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本瀛
童祥苓，1935年出生，现供职于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工京剧老生行当儿。祖籍江西南昌，但童祥苓先生及哥、姐均生于天津，他在家中大排行为最小，上面依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童侠苓、二哥童寿苓；四姐童芷苓、小姐童葆苓。幼时因童家孩子多，家境相当贫寒。可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童汉侠并没有一个固定职业因而经常失业，家中几乎天天处在吃上顿没有下顿的拮据困境当中。
进入梨园
童家进入梨园从事京剧艺术，是从童祥苓的二哥童寿苓和四姐童芷苓开始的。父亲童汉侠虽然不会唱一句京剧，但他却非常酷爱戏曲，此外，他老人家天性性格爽快，与当年天津、北京的不少戏班子里的人都结交甚广，这就使童祥苓及哥、姐打小便对京剧艺术耳濡目染。
四姐童芷苓生性爱戏，同时也想通过唱戏早日出人头地，以便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二哥童寿苓当初本意并不情愿学戏，因为旧社会到私人开的戏班子里学戏，挨打吃苦是无人不知、没人不晓的苦差事。但父母又不放心祥苓四姐芷苓一个女孩子去单独闯江湖学戏，于是在二位老人的动员下，二哥寿苓为了既能给四姐芷苓配戏又能起到保护她的作用也就勉强学戏了。此后，费了不少周折，二哥童寿苓拜京剧“姜派”小生创使人姜妙香先生为师，四姐拜名扬海内外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先生为师，童家从此正式进入梨园界。
我要学戏
童祥苓回忆儿时全家迁到北京以后，由于受家庭学戏氛围的影响，感到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能遇上哥哥、姐姐们练功学戏的时候。五、六年过后，四姐童芷苓在不知吃了有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之后，总算在皇城脚下唱出点儿名气，后来小姐葆苓也受此影响学了戏。父母为她聘请了专门的先生，家境在这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其中教她文戏的是李凌峰先生，昆曲是韩世昌先生。按照事先安排韩先生每天都在下午来，有时小童祥苓放学早在做完功课以后，还能赶上韩先生给葆苓姐教昆曲，有时偶尔听得入神，竟然跟着大声唱起来。葆苓姐生气地斥责他捣乱，小祥苓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明明是在一本正经地唱，可葆苓姐就说其捣乱，虽然很不高兴最后也只好悻悻离去。
葆苓姐不让弟弟祥苓旁听，小祥苓索性就干脆自己扮起戏来，把水彩颜色往脸上一通乱画，再将糊好的纸帽子往头上一戴就信口唱起来。父母看到幼子祥苓一心想学戏竟然如此执着，经过商量最终同意其学戏。这个决定可乐得小童祥苓近乎发狂，多年的学戏愿望从此终于如愿以偿。
启蒙老师
1943年，家里父母同意童祥苓学戏以后，同时决定了他的主攻行当是唱老生。因为此前两个姐姐都唱旦角儿，小生有二哥，所以老生的地位就显得极为重要了。为了童祥苓早日学戏成才，父亲为他请了文武两位启蒙老师，教文戏的是在菊坛早就如雷贯耳的雷喜福先生，武戏是梨园名家钱富川先生。童祥苓向二位老师行磕头拜师礼之后，正式学艺。其中雷先生首先对他说的一席话令其终身难忘，那就是：“小子！记住，学戏要先学德，没有德行的人就是将来再有能耐也成不了大器。好角里有大角小角，做大角台上不能阴、损、坏，台下不能同行是冤家，人不争没出息，但不是去踩人、挤别人，占自己的坑，要靠本事台上见。今后你小子如果不是这样做，可千万别跟别人说是跟我学的戏，我可丢不起那人”。雷先生为人之正直、教戏之严格对童祥苓一生从艺影响很大。
就在雷先生教戏约有半年左右的时候，他在一次教戏中诚恳地告诉童祥苓父亲，今后由他具体教念白、做工，如果教唱儿能开好蒙的老师，要算其师弟刘盛通最好。根据雷先生的提议，父亲又为小祥苓专门请来了刘先生，后来的学艺当中果然名不虚传，刘先生教唱儿绝对是技高一筹。如今年过七旬的童祥苓，回忆起六十年多前的往事时感慨地说：“他从小便能打下较好的艺术底子，是与雷喜福等几位先生的良好德行和精谌的艺术水平是分不开的”。
崇拜余派
解放初期的1951年仲夏时节，青春年少（时年16岁）的童祥苓闲暇之余，便来到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一个旧货市场散散心。大概刚刚遛达一会儿，就从不远处一个摊位上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京剧老生唱段。虽不知是哪出戏，但唱腔听来却是挺拔苍劲、韵味十足。童祥苓便循声而去找到那个小摊，只见一架旧式上弦的留声机正放着刚才听到的京剧唱段，于是就站在那里坚持一直听完。当从案子上拿起唱片仔细一看，才知是余叔岩早年灌唱的《沙桥践别》剧目中的主要唱段，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余叔岩先生的名字。