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直接，过去人分得很细的轩、堂、斋、馆、楼、亭等等，现在一律叫“房子”。
现在人叫“书房”的，古人大多时候称“书斋”。这两个字可分成两部分：“书”与“斋”。“书”放后面谈，我先说“斋”。
“斋”先是作为古人祭祀前整洁身心以示虔敬的专用字，从三国以后，才有了房舍的含义。如《世说新语·言语》记孙绰：“斋前种一株松，恒手自壅治之。”这样看来，把书房叫作“斋”，潜意识里应该有神圣的意义在内，或者是特意在强调有精神修炼的意思在内。只要我们稍一披览古籍，就可以见到古人除了正堂、居室之外，他们的书斋有多讲究了——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居室安顿身体，书斋安顿心灵。
《文物月刊》第十二卷第三期有一篇《古代文人的居舍文化》，图片比文章更丰富、更诱人，因为那里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鸟鸣，主人照例是耽读诗书，或对友清谈，或抚琴一曲，更有童子在一旁吹火烹茶或红袖添香——这是一个立体的世界，是一个真正值得每一个人忍不住引颈向往的精神家园。
重视家园或寻求家园的人，必定怀有沉郁的乡愁意识，尽管“乡愁”已经被人们说得太多以及用得太滥，但会心的人仍要报以微笑。董桥有一篇文章叫《听那立体的乡愁》，以中国明代的屠隆和法国的鸿儒罗兰·巴尔特为例，专谈写作环境和书斋文具，请让我把它转述于此：——屠隆遭小人构陷归隐之后，虽然家贫，但是仍然念念不忘经营书斋情调，种兰、养鳞，洗砚池边则沃以饭渖，引出绿褥似的青苔。墙下又种了薜荔，经常洒以鱼腥水，日子一久，藤萝蔓生，月色下浑如水府，别饶佳趣。至于斋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研之类，更是不必多说，其得体之铺设，入目心神为之一爽。而罗兰·巴尔特通常是早晨九点钟到一点钟在卧房伏案工作，卧房里还有一架钢琴供他每天中午的两点半弹上一会儿；再有就是一堆画具，星期天没事的时候总会画上一两笔。书桌一定要木头做的，书桌边还要另设一张桌子摆放文房杂物，打字机、索引架各得其所……有人喜欢在宾馆里租房子写东西以示阔绰或求安静，但罗兰·巴尔特是从来不到宾馆的房子中去写作的，因其格局的铺设，绝不是书房式的。巴尔特认为一个人在书斋中写作时，应该像中国的书道一样，向往那种临池专心摒除杂念的毅力，或者要像中世纪寺院抄经写书的人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动笔一样的神圣才行。
仅此二人，我们大概该知道什么是书生本色了吧。
这并不是奢侈之举，尽管我们今天不能不这样看。明遗民龚贤死后无钱具棺，但他生前仍要有半亩园地，瓦屋数间，莳花弄草，惹得朋友们皆艳羡不已。屈大均便在写给他的信中表示：“闻足下新家清凉山曲，有园半亩，种名花异卉，水周堂下，鸟弄林端，日常无事，读书写山水之余，高枕而已，此真神仙中人。”我们都说这个时代的一些书人浮躁，那是电光声化带给他们的压力，但倘若有了这样的地方，其浮躁之心，自会消逝无影。
朋友有到苏州者，谓游毕苏州园林并无多大意思。窃以为，去看苏州园林，是不能和游人一起去看的，因为那可居可游的宁静，是非要在里面住、读、写才可体会得到。试看唐子西所论：“有轩数间，松竹迷道，庭花合围，值堂屋之后，人事之所不及，宾游之所不至。往往独坐于此，解衣盘礴，箕踞胡床之上，含毫赋诗，曝背阅书，以释忽忽之气自妙。”（《遵生八笺·居室安处条》引）明乎此，可再拣园林人少或干脆没有人的时候，最好带上一本线装书如《王右丞集》之类，方才可体会到个中妙谛。
我也曾到南方按着藏书楼的地图兴冲冲地去看，比如常熟的汲古阁、南浔的嘉业堂，却发现买了一张门票，只看到一座座的空楼，半本书都没有！
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几乎都被挤上了楼，楼下被停不下的汽车霸占，有花有草有树有山有水的地方只有到公园里才找得到——那里却不是让你随意安放书房的地方。
而古人的书斋是一个整体，和供读书人栖息的环境无法分开，有了这样的安身立命之所，就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读、思、写、讲，体贴人性与天理了。
对于读书人来说，书斋是无法少的——书斋是书人的家园，是书人的“根”。没了它，就等于没了家园，没了根，成为一个流浪者的浮游物，因此它与书人的生命有着不可离异性。
