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培锋 |
苏轼不仅是一位文豪，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大师，有关他的幽默故事流传不少。这里说说他和王安石的一段对话。
王安石（1021—1086）对汉字训诂有自己的一套主张，撰成《字说》一书，成为他的“新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字说》的要旨是：将所有文字的训诂都用“形训”来解释其意义，几乎否定了汉字中“形声字”的存在。比如我们说“忠”字，下面的“心”表意，上面的“中”是表声的，但王安石认为这个“中”除了表声之外，同样也表意。他说：“有中心有外心。所谓忠者，中心也。”对于某些文字或许能够解释通，但如果将这种方法推广到解释所有文字，就难免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处。王安石认为这是自己的创见，对于批评意见完全听不进去。
某日，苏轼与王安石相见，笑着问：按照相公的说法，“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王安石将“笃”字解释为：“用竹竿鞭打马，这样马就要快跑，岂不就是笃？”苏轼顺着他的这种解释，提出：“笑”这个字只能解释成“用竹竿鞭打狗，怎么就成了'笑’了呢？”王安石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样解释完全符合他的“理论”。于是主动问起博学的苏轼：“鸠字从九从鸟，能找到证据吗？”按照通常的解释，“鸠”字左边的“九”只表声，与意义没有关系。但苏轼套用王安石的理论，马上说：“当然有证据了。《诗经》上说：'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爹和娘，恰好九个！”王安石听得挺高兴，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苏轼这是在讽刺他。看看这些宋代文豪之间的对话，就是幽默也充满学问，就是讥讽，也带了几分文雅，这正是他们不可企及之处。
再说一个与王安石有关的笑话。任集贤校理的刘攽（1023—1089）也很幽默。他曾拜访王安石，当时正好有一个客人在座。那位客人给热衷于“水利”的王安石献策说：“山东的梁山泊面积那么大，如果能将它的水引出来，使之干涸，就可得到良田万顷啊！”王安石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倾首沉思，想了一下说：“很好啊。但是，引出来的那么多水储存到哪里合适呢？”刘攽在一旁听着，说：“这不难解决！”王安石以为刘攽有应对的策略，马上问道：“你说怎么办？”刘攽说：“在梁山泊旁边再造一个梁山泊，就足以储存那些水啦！”王安石一听，哈哈大笑。于是，一项重大水利工程的动议就这样“付诸东流”了。
最后说个无厘头的话题：假如当时王安石采纳了那位客人的建议，改造了水泊梁山，说不定那即将出世的天罡三十六星、地煞七十二星就不会在此地干出那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虽说后世可能少了部“古典名著”，但北宋或许也不会那么快灭亡。这能不能算是王安石一生的“重大决策失误”呢？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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