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与梁敦彦的友谊

胡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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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学贯中西，被林语堂赞为“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梁敦彦是清末民初通晓西学的外交达人，曾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受到抨击，也因极力促进清华大学创办而留下佳名。19世纪80年代，这两个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因为同在张之洞幕府中担任幕僚而相识相知，并成为终生好友。

　　职场生涯中的相识与相交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时任山西巡抚、力主抵抗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临危受命，被清廷调任为两广总督。赴任后的张之洞，急需通晓外语、有海外经历、掌握电信技术的人才。辜鸿铭和梁敦彦在友朋的引荐下，成了张之洞幕府中的座上宾。

　　1857年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的辜鸿铭，祖籍福建省惠安县，母亲是金发碧眼，会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的西方人。他10岁时，被英国人布朗夫妇带到英国学习生活，14岁时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来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工程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在欧洲学习期间，辜鸿铭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多种语言，对西方各国的国情国力有了亲身了解。

　　1885年，中法战争激烈之际，张之洞派知府杨汝澍往前线了解战况。在从福建乘坐海轮返回广州途经香港时，杨汝澍与辜鸿铭同船并相识。他叹服辜鸿铭对西方事物的了解，回到广州后，将邂逅辜鸿铭一事转告张之洞的幕府赵凤昌，再由赵推荐给张之洞。张之洞正欲充实幕府人才，派专人去接辜鸿铭。从此，辜鸿铭正式回国，开始了在张之洞幕府中长达十余年的幕僚生涯。

　　在总督府中，辜鸿铭的职衔是“洋文案”，即外文秘书，主要职责是“通译”，两广税务方面的督办行政工作也由他兼管。其间，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和同时期许多被西方坚船利炮吓怕了的中国官员不同，从小在国外生活的辜鸿铭骨子里对西方人并没有畏惧情绪。他任职后干了一件为中国人提气的事，将英语订货单中的“土货”改为“中国货”。

　　当时同在两广总督府中任职的，还有出生于1858年，比辜鸿铭小一岁的梁敦彦。梁敦彦是广东顺德人，曾作为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被派往美国学习，肄业于耶鲁大学。1881年，梁敦彦奉召回国，在李鸿章主持设立的天津北洋电报学堂担任英文教习。电报学堂薪资微薄，没有科举功名的梁敦彦仕途无望。1884年，回广东为父亲办理丧事的他在花光了所有积蓄后，筹不出回天津的盘缠。穷愁潦倒之际，滞留广州的梁敦彦碰到天津电报学堂的学生胡君，后者此时正在张之洞幕府当差。张之洞那里正缺电报人才，而梁敦彦具备的电报专业技能是张之洞所需要的。经胡介绍，梁敦彦到总督府当上了一名电报翻译。

　　张之洞一开始并不了解梁敦彦有办大事的才略，只是让他做些翻译电报的杂事。但无论是在中法战争电务纷繁的特殊时期，还是在协助张之洞创办两广电线的洋务实践中，梁敦彦均表现出详慎、严谨的特点，受到张之洞器重。1887年2月3日，梁敦彦被任命为广东洋务处差兼翻译差，和辜鸿铭有了交集。

　　梁敦彦和辜鸿铭来到广州后，因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发挥作用很大，很快成为张之洞的得力部下。这两个年龄相当，同样有过西方学习经历的同僚也在工作交往中渐渐熟识。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总管湖北和湖南的军民政务。辜鸿铭、赵凤昌、蔡锡勇、梁敦彦、凌福彭五个亲信幕僚一起跟随，前往武汉。在武汉期间，辜鸿铭和梁敦彦共同担任张之洞的洋务文案，有了更多的日常接触的机会，两人的至交关系也在此期间确立。

　　行事反差下的互敬与互谅

　　生于南洋、长于西洋的辜鸿铭，和自小在香港读书生活的梁敦彦，在看待很多事情上，有心理共鸣。两个人都是在现代思想沐浴下成长起来的，难免惺惺相惜。辜鸿铭恃才傲物、性情古怪、崇尚中国传统礼仪，但是他却对梁敦彦的才华和敏锐佩服至极。每当自己侃侃而谈有点得意忘形的时候，即便是梁偶尔插口略作更正，这位目空一切的奇才也能屏声聆听。梁敦彦则欣赏辜鸿铭的学识。

　　和辜鸿铭不同的是，梁敦彦更加通达世故，因此在仕途上顺风顺水、节节攀升。在清政府垮台前，他先后出任天津海关道台，京奉铁路总办、清末外务部尚书等职。1911年，清廷决定仿效西方议政体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度。5月8日组建的新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在仅有的四名汉族内阁成员中，梁敦彦位居其一。能够进入这个核心集团成为要员，也证明了梁敦彦的允执厥中、办事老练和沉稳谨慎，这些都是在官场中取得成功的必备素养，而辜鸿铭显然缺乏这些素养。

