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犹太朋友（下）

宋安娜

①

②

③

④

　　题记：一个人，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地方，这方土地养活了他，这里的人情滋润了他；他的生命便留下这地方深深的烙印，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岁月风尘如何侵浸，有一份眷恋永远也割舍不掉，那便是乡情。犹太人在天津曾有将近一百年居住史，在小白楼形成了犹太社区。我从2001年开始研究这段历史文化，其间结识了不少犹太朋友，常常被温暖的乡情感动着……

　　一句师

　　鲍勃（Bob Sitsky）和拉瑞（Larry Sitsky）是一对犹太亲兄弟。他们出生在天津，哥哥生于1934年，弟弟生于1937年，现在他们定居澳大利亚，哥哥住在堪培拉，弟弟住在悉尼。他们从网上买到了画册《犹太人在天津》，打开来，翻到第17页“20世纪20年代天津犹太公会成员合影”时，不约而同地惊呼道：“啊，外祖父！这是外祖父！”前排一位秃顶的男士，正是他们的外祖父帕罗·托坡（Pavl Toper）。他是个皮毛商人，在公会内主管财务。于是，兄弟俩决定回天津去，回家去！

　　“家”在天津哈尔滨道38号。1922年，他们的外祖父来到天津，住进哈尔滨道38号。他们的父亲14岁就在英美烟草公司工作。后来，父亲与在圣约瑟中学读书的母亲结婚后，也搬来这里居住。鲍勃兄弟都出生在这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承载了他们全家的欢乐和幸福。鲍勃激动地说：“我总是做梦梦见哈尔滨道38号，在梦里回来，现在终于要实现梦想了！”

　　当年的38号已改为36号，楼里如今住了好几家人。鲍勃的卧室住着庞姓一家四口人。那天赶巧是2006年5月1日，小长假第一天，我与两兄弟到达他们的故居时，又恰逢午饭时间，庞奶奶一家人正和和美美地吃团圆饭。听说犹太兄弟到了，一家人连忙打开房门，饭也撤了下去，腾出饭桌给远道来的客人沏上茶，大家一起来听他们的回忆。

　　拉瑞来到窗前。窗正冲着大街，拉瑞回忆起1949年1月的一天，他趴在这窗台向外张望。解放军已经开始攻城，街上一队队国民党大兵在列队。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父母慌忙拉两个男孩躲到存冬煤的地下室里。就在这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进来，手里握着一支手枪。一家人以为大难临头了，想不到那军官却把手枪朝煤堆上一扔，打开随身一个小包袱，取出一套便装，胡乱换上，便慌里慌张跑出去了。一家人再也没见过那个军官，可那支手枪却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拉瑞。生当乱世，手枪便是儿童玩具，这个时年15岁的大男孩多么渴望拥有一支真家伙啊！父亲看透了拉瑞的心，他用煤块将手枪深深掩埋，然后警告拉瑞，再也不许想这件事。

　　拉瑞对庞家9岁的小孙子说：“到地下室去看看，那支手枪还在吧？也许，它注定要属于你。”小男孩果然跃跃欲试。拉瑞仿佛回到童年，两个人开心地笑了。

　　忽然，鲍勃指着外间屋的门框大叫起来：“看呀！看呀！”

　　房门通向走廊，门框横梁上嵌入两只约有一手指粗细的小铁环，铁环相距40厘米。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庞奶奶说，打我家一搬来，门上就有这俩小玩意儿，也不知道干嘛用的，不碍事，也就没有动它。每回修房刷油漆，门嘛色儿它嘛色儿，已经刷了好几层漆了，也不知道它干嘛用的。

　　犹太兄弟听了哈哈大笑。

　　拉瑞说，这两个小铁环是拴绳子用的，两根绳子从小孔中穿过去，离地面半米多高，吊一块小木板，这就是小兄弟俩的秋千了。

　　人们恍然大悟，也都笑起来。

　　两兄弟却陷入深思。门框下空荡荡的，但在他们眼里，那小小秋千还在荡着，荡来荡去，荡来荡去……

　　鲍勃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做技术工作，如今已经退休；拉瑞是个音乐家，曾获得过多次音乐大奖，出版过多种唱片、教材，并曾与包括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国际单簧管协会、悉尼国际钢琴比赛等多个组织合作过。由于他成就突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1997年将第一个荣誉艺术博士头衔授予给他。1998年，他入选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他的传记于1997年在美国出版。他的第一场个人音乐会是在天津犹太俱乐部举办的，那时他还是个11岁的孩子，后来他加入了设立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队。因为天津的生活，使他的音乐里蕴含着许多中国文化的积淀。现在，两兄弟都已儿孙绕膝，兄弟俩各有一儿一女，说来也巧，每个子女又各有一儿一女。两家全是一双儿女四个孙辈，人丁兴旺。