因而，书房也会有主人的性格。
“性格”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按照辞典的解释，它是指一个人并非由先天而是由后天所获得的个人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时也包含了“人格”以及“兴趣”这样的含义在内。无论哪种释义，当然都是指向于人的——那么，作为“物”的书房，是否也有类似于人的性格？
在我的答案中，是肯定的。
书房是一个特殊的所在，因为它离不开书房的主人，而书房主人的苦心经营，也必定反映着书房主人的心态。
知堂在其《书房一角》的自序中就说，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人看去了自己的心思。在知堂看来，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算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就可以掂出一些斤两来了。譬如在某前代老儒的书架上，总是放着《四书章句》。有一天一个学生偶尔发现，在《四书章句》的底下，却赫然是全本的《金瓶梅》！我所以不怕别人来看我的书房，因为我看的书也可以给别人看，并不曾谁隐藏在谁的后面。
我曾说书房是一个整体，有着书与人的不可离异性，也就是说，读书和藏书以及书房之间的关系是太微妙了。如果你看到一个藏书家在向你夸耀他藏书中的版本，那说他是一个收藏家更为合适；如果一个人在不停地向你说着如何在一本书上知识有了新的拓展，那这个人的性格适合于做一个学者；如果一个人的家中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说或散文，那这个人不管有多大年龄，他仍然是充满幻想，喜欢和那个虚构世界中的人或歌或哭……暴发户和大腹贾们的确可以在旦夕之间就坐拥书城，然后把你领到他的家中，告诉你这本书花了多少钱，那套书如何如何的贵重，但这只说明他们仍然是在购物！
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笺》，专有一篇文章是谈书房的，如“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剑兰一二，绕砌种以翠云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读了他这篇《高子书斋说》，已不必亲眼看高濂的为人，仅看这些讲究得不能再讲究的摆设，就活脱脱一个大名士的派头了，非寻常读书人可以办到。但是，谁不想拥有这样一个诗意随处可感的书房呢？
我猜想，他们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在借读书营造诗意。
因而，我也更喜欢陆游那样的读书人。
他把自己的书房叫作“书巢”。别人不解，他专门写了一篇《书巢记》加以解释，其略曰：“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在我的书友中，以这样的人为最多，但他们的物质生活，也最清苦。
美国有个作家，叫巴斯贝恩，写了一本《文雅的疯狂》，专门讲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书厚厚的，有六百多页，中文译本近50万字，却全篇不离一个“书”字，一个“痴”字。书前的插图，一幅幅，都是精彩的“西洋景”。
我想起看过这样一幅铜版画，作者是麦塞尔（Mercier），画的题名是《书痴》。画面主体是一间大大的藏书室，四壁都是直达天花板的书架。在一架高高的梯凳顶上，站着一位白发老人，他肋下夹着一本书，两腿之间夹着一本书，左手持着一本书在读，右手却从书架上又抽下一本……而天花板的天窗则泻下一缕阳光，射在他的书上，射在他的身上——这免不了艺术家的构思，然而我却相信这是真的，是读书人生活中真实的一瞬。
读书固然是求知，倘若知识和生命打成一片了，那知识就会变成一种智慧、一种生命的养料，于是对知识的渴慕也成为精神上的安慰与性格方面的伴侣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拥有书房，就等于拥有了世界。
作者简介：刘墨，中国美术史硕士、文艺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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