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的题跋和署名，形同于某名人为一本书所作的题签、序、跋或后记、署名等。自古以来，为书画作题跋和署名的初衷是为了让他人能更好地解读某件名家书画作品，增加鉴藏情趣和名家作品的市场“附加值”，对书画鉴藏活动而言，题跋和署名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证词”的效果。因此书画作品题跋和署名的鉴别，同样非常重要。
书画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后代人的题跋。某件书画作品的题跋，虽然也有对作品加以鉴定，但是少数，更多的则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书画既然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作伪的诸多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中，不能不注意它的“诸多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
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代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一定能知道，需要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研究分析。题跋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记载了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了当时的公卿来题写这些字卷。假如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实则并非真迹。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最终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乾隆皇帝收藏甚富，题跋也很多，但他的鉴别能力一般，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到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后来反而对真本认为是假的。文徵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者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过眼很多书画名迹，但在品评真迹上极不严肃，对他的题跋不能完全相信。因此，已故的鉴赏家见到的东西多，过眼的作品多，虽他们的题跋不能尽信，还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思考，加以参考借鉴。
花卉山水图（之一）
清代李鱓
册页纸本墨笔
纵21.1厘米 横25.8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全册共八页，此选一页。此画写竹梅双清。竹叶用墨厚实凝重，笔落洒脱；梅干以淡墨枯笔擦出，淡墨圆笔写花，浓墨点蕊及花萼。画面有朦胧空灵之态，古趣盎然。
有些书画家在署名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规范，而是表现出独特的个人特点。常见的有唐伯虎(唐寅)的署名，“唐”字多是用一竖连“口”字，用一横连“口”字的，多是有问题；仇英，署名“寅父”的“寅”字，真迹者，宝盖下要写成“由”字；董其昌，在书画上面的署名，字不用“玄宰”，画不用“其昌”；岭南山水画家谢兰生，署款字不用“里甫”，画不用“兰生”；文徵明的早年名文壁，但“壁”字一定要从“土”，从“玉”字者皆伪，四十七岁后则不署“文壁”之名，署名时，多是不写姓，只写“徵明”两字（因此后人署名不写姓者，说是学的文徵明），另外，文徵明用的“名章”，不管字写得多大，用小章的多；王时敏到了晚年，署名时一定是斜的，从右往左斜，不斜者多是他的儿子王撰代笔。
明代画家题字署款的方式习惯，是把“写”字放在款识的前面，如：“崇祯十年春日写，张宏”。明代书法家张瑞图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中，极少有“写”字上款的，有之，则多数为伪作。“八大山人”朱耷的署名，七十岁以前，“八”字是写成“><”，七十岁以后则写成“八”。 指画大家高其佩，署名多是在作品上题小字，题大字者伪作居多。蓝瑛到了晚年，落款“蓝瑛”的“瑛”字，本是“王”字旁，但他只写一竖就代表“王”字了。清代画家袁江与袁耀，有说是叔侄，又有说父子，终归如何，尚弄不清，二人作品上从来没有写朝代，只写干支，他们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中的哪一代，搞不清楚。李鱓的署名，晚年(约五十岁以后)即乾隆十七八年时，“鱓”字从“角”边，在此以前则从“鱼”边。何绍基的署名，晚年行书的“基”字，第八笔是用点，不拉捺。伊秉绶的署名“绶”字，“绶”第三笔不写一点，用“受”字的宝盖点来代替。晚明时期书法家爱写条幅一行半，多是七言诗两句，或五言诗两句。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情况，需要在鉴定时给予多加小心。
行书七言联
清代 何绍基（1799-1873）
镜片纸本
纵133.2厘米横30.7厘米
私人藏
款识：子贞何绍基。
钤印：何绍基印子贞
释文：蹴踏烟云两芒屩,凭陵风雪一蓬笼。
此幅为何绍基代表作之一。用中锋笔，微有颤动之势；字常不为绳墨所拘，从容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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