书者不乏其人，有学者考证，先秦时期的惠施和苏秦，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藏书家。藏书首先是为了读书，在家坐拥书城，左图右史，手批口诵，含英咀华，畅游于学海之中，的是赏心乐事，何乐而不为？当然，也有爱书、淘书、聚书、藏书而不读书的人，那就失去藏书的意义了。
我不是藏书家，我的这些书籍也倒真的不是为了摆样子的。平时以写字、刻印为主的时候，经常翻阅的是法帖、印谱，此外就是阅读、写我的《御云斋随笔》，那些文学典籍天天翻来拣去，如果少了其中哪一本，还真觉得不太方便。
苏子曰：“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明于忠肃诗曰：“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明于谦《观书》)古人云“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魏书·逸士传·李谧》)而我独喜这两句：“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翁森《四时读书乐》)走进御云斋，我得到的是清心和宁静、惬意和满足。
御云斋是我心灵放牧的一片绿野，更是我砚田笔耕的一方乐土。
2009．12
(本文原载于《桃花源》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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