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作官。康熙四大家突破董书有何不同
康熙四大家在董书盛行的时期,或多或少受了董书影响,但他们并不止步于书学董书,而是上追魏晋,汲取古人书法之营养,力图走出一条新路。
四人人生经历不同,各自有独特的途径去突破董书藩篱:
笪重光经历了短暂的政治生涯便隐居山林,皈依于道教,潜心于书画理论,而清初书法的柔弱无力使江上先生意识到用笔的重要想,其《书筏》用易学思想将书法的用笔和分布进行详尽的论述;
姜宸英久居山林,擅书之名为世所传,年已70十才中进士,其学书思想是“摹以为学”,取法上溯晋、唐,他认为“东晋诸贤书法,超绝古今”,“华庭书派”用笔轻薄,摹古但没有古意,西溟先生对晋人书法的“蕴藉”最为服膺;
汪士鋐同样经历了短暂的政治生涯后,解职归里以书法自娱,他在古隶、晋帖和唐碑中汲取营养,集古法之所长而自出新路,摒弃奇险书风,追求平正古韵;
何焯曾在皇八子府当侍读,其治学严谨,博览群籍,书宗魏晋,爱好金石书法,长於考订,何焯试图学颜鲁公书上追二王。
康熙四大家试图通过学古人经典走出一条新路,但是由于当时风气的笼罩和眼界的局限,他们终究没能突破董书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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