　　辜鸿铭好为伯乐，喜欢帮助有才学的人。梁敦彦混迹官场的能力胜辜鸿铭一筹，辜鸿铭便看准这一点，偶尔会求这个在官场有游说和主事能力的朋友帮忙，举荐些他能看上眼的人到衙门任职。梁敦彦也常常做顺水人情，满足辜鸿铭的心愿。1909年4月30日，辜鸿铭在给梁敦彦的一封信中写道：“前些天我写了封信，本该寄给尹尔·彻曼先生，可我的秘书误将信函寄给了你。我现写信重复我在上封信中的内容。如果你能为他做些什么，我将不胜感激。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有很多事能，你会发现他的用处。致以良好的祝愿。”

　　梁敦彦对辜鸿铭的主张，是持支持和理解态度的，但是对于他有些过分危险出格的言论，也给予过及时而善意的提醒。1907年，张之洞赴北京任军机大臣，将辜鸿铭调至清政府外务部任员外郎，梁敦彦任外务部右丞。到1909年时，梁敦彦已升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辜鸿铭则任外交部侍郎。这一年，辜鸿铭用英文写了一篇抨击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官至总督的封疆大吏端方，被辜鸿铭评价为北京城里最放荡的花花公子，无教养，令人讨厌。在辜鸿铭的笔下，端方奢侈无度、投机钻营、贪婪善变、无视民生。文章火力最猛的一处，是辜鸿铭披露端方“将其统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气大伤，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篇文章差点让辜鸿铭卷入一场牢狱之灾。上海道台向设在苏州的江苏巡抚、设在南京的两江总督以及外务部告发了他。对这件事，端方保持了克制态度，两江总督府以“文字狱非盛朝所应有之事”回复上海道台，息事宁人。梁敦彦也在这件事上做了大事化小的运作，只是在请示上级后责令外交部给辜鸿铭记大过一次。

　　1910年3月4日，辜鸿铭在写给好友、英国驻威海卫第一任文职行政长官詹姆斯·骆克哈特的信中，这样说道：“我的老友兼同僚梁敦彦，现为外务大臣，他通过私人秘书告诫我，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保护我，以后我要再不谨慎小心，他不会再给我庇护了！这是一个老朋友的话么？我真想写信告诉他，我不需要他的什么庇护。不过考虑再三之后，我没有写这封信。”这封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梁敦彦对辜鸿铭发表文章公然抨击政界要员的做法，并不赞同并给予提醒。记大过的处分，已经是梁在官场周旋一番之后对此事最轻程度的处理方式了。固执而又意气用事的辜鸿铭，对于老友的批评虽然并不服气，但是考虑到梁敦彦的善意，也并没有一贯地牛脾气发作公然撕破脸，看得出对这份友谊还是很珍惜的。二人多年共事相交建立的深厚情谊，在这件事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生选择上的分道与合作

　　民国成立后，辜鸿铭和梁敦彦的事业轨迹发生了偏离。辜鸿铭将主要精力放在勤奋治学和传道授业解惑上，在对外宣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享受着学者的荣光。而梁敦彦则一度续写仕迹，继续身居高位，直到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

　　辜鸿铭的兴趣点从一开始就没完全定格在仕途上。虽然1901年，他曾因作《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礼》等系列文章，呼吁列强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勤王有功，被清廷赐为“文科进士”，但是他毕竟是在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高等学府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一直在进行着通过学问文章去追求心中理想的努力。早在1883年，他便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国学》，迈出了在学术之路前行的第一步。1898年8月，又出版英译《论语》，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独立地将儒家经典译介给西方的学者。1906年，文豪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回长信，就辜的作品《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和《尊王篇》等发表见解。

　　端方一事后，辜鸿铭对官场心灰意冷。端方事件的同年，恰逢托尔斯泰八十寿辰，辜鸿铭代表中国文艺界人士撰写中英文祝词，通电祝贺。次年，他总结近代中国反对欧洲物质实例主义文明运动历史经验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用英文出版。这本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很大影响，被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列为必读参考书。这些都让他对学术前景充满乐观，1910年他辞去外务部的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与好友梁敦彦暂时告别。

　　离开官场的辜鸿铭，有了更多钻研学问的时间，学术成果迭出。1913年，他与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虽然此事最终以泰戈尔摘得桂冠而落幕，但他也因此成为最早获得国际文学最高荣誉提名的中国人，在世界文化界声名大振。1915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抵达学术生涯巅峰。对于辜鸿铭在晚清民初的学术地位，国学大家吴宓的评价比较中肯：“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中国在世唯一之宣传员也。”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辜鸿铭屡屡作文加以抨击，拒绝为其效力。梁敦彦则不同，虽然怀念故主，但他毕竟有在官场游刃捭阖的才干，不甘心就这么没落。他曾任交通总长，总管全国的铁路、轮船、电报及电话，竭力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