　　老屋勾起多少往事。犹太兄弟回忆起1951年他们离开天津时的情景。外祖父母去了美国，父母带着他们两兄弟远赴澳大利亚。那时的哈尔滨道38号距海河不远，河边就有小码头，出了家门就上船。为了能在澳大利亚尽快安家，母亲带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光三轮车就叫了13辆。走出家门，许多邻居向他们招手致意，队伍“浩浩荡荡”。那年冬天真冷啊！河水都结了冰，客船前还有一艘破冰船……

　　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们的外祖父母移民美国，为什么你们兄弟俩和父母要去澳大利亚？

　　拉瑞回答道：“因为我和鲍勃在中国出生，美国政府认为我们是中国人。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我们不能入境。”

　　我一下子惊呆了。对同样的人与事，竟能有如此迥异的判断！做天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许多年，我始终将这些现居海外的天津犹太人视为外国人。他们也的确是外国人，尽管属于犹太民族，但有的是以色列人，有的是美国人，有的是加拿大人，有的是澳大利亚人……他们是法定意义上的外国人。但是，我始终将这些现居海外的犹太人对天津的思念视为一种乡情：温馨的往事，梦里的眷念，如此等等。而拉瑞的话让我看到了这乡情深处更深刻的蕴含——认同。

　　一种刻骨铭心、深藏于心的认同。曾经同一片土地，曾经同一片蓝天；当我们看世界的时候，同一片屋檐为我们遮挡同一场风雨；当世界看我们的时候，那原来是一种共同的存在。

　　这便是天津犹太人之与我们，也便是我们之与天津犹太人。拉瑞的一句话带给我的感悟，至今仍在激励着我。

　　雪中送炭

　　缘分这个东西总能出人预料。

　　住在特拉维夫的高树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快七十岁了吧，仍在自学中文，“高树”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他确实长得细细高高的，极像一株走动着的树。现在他已经能用中文写信了。每到春节临近，我都会收到他的新春祝福，他像个中国人那样“恭贺新春”。2011年11月4日，几百名犹太人来到特拉维夫大学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参加“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赠送仪式。我的犹太朋友约瑟·雅克布森带他来，向我介绍说他们是亲家关系。雅克布森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大儿子是网络设计师，小儿子做教员——我至今没搞清楚，高树究竟是他们之中哪个人的岳父。

　　因为高树“会”中文，我与约瑟·雅克布森的联系大多通过他。而我与雅克布森的相识，也有一段犹如雪中送炭的奇缘。

　　2010年，我正筹备把“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拿到耶路撒冷展出，整理手头资料时，感到展示犹太人在天津经济活动的老照片虽然数量不少但比较散，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正在这时，我接到了一位读者的电话，说有个定居以色列的天津犹太老人回来了，想看看犹太会堂，希望我能陪他去并做介绍。我与这位读者素不相识，但自从我开始研究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十几年间这样的电话经常接到；而每次，我都会放下手头工作欣然前往，于是这次就结识了约瑟·雅克布森。

　　约瑟·雅克布森1940年生于天津，这年整70岁。他离开天津时才5岁，天津是他出生的地方，年龄越长越梦回故园。他的两个儿子商量，把陪同父亲回一趟天津，作为送给他70大寿最好的礼物。这两个年轻人一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在网上查找信息，安排行程。当真正踏上天津的土地，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没想到的是，这份生日礼物还附带给我送来一份大礼。

　　约瑟·雅克布森的父亲从事皮毛生意，还是个摄影迷，酷爱拍照，所以他珍藏着许多他父亲当年拍的照片。回到以色列之后，他给我寄来了许多老照片，其中十几张亚发洋行的老照片正好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这十几张照片，从亚发洋行初创到在张家口设立分行，从皮毛的收购、检验、整理加工到运输，照片都做了忠实的记录，情节链完整，一个天津犹太企业的故事跃然纸上。

　　上世纪初期，天津港出口商品主要有棉花、谷物、药材、草帽辫和皮毛等。其中皮毛及皮毛产品的进口和输出在天津港的吞吐量中占有巨大的份额。到了30年代初，天津畜产品的出口量已经占到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居全国各港口出口量第一位。当时天津的犹太人大多具有俄罗斯背景，与皮毛贸易有一定渊源，在美国和欧洲建立了相关的贸易网络，所以他们开办的公司主要从事皮毛贸易。皮毛生意鼎盛时期，天津犹太人专营此项业务的商号多达一百多家。

