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重塑“礼仪之邦”可自孩童始

　　█ 本文最初发表于 2016年6月1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2期

　　自古以来，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在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坐卧有礼、宴饮有礼、婚丧有礼、寿诞有礼、祭祀有礼、征战有礼……礼是规矩、是精气神、是文明的重要成分。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国人的礼数开始懈怠，时而代之以粗鄙的行为——在飞机上打架、在大街上随地便溺、在名胜古迹上涂鸦、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着国人海外旅游大军的崛起，不文明的中国形象也传播到世界各地。

　　是什么让传统“礼仪之邦”蒙羞？如何重塑国人形象，从根本上提升整体文明素质？这需要我们在传统中择精华以传续，借现代文明国度的经验以自省。

　　事实上，中国社会对不文明现象的焦虑并非自今日始，对不文明行为的抨击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五讲四美”运动时期就已萌发，且延续至今。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巨变，国民总体受教育程度也有了迅速提高，但文明程度的提升，礼仪规范的习得却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成比例。

　　这样看来，重新强调早期文明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都证明儿童时代是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其间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等等都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被认为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新加坡，就一直高度重视从孩子抓起，提升国民文明水平和整体素质。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如果你从六岁开始就能系统地把这些观念灌输给学校的学生，你就能培养出良好的公民。如果你不能那样做，那你只能有一群拉杂的人。”

　　《三字经》有云：“苟不教，性乃迁”，是强调如不能对幼儿严加管教，那么善良的天性就会变坏；又说：“养不教，父之过”，提醒人们生育和教育孩子同等重要，家庭的教育不可缺失。

　　所以，文明礼仪的习得应从家庭开始。我们近年所倡导的传承“家风”，正是重视家庭在塑造人方面的影响。

　　中华文化高度重视家庭的社会作用，所谓“言传身教”，父母长辈的言行举止对孩子有很强的示范效应。父母在公共场合和家庭中彬彬有礼，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家教和家风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其次，要发挥学校和社会的作用。学校教育、社会倡导与媒体舆论的作用也会让孩子有机会受到正面教育。

　　再次，要关注孩子之间的相互影响，现在的孩子都生活在网络环境下，他们受同代人的影响远比过去的人更深，以致形成了一个成人难以进入的世界。比如，他们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很难接受成年人的传统教育理念，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世界，并重视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

　　有些成功的例子值得关注，如过去人们在使用自动扶梯时，往往没有规矩随意站，给有急事的人造成了通行不便，这其实是因为缺少规范。后来有了规范，鼓励人们靠右站立，留出应急通道，人们也慢慢形成习惯，有了乘梯文明。

　　有倡导，也有惩罚，才是一个文明体系得以建立的完整基础。

　　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都比较差，不文明现象俯拾即是。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不仅发起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还禁止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讲粗话，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例如，就随地吐痰一项，法律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随地吐痰者第一口将被罚1000新币（约合人民币5000元），第二口罚2000新币。在新法推行之初，执法是十分严格且毫不留情的，情节严重的人还会被处以7天监禁，甚至在电视上曝光，或派去各地做义工。

　　但渐渐地，自孩童时起，新加坡人就能认可并接受这些严格的规范和法律，文明习气蔚然成风。

　　规则明确，奖惩分明，让人在小事上也承担责任，唯此才能有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