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书法家“蔡襄”以规矩的楷书见长

蔡襄是宋四家中唯一一个以规矩的楷书见长的，他恪守晋唐的法度，在创新上相对其余几人略逊一筹，但他承前启后，为唐人的法度和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桥梁。他的书法端庄，如一缕春风拂面。

魏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种优美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那就是书法中的行草。不像唐代楷书那样讲法，晋代行草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像一个豁达的人，伸手迈足潇洒自如。因此，晋人书法的韵味全在于洒脱，这种点画自如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韵”。 

唐代以楷书为代表的