由于特别喜爱，便把唱片和留声机一起买了回去，每天反复地至少听上两个小时，真是越听越有味儿，他完全被余先生的优美唱腔给迷住了。由于手中只有余先生一张唱片，此后一连多日童祥苓都跑到旧货市场去寻找余叔岩的更多唱片。但是据说余叔岩一生只灌制了廖廖无几的十几张唱片，因而相当的珍贵。当其如获至宝地买回余先生其中的大多数唱片以后，就关起房门，不受任何人打扰，每日三个小时反复不停地听余先生的唱片，一句一字地跟着唱。后来天资聪颖的童祥苓，终于悟出了“余派老生”的一些独特的艺术门道，发现余先生晚年灌制的唱片，如《摘缨会》、《珠帘寨》等，那时余先生嗓子已大不如前，但其力度、行腔仍运用地非常好，换了他人决达不到余先生的水平。继而他还发现余先生是从心里把唱腔的意境和人物的气派都唱出来了，可概括为“三分嗓子，七分功”，只有掌握了吐字行腔的基本功后，唱腔方可长久不衰。
正是从那时开始，童祥苓自发地自学“余派”。当学习已有一年多的时候，偏巧有一天，身为姜妙香先生入室弟子的二哥童寿苓，约上大哥童侠苓和小弟童祥苓一块到姜家坐客。姜先生一生为人真诚和善，师娘风趣幽默，两位前辈可亲可敬，因此经常有徒弟去先生家里学戏和唱戏。那天由姜先生的长子姜少香亲自操琴，大家捡各自的拿手戏都唱上一段。最后轮到童祥苓现学现卖，接连唱了自学的《沙桥践别》、《摘缨会》两个剧目中的“余派”大段。谁知刚一唱完，忽然从后院堂屋里走出一位老先生，他边走边说唱的真不赖，进了大厅，童祥苓发现此人长得很特别，个子不高，脑袋挺大，谢顶，戴着一副圆眼镜，嘴上留着八字胡子。老先生开口便问刚才是谁唱的，姜先生指了指童祥苓，老先生走到童祥苓面前说：“小子，行！你将来准能成个角儿，一定要好好练”。当老先生走出大门之后，姜先生高兴地夸奖说：“你小子连徐先生都给唱出来了，真行啊！”。童祥苓方知刚才的老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琴师徐兰沅先生，前辈名家的肯定给了初出茅庐的他增强了为艺术而奋斗的信心。
考上戏校
1951年年底，以中国戏曲学校插班生身份的童祥苓，经过声乐、基本功两项考试以后，又以一出很吃功夫的传统戏《定军山》，最终考上了中国戏校。
当时的主考官是有梨园教主之美誉的王瑶卿先生，两边就坐的分别是梅兰芳、程砚秋、郝寿臣、萧长华、谭小培、姜妙香、袁世海、李少春、茹富兰等一批京剧大家。经过诸位老艺术家的首肯，童祥苓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学习。
入戏校学戏约一年左右的光景，就传来了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从香港回大陆的消息，令童祥苓很振奋。因为他从小就是“马派”戏迷和崇拜者，曾多次梦想学马先生的戏并像他一样成名。童祥苓回忆起他首次欣赏“马派”艺术，是在位于西单的长安大戏院看马先生主演的传统剧目《四进士》，时间是1952年前后。后来又陆续看了其他的“马派”剧目，如《借东风》、《十老安刘》、《甘露寺》等，每次看完回家，他就凭着记忆对着镜子模仿。越学越觉得马连良先生身段潇洒、唱腔甜润，特别是流水非常悦耳动听，念白不仅有韵律而且抑扬顿挫、雅俗共赏。为此童祥苓觉得要想真正学到马先生的艺术，首先要了解他的思想，于是暗下决心，争取到马先生身边学戏。
有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了解儿子心愿的父亲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便通过一位与马家关系密切的周姓朋友的引荐，带着不满20岁的童祥苓来到西长安街的马连良先生家里。拜见了马先生和马夫人后，古道心肠的马先生爽快地同意收童祥苓为弟子。周先生当场就让童祥苓给马先生和师娘跪下磕了三个头。翌日，由童家出面在虎坊桥的丰泽园饭庄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参加的贵宾有荀慧生先生、郝寿臣先生、徐兰沅先生、裘盛戎先生、梅兰芳夫人、姜妙香夫人以及童祥苓的师兄李慕良、马崇仁、黄元庆、谭元寿、马长礼。
拜师以后的日子里，马先生向弟子童祥苓亲授《南阳关》、《问樵闹府》、《盗宗卷》三个传统剧目。但上述剧目都不是正宗的“马派”剧目，为此百思不得其解的童祥苓，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马先生能否教他几出正宗的“马派”大戏。马先生其实早就明白了弟子的用意，说：“其它的戏你都可以看，什么地方不明白可以随时问我，但这几出戏却是当年余先生每演，我是必到戏园子看的”。马先生的一腔肺腑之言，终于令童祥苓愰然大悟，同时也让他看到马先生不愧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大师，他早就看出童祥苓往“余派”上面发展更符合其戏路。如挂上“马派”牌子，再唱“余派”就显得不合适了。另外马先生认为，如果童祥苓不挂牌可以走自己的路，一旦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功会更为持久。
落户上海
