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祝谌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师从于“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其夫人施越华女士为施今墨先生的长女。
50年前,作者祝肇刚有幸在父亲祝谌予身边抄方侍诊,成为中医传承“师带徒”的直接受益者。一起听听这段故事。
祝肇刚与父亲祝谌予(左)
我的学生问我:“老师,现在提倡中医师承,您出身中医世家,您父亲祝谌予先生是怎样教您的?”这要从50年前说起。
1970年“文革”中期,人们心情压抑,患病者日增。当时医院不能正常诊治患者,许多亲友只好借口来家串门,在父亲回家吃完晚饭后,求医诊病。因特殊原因,父亲手抖书不成字,诊毕开方时父亲口述,我抄写方子,我即成为父亲身旁第一个跟师侍诊者。
后来亲友口口相传,“祝老晚上在家免费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邻居及其亲朋好友也加入看病之列,患者群日益扩大。我大妹、妹夫也加入侍诊抄方的行列,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侍诊,遂成惯例。
最初由于我不熟悉中药,写处方时父亲耐心地一味一味教我写中药名称,第二天我再根据中药书一味一味地核对性味、归经、主治、用法,日积月累,我逐渐能够顺利写出父亲口述的药名,并了解其药性及功效。
父亲还给我指定需要学习的教材和中医典籍。随着中医理论的学习,我对中医理解逐渐深入,诊病时父亲说出方名,我就可以迅速写出全方。
白天我结合方剂的学习,不但了解书中方剂的主治用法,而且知道了父亲善于活用方剂、化裁方剂,做到一方多用、古方今用,扩展了药方的使用范围,同时也学到了诊病的技术和治疗方法。
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协和医院西医学习中医班第三期的学习并在公安医院实习;在西苑医院方药中教授研究生班旁听;在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的中医理论进修班学习,同时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
后又在父亲的指导下研读了中医学家施今墨及父亲的多部医学专著,对父亲用方思路有了深入的了解。
以后父亲再问病时,我便能心领神会提前将药方写出,父亲只在诊完病后审方时加几味药即可。
父亲看病始终坚持对患者“来者不拒”。晚上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了让父亲能早些休息,我写方也越来越快。
有一天父亲接过我写的方子,看过后并不签字,而是用颤抖的手用力描清楚我写的药名,同时对我说:“你字写得潦草,遇到药店店员不认真,抓错药,患者病情会加重;遇到认真的店员,让患者回来问医生,也耽误患者吃药。
其实只要你仔细一些,每个字写清楚,就能减少别人不必要的麻烦。”父亲的话让我自责,也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此后我总是认真写好每一味药名,并且以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也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心中有患者”!
父亲在我写方时会问,为什么会用这个方子?或者开方时直接说这两味药你选一个写上,说说为什么选这味药。
于是我会说出我的想法,父亲有时会给我补充,有时则露出满意的微笑。父亲说过:“你跟我学什么?如果学方子,书里有的是,成千上万。
你要学的是我的诊疗思路,要知道针对什么患者用什么方子,如何加减化裁。”以后我独自临诊时,才逐渐理解了父亲带诊时的良苦用心:这是父亲考我的思路和对药性的理解,让我形成正确的诊断思路。
父亲不要求我开方与他一模一样,只要求开出的方子在定位、定性、定量方面没有大出入,因为这符合中医宏观又准确的治病特点。
在我熟悉了方剂、中药药性及归经等基础知识后,父亲开始教我摸脉,他每摸完患者的脉后说出脉象就让我摸,渐渐地我知道了什么是沉、浮、滑、涩……
后来父亲摸完脉后不再说脉象而是让我说,实际上是在手把手教我、考察我,也是对我的信任。
一次,父亲的一位医生朋友从新疆来访,知道我随父亲学医很高兴,问我:“你摸脉吗?”我说我父亲摸完脉就让我摸。
他赞许地说:“这样才好,要知道,不摸过一千个脉,你连滑脉、弦脉都分不清!”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开始摸脉时只感到脉搏跳动,成千上万的脉摸过后,指下能感受到患者气、血、虚、实,情绪的喜、怒、哀、乐,其间再加上恰当的问诊,就能做到医生与患者良好的交流。
所谓“心中了了,指下难明”,这种感觉只有医生自己才能感到,但难以用语言描述清楚,只有师父摸完脉学生再摸,经无数次重复后学生才能获得一些感觉。
有时父亲临时开会很晚未归,家中没有电话,不知道何时能回来,在家等候的患者就说:“小祝大夫给我看看吧。”
我凭借对父亲诊治思路的理解,在上回父亲开的处方上加减几味药,患者服后反映不错,我很高兴,父亲知道后也很满意。
以后遂成惯例,每逢父亲出差或开会未归,我就替父亲给患者诊病,而患者也心悦诚服地信任我,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承袭了父亲看病的衣钵。父亲从协和医院退休后,各处医院、门诊部纷纷请父亲坐诊。
有时父亲临时有事,就叫我或大妹代他出一次门诊,患者信任我们,来者仍然门庭若市,很少有退号者,我们也逐渐在单位成为小有名气的中医。
回顾我学医的过程,实际是遵循了中医传承“师带徒”的方式。父亲说过,学习中医的最佳捷径就是跟师抄方。
我现在更深刻地理解,父亲开出的每一张处方,都是他几十年临床经验的总结,是父亲研习中医的精华所在。
父亲所引用的经典章句,是经其理解、消化,在临床中验证并加以提高,再用来指导实践的真知,我是直接的受益者。
我在学中医辨证时,有六经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对于在临床时该用哪种辨证方法茫然不知所从,遂请教父亲。
父亲讲,你看用哪个合理、哪个讲得通就用哪个,不必牵强附会。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以后我在临床中,外感病多选用六经辨证,时令病发烧、出疹子多选用卫气营血辨证,内伤病多从三焦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去考虑。
父亲对于中医理论及经典书籍,既重视又不迷信。他常说:“临床实践是检验中医理论的标准。”他教给我的中医理论,都是他亲自用过或别人用过指导临床实践确实有效的理论。
如《金匮要略》原文“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此条文为有症无方。另一条原文“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此方原来用治太阳病误用吐、下之法治疗,致使胃阳受伤,不能运化,水饮内停,而出现心下胀满或有振水声、或有水气向胸部上冲、或水气蒙蔽清窍而头眩、或背部一块寒冷、或胸胁支撑胀满等症。
父亲将其合二为一:“心下有水饮,背后寒凉如掌大,苓桂术甘汤主之。”我临床诊治过某更年期妇女,高血压、头晕、眠差、纳差不思饮,喝水后感觉水停在心口并有振水声,与之相应在后背有手掌大一块地方,冰冷不适,暖则舒服。
我想起父亲的教诲:“心下有水饮,背后寒凉如掌大,苓桂术甘汤主之”,于是就用四味药“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治之。
患者服下后立刻舒服,水停心下消失了,后背也不凉了,血压稳定,饮食正常,睡觉安稳,患者自己都不敢相信区区四味药,药价不过几元,竟然解决了多年困扰。类似这样的实例数不胜数。
多年来,我就是在随父侍诊中耳濡目染,在父亲“润物细无声”般的教导下,习得了父亲的诊治思路、人品、风格,成为一名能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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