　　在亚发洋行一组照片中，有一张拍摄于张家口。几位犹太皮毛商人站在洋行分行的大门前，踌躇满志，而就在大门以内，工作是艰苦而繁重的。另一张照片表现了他们与中国职员一起检验皮毛的情形。皮毛在洋行的院子里堆积起来，阳光强烈地照射，兽皮刺鼻的气味也会随之弥漫。犹太商人摊开那些皮毛，一张张认真地查验。再有一张照片表现皮毛粗加工的过程。一个硕大的洗涤池，工人们都光着脚，将裤腿卷至膝盖，用脚踩踏皮毛，污水四溢，工作环境可想而知。还有一张照片表现了经过粗加工的皮毛都打了包，准备装运上火车。皮子光面朝外，用粗绳一道道扎牢。皮毛捆高高地堆积，犹太商人揽着中国职员的肩，疲惫的脸上露出笑容。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皮毛都能装上火车，还有相当一部分要靠牲口来运输。口外的运输工具主要为骆驼。有一张照片就真实地再现了骆驼运输的情形。十几匹骆驼排成驼队，每匹骆驼背上都披着皮毛，一张张的皮毛垂挂下来，直到只能看见骆驼的蹄子。驼队的行进何其缓慢，茫茫荒原，猎猎长风，风餐露宿，时有劫匪出没，驼队常常命悬一线。亚发洋行犹太商人就是这样在为他们的梦想奋斗着的。

　　有一张老照片我非常喜爱，它拍摄于1931年，背景是一条延伸到天边的铁轨。4个犹太人坐在铁轨上，他们是天津亚发洋行的老板利奥尼德和职员。一批皮毛装上了火车，火车咣当咣当开走了。铁轨伸向远方，他们的目光也投射出很远很远，目光里有一种能够撞击人心灵的东西：对生意兴隆的梦想，对生活富足的梦想，那么强烈，那么直白，时间过去了七十多年，这目光穿越了历史尘埃，给了当时的我深深的感动。2010年，“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在耶路撒冷展出，这张照片登上了宣传海报，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醒目地迎接着人们的目光，让战争年代里天津这片热土对犹太人梦想的庇护，撞击更多人的心灵。

　　永远的天津人

　　两千多年间犹太人流散于世界各地，久而久之，在犹太人中流行着一种习惯，以居住地区别人群。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称自己为“上海犹太人”，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犹太人称自己为“哈尔滨犹太人”，曾经在天津生活过的犹太人称自己为“天津犹太人”；而到了以色列，他们便省略了“犹太”，直呼为“上海人”“哈尔滨人”“天津人”。与现居以色列的天津犹太人交谈，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我在海法的街上碰到一个天津人”“我去参加了一个天津人的聚会”；起先，我以为他们指的“天津人”就是通常概念的“在天津出生或居住的中国人”，后来才豁然顿悟，他们指的是“在天津出生或居住过的犹太人”。

　　2005年，我收到一个名为“天津男孩”（Tientsin Boy）的邮箱发来的邮件。邮箱主人是位84岁的犹太老人，住在美国西雅图，他的名字叫索尔·布禄林（Sol Birulin）。他1921年生于天津，1939年离开天津赴美国，在天津长到18岁，人生的玫瑰季节是在天津度过的。他听说我主编了画册《犹太人在天津》，辗转从别人那里得到了我的电子邮箱地址。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我热爱中国，那是我可爱的故乡。我永远是一个天津人。”

　　索尔出生在一个犹太大家庭之中。当年，他父亲家和母亲家的人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请一个厨娘，吃一锅饭。家里有曾外祖父、叔祖父与叔祖母及其儿子、外祖父、大舅爷一家、姑姑一家、父亲母亲和索尔、伯伯一家、叔叔一家，然后还有数不清的这家那家的孩子们。这种群居式的大家庭在天津犹太人社区很普遍，也曾是五大道、小白楼地区人居状态的一道独特风景。

　　索尔的家世简直就是天津犹太社区历史的一个缩影。

　　索尔祖父家世代从医，生活在俄罗斯的祖父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把索尔的父亲培养成药剂师，后来索尔的父亲在天津一家药房工作。索尔的姑姑在天津犹太学校任英语老师。索尔的大伯是位摄影师，叫利夫舍。那年代摄影技术还不普及，利夫舍以他精湛的技术在哈尔滨和天津声名远扬，当时请利夫舍拍照是一种炫耀。索尔外祖父的家族则世代出拉比。其曾外祖父在俄罗斯是位大拉比，晚年与老妻搬来天津，与索尔一家生活在一起。其外祖父约瑟夫·巴隆斯基1920年应天津犹太社区之邀举家从哈尔滨来到天津，出任拉比的职务。