1957年，由于大哥大嫂、二哥、四姐、小姐等家庭成员先后迁居上海并供职在上海京剧院，哥姐们希望此时已成家和有了孩子的童祥苓与妻子张兰云，也能从北京迁出一块到上海工作。时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著名麒派（艺名：麒麟童）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非常爱才，他正计划以童家兄弟姐妹为主要艺术骨干组成上海京剧院二团，因此童祥苓得以顺利调到上海工作。
来到上海京剧院工作后，童祥苓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参加了许多传统剧目的演出，像《柜中缘》、《乌盆计》、《盗御马》、《罢宴》等，使自己的演艺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时上海京剧院里面兴起拜师学艺之风，院有关领导找到童祥苓，说周信芳院长很喜欢他，希望童祥苓能拜周先生为师。这样，童祥苓和另一位京剧名家沈金波（注：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中饰演少剑波）一起拜到周先生的“麒派”门下。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注：1960年左右），上海市文化局组织上海的京剧、昆曲、淮剧三个剧种各选出一些优秀青年演员赴京进行汇报演出。上海京剧院决定，由童祥苓向周信芳院长尽快学会新编历史剧《义责王魁》的剧目，以此参加在北京的汇报演出。童祥苓从内心里也很喜欢这出戏，这出戏是周信芳先生晚年的拿手好戏之一，演起来自然难度不小。经过一番激烈地思想斗争，童祥苓还是决心要演，而且不去单纯地考虑演艺效果如何，首先把它看作是学习和领会周先生艺术的实践机会。
在排练中，根据《义责王魁》的剧情需要，童祥苓对唱腔做了一些小的改动，此举马上在剧组中引起了不小的非议，也让年纪轻轻的他感受到一定的压力。正在这关键时刻，周院长等几位院领导前来观看排练，并特地向主演童祥苓了解所遇到的情况，于是心情不太好的他，直率坦言压力很大。周院长环看了一下四周，见排练场人多，便叫童祥苓随他到三层的办公室坐下谈，又为其沏上了一杯热茶。周院长这才书归正传地说：“现在就你我二人，不要有什么顾虑，一定把心里憋着的话都讲出来，我会认真考虑的。”见周院长如此真诚，深为感动的童祥苓说：“大家说我演得一点也不像您。”周院长忙问事情的具体原因，童祥苓便把改动唱腔的事儿说了。周院长让他举例说明，童祥苓就把戏中王忠看见相府送来结亲帖子，得知王魁负心时应唱的倒板腔，改为高八度之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周院长听后马上愰然大悟，神态很轻松地笑着说：“唉！敢情是这么一回事儿，实话说，我要是有好嗓子也早就这么唱了，你没错。”随后对于整个剧目的排练，因周院长认可了，非议也就彻底消失了。
从这件事上让童祥苓感到自己很幸运，能有这么好的理解自己的前辈师长支持其在艺术道路上大胆地向前走。为此在艺术上要求上进的他，默默地许下一个宏大心愿，即有朝一日能把诸多老师传授的艺术融为一体，创出自己的风格，那才是对老师们辛勤培养的最好回报。后来童祥苓在现代戏《智取威虎山》里便博采了众流派名家的艺术风格，能在唱、作、念、打上较为准确地塑造了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形象，里面便饱含着多位名师的大量心血。
总理启示
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上海京剧院刚刚成立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此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有一天在上海的艺术剧场进行一次重要的彩排，刚刚接见完外宾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彩排现场审看。当彩排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大步走上台去握着童祥苓的手，说：“童祥苓同志，你们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
随即总理很幽默的话锋一转：“可我听你刚才唱的戏不是革命战士杨子荣，而像是《空城计》里的诸葛亮吗？童祥苓同志，要敢于大胆地走自己的路嘛……”
周总理的一席话，对童祥苓的震动很大。怎么总理把杨子荣与诸葛亮相对比呢？为此他一连数日反复揣摩总理的话，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杨子荣是人民军队的战士，诸葛亮是古代的谋士，而传统老戏都是表现古代人物，因此其行腔及演唱方法皆以古典味道为主。如果用传统老戏的演唱方法扮演杨子荣，等于给解放军战士穿上古代武士甲胄，显然和现代人物格格不入。总理非常在行的一席话，使童祥苓找到创作人物的真谛。
在周总理的启示下，童祥苓适度的改变了戏路，坚持要走自己的戏路，同时还要改变固有的一成不变的唱法。以往都是编剧怎么写，自己就怎么念，照着设计好的唱腔去唱。但是现在作为一名演员，应该汲取周总理讲话中的内涵，不应只是编剧、作曲的传声筒，而应该是一位负责任的再创作者，将自己的见解与要求融合进去，力争把戏中的人物演好、演活。
