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我国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脱颖而出。董卓死后,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议,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把15岁的小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发号施令变得名正言顺。依靠天子这张王牌,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此他挫袁绍、平吕布,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业,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何进、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董卓、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曹操在《述志令》中进一步明示:“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春秋五霸”的霸主,称霸之后还名垂千秋,就是因为他们仍然以周王朝为尊。言外之意,如果两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机澄清,尽管他势力非常大,但他决无二心,他并不是想篡汉的“奸雄”,而是一心辅佐幼主的“能臣”。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
但是,曹操的许多部下都曾劝说过他称帝,孙权也曾劝曹操废汉建魏,但曹操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给曹操,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曹操当即识破了孙权的伎俩,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称帝,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曹操的识见实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紧紧靠着汉献帝这棵大树,谁也奈何不了他,谁也动不了他,否则便是自取灭亡。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内部的反对派和外部的敌对派凡有所行动者,都得不到好下场,就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讲究实际、不务虚表的作风在是否称帝的问题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一步步剥夺了汉献帝的权力,直到完全成为他的傀儡,成为他发号施令的道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以荀彧之死为代价受封魏公及九锡,并把全国合并为九州,最大的冀州归他管辖,魏郡也是最大的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逼迫献帝诏令他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至此,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也具备了身为天子才能有的装束礼仪,此时,陈群、桓阶、夏侯敦等人都劝曹操称帝,然而曹操不为所动,坚持不做皇帝。
其实此时的曹操称不称帝只是一个名号的问题,天子的诏令由他口授,官员的任命由他授意,朝廷的政策由他决定,他是以丞相的名义做皇帝的事,曹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何必去计较“皇帝”这个称号呢?汉献帝刘协倒有“皇帝”的名号,可又有什么用呢?曹操在《述志令》中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意思是自己做到宰相已经非常尊贵,已经非常满足了。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曹操当然满足了,已经享受到了皇帝的各种待遇,也就没有必要去公然登基称帝了,那样反而会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陷于被动,实在是没有必要!如果一定要这个皇帝的名号,那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吧,所以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曹操的确是为自己的儿子称帝做好了准备。
总之,曹操在要不要称帝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聪明,他以丞相的名义做了应该由皇帝做的事,在形式上维持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实际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既让刘备、孙权抓不住把柄,又为自己的儿子日后称帝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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