　　1917年，驻扎在徐州的张勋率三千辫子军入京，将紫禁城里的溥仪请上皇帝交椅，史称“张勋复辟”。梁敦彦和辜鸿铭都参与其中，又有了交集。梁敦彦被封为外交部尚书、议政大臣，辜鸿铭被任命为外务部侍郎。梁敦彦负责到各大使馆活动，借外国人的势力，来捍卫复辟政权。辜鸿铭则负责写文章，为复辟摇旗呐喊。复辟是一场闹剧，果然以失败告终。

　　之后，辜鸿铭为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续聘，仍在北大教书，而梁敦彦则背上“帝制余孽”的包袱，匿居东交民巷，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再也无缘他擅长的政治。1918年风头过去后，通缉被取消，梁敦彦平淡地过了几年，后隐居天津，1924年5月10日在津病逝。而辜鸿铭则在1928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为山东大学校长时，尚未赴任，就染感冒离世。一个还没当够官，一个尚未做足学问，都是抱憾而终。

　　记忆深处的乡情与乡愁

　　1915年，辜鸿铭发表了著名的《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此时的辜鸿铭，在亮闪闪的文名背后，是潦倒的生活境况。在辜鸿铭最贫困的时候，梁敦彦多次伸出援手，包括这一次给辜鸿铭的新书题上了“春秋大义”四个字。这本书价5元的新书，有许多被存放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售书的同时，辜鸿铭还在饭店用英文进行讲演，对新书进行推广。辜鸿铭将讲演门票的价格定得很高，当时名角唱戏的最高票价是一元二角，他的票价定在了两元。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中外听众纷纷购票来听。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的得意之作，在这本被包括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奈尔逊在内的许多外国文化名流推崇的书中，他将老友梁敦彦的事迹进行提炼，总结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观点。在讲演时，他说道：“在座的诸位或许有人知道我在武昌的一位好朋友和同僚，曾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梁先生告诉我，当他首次被任命为汉口道台时，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并且发誓要努力奋斗成为一个达官贵人，穿上饰有红纽扣的华贵的官服。他得到这个职务时非常快乐，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看重官服，也不是因为他从此可以发财，那时我们在武昌都很穷。他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升迁能够使广东的母亲感到欣慰和欢喜。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人所过的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一种人类之爱的生活。”这段阐述，大概可以算作辜鸿铭从好友梁敦彦身上受到过深刻启发的一段直白。

　　由于在广东工作过，又有梁敦彦这个广东籍朋友，辜鸿铭对广东很有好感。在北大教书期间，辜鸿铭多次对学生们表达他的广东情结。据1915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后来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回忆：辜鸿铭非常喜欢广东人，常常同北大学生谈起广东人有气节，诞生了许多革命党人，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辜鸿铭还以辩证分析的方式从整体上总结了广东人的忧国爱国情怀，说“广东产生了孙中山，也产生了不少的康、梁派的保皇党，其实康、梁等辈也是想革命的，改造亡清”。

　　在向学生表述这些观点时，辜鸿铭偶尔会使用广东方言。实际上，他的广东话说得非常好，这一点得到过许多在北大期间听过辜鸿铭讲课的广东籍学生的证实。袁振英说，辜鸿铭常常同他们广东人讲广东话里的口头禅。1918年至1920年间曾在北京大学和罗家伦同班，跟随辜鸿铭学英文诗歌的广东新会人陈兆畴也曾回忆道：“他（辜鸿铭）虽是福建人，讲起广州话比我这个新会人还好……我到他家里请教，他也很少用英语和我谈，谈不了几句就又改用北京话或广州话了。”

　　晚年居住北京期间，辜鸿铭和梁敦彦时常互相串门。两位老友交谈，一般也使用广东话。有一次，陈兆畴到辜鸿铭家中请教，正好赶上梁敦彦来访。对于这件往事，陈兆畴在晚年依然记忆犹新：“我在旁边听他们谈了半天，始终没有谁用过一个英文字，而他们都是留英时的老同学，而且梁敦彦还是当时的老外交家，论理该可以大用特用英语会谈的。”陈兆畴说辜梁两人是留英时的老同学，并不准确，但两人会用广东话交谈，应该比较接近事实。

　　两位故交好友相对而坐，各自追忆坎坷的一生，尤其是当年在张之洞手下共同度过的幕府岁月，不禁感慨惆怅。

　　图①辜鸿铭所著《春秋大义》

　　图②辜鸿铭

　　图③梁敦彦

　　图④1924年泰戈尔来华时，与辜鸿铭及中国青年学人合影（前排左边为泰戈尔，右边为辜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