　　上世纪20年代，天津人常能在马场道看到这样的景象：曾祖爷孙二人相携于路，老者长须垂胸，一袭黑色长袍，头戴犹太小帽，一手牵着他的曾外孙，另一只手拄着沉重的藤杖。那便是索尔与他的曾外祖父。1937年，索尔的外祖父约瑟夫·巴隆斯基着手筹建会堂，不久便筹集资金达26000元。会堂选址于上海道14号（今南京路与郑州道交口处）。1939年，会堂还没有竣工，犹太人便在地下室举行礼拜。大家坐在编织袋上，由“金嗓子”克里姆尚斯基领唱。索尔跟着他高声歌唱。空旷的地下室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索尔父母是一对音乐伉俪。父亲拉小提琴，母亲弹钢琴并歌唱。如果不是流亡和大屠杀中断了父亲的音乐教育，他可能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每天晚上，索尔都在音乐里度过。在所有春天和夏天的夜晚，他都站在窗前放声歌唱。行人驻足倾听，当男孩停下来时，他们忘情地为他鼓掌。索尔的父母决定用义演所得为犹太人建一所俱乐部。他们组织了许多场演出，母亲在戈登堂出演《李尔王》和其他音乐剧。1937年，俱乐部终于落成，索尔曾在那里登台演奏小提琴。

　　索尔珍藏着50本关于老天津和天津犹太人生活历史照片的相册。他的家族有三代人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广泛而积极地从事天津犹太社区的事业，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史书。当我们邮件往还一个来回之后，他就向我提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他说：“我们共同来写一本关于天津犹太人的书吧。”

　　我立刻给他回复了邮件，明确表达了自己合作的诚意。

　　索尔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在随后的日子里，他给我发来许多邮件，有时一天就发好几封。他邀请我到西雅图他的家里长住半年，甚至连住宿和翻译问题，他都考虑了。他急切地等待着我的到来。同时，他让他的故事，附于长长的三十八页信纸上，一页一页通过传真机远渡重洋。

　　我们一起憧憬着未来。

　　那将是一本最奇特的书。两个素未谋面的作者，跨越年龄、国家、种族三重界限，以天津的名义携起手来，以共同的对天津的爱为感情契合的纽带。我们初步约定了全书的构成方式：我写我眼中的天津犹太人，索尔则写他眼中的天津犹太人，然后由我来最后统一章节结构和文字表述方式；配照片的工作，当然由索尔统筹，他当仁不让，他说：“这个我在行！”

　　但是，他病了。2006年3月23日，他曾以“我病了”为主题给我发来一个邮件。在邮件中他说他上周住进了医院，他说：“我有心脏衰竭，已经有5个医生在治疗我的疾病。我的心脏没有得到很好的血液供应，换句话说，有一些堵塞的地方。我肾功能也有问题，肺部有积水，并且一直血压偏高。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我将再被4名医生检查。我希望他们能有所作为。1998年对我进行手术的心脏病医生了解我的情况，我对他抱有希望，但是，谁也不知道他能做什么。”

　　这年五一假期，两位天津犹太人兄弟从澳大利亚回来寻访旧地。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索尔，他给我回了信，说他也曾经回天津寻访过故居。他说：“你的邮件让我想起1985年我回天津时的情景。我家原来居住的旧砖房正在拆除，代之以更大的小区。在那个角落，我们徘徊不止。这时同行的一个朋友弯下腰来，拾起一小块砖片交给我说：'这对你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我接过它，把它按在我的手心里，泪水滑落过脸颊。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块小砖片,它使我想起在夏天的时候，我如何坐在我家台阶上, 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我们的大师傅（也就是我们的中国厨师，他住在我们房子的地下室）、我弟弟和我们的阿妈（即女佣）。我们在笑，在唱歌，交谈，游戏。对我们来说，世界就像一个小天堂。这是多么美妙啊。然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再不会回来了，但我决不会忘记。”

　　这是索尔给我的最后一个邮件。

　　研究犹太人在天津历史文化二十多年，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某个犹太朋友，突然就失去了联系；或者收到他的邮件，发信者却不是他本人，是别人发来的他于某月某日辞世的讣告。我的犹太朋友们大多是耄耋之人，记录他们的天津生活，是抢救一段历史，也是填补一段城市的生命底色。我庆幸，这抢救开始得还不算太晚，更庆幸我的犹太朋友们给了我那么多支撑和爱。

　　索尔，我的心声，你听得到吗？

　　图①约瑟​·雅克布森在”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赠送仪式上与自己童年的老照片合影 （2011年摄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

　　图②小索尔与他的天津阿妈（摄于1922年）。

　　图③宋安娜有关天津犹太人的研究专著和作品。

　　图④鲍勃(戴墨镜者)和拉瑞在哈尔滨道他们的故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