原来《智取威虎山》剧目中的第五场《打虎上山》的唱词，是“皑皑白雪雾迷漫”，这本是抒情的唱词，因此作曲也就从抒情方面着手，到了演唱者童祥苓这里自然就成了抒情柔和的唱腔。可这明显与迎风冒雪勇往之前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对不上号，当然也就酷似传统戏《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了。要改变这种情形首先要求编剧为人物提供更加形象的唱词，后来那句唱词改为“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样，台词本身就写出了人物的英雄豪迈，作曲谱出了二黄高八度倒板，童祥苓在演唱“霄汉”两个字的八度高腔时又翻了八度。后来1969年拍电影时，作曲者于会咏又加上中西乐合奏配器，从而使戏中杨子荣先声夺人的磅礴气势淋漓尽致地在舞台上展现出来。
人民总理
1966年8月，《智取威虎山》剧组奉命来北京演出，剧组一行六十多人就住在宣武区虎坊桥附近的北纬旅馆。第二天上午在旅馆门口，北京戏校红卫兵贴出了几张大字报，内容是说从上海来的《智取威虎山》剧组的人都是旧社会少爷、小姐等各色人物，勒令所有人员一日三餐全吃窝头和剩菜予以改造。当时剧组的带队领导，为避免惹出事非，以保证演出能够顺利进行，让所有演职员无条件地按照他们所勒令的办。剧组人员吃饭时，每顿都有红卫兵在桌子旁边监督。好在主演童祥苓从小就在北京长大，所以他一顿饭能吃上两个半窝头，大概红卫兵觉得其真能吃窝头，便好奇地说他够能吃的。童祥苓对他们半开玩笑地说：“我在上海吃不到这样好的东西，得多吃点。”
窝头咸菜吃了三四天后，十几个红卫兵忽然不见了，饭菜也大有改善。剧组领导悄悄的告诉童祥苓，是周总理从秘书那里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立即把为首的红卫兵头头叫来，态度严肃地讲道：“《智取威虎山》剧组从上海来到北京，就是我们的客人，他（她）们给首都人民带来丰富的文化生活，童祥苓同志演杨子荣很累，每天让他吃剩菜窝头怎么行……”
童祥苓听后心情无比激动，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国家损失，费尽心思，殚精竭虑，然而为《智取威虎山》剧组这么点生活小事，却仍让他老人家这样费神操心，周恩来不愧是人民由衷爱戴的好总理。
纯真感情
1967年7月，《智取威虎山》剧组再次接到上级的指示，奉命来北京演出，演出地点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大家此前听说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要来看戏，心情都无比激动和紧张，每个演员都自觉地检查了好几遍服装，生怕出什么纰漏给剧组抹黑。整个剧组如一台高效完美的机器一样高速运转，大家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那么专注的投入，据童祥苓先生回忆，那是该剧目许多场次演出中质量最好的一场。
当大幕最终落下后谁都没有动，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童祥苓和大家一样，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时刻的到来。当大幕再度拉开时，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台来，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毛主席举手示意，并与全体演员一起合影。一位新华社记者把这一历史时刻拍下来的珍贵照片，送给了童祥苓。
在演出结束后的座谈会上，江青宣布毛主席为此戏改词一事，第七场《打虎上山》唱段中“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第九场《急速出兵》中，少剑波的唱段“同志们整行装飞速前进”改为“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剧本就此定稿，毛主席的观戏与改词使整个剧组充满了欢腾，主演童祥苓心情更是格外激动，因为他终于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中完成了塑造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一角色。
笔者近几年，分别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和位于亚运村的北京剧场举办的梨园名家演唱会上，先后观看了童祥苓先生演出的节目。深深地被童先生六十多年来，练就的一身炉火纯青的精谌艺术所折服，更对他年过七旬仍宝刀不老而钦佩不已。我们希望这位在中国现代京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老艺术家，晚年身体健康，为百年菊坛艺术之花喷芳吐香，再度注入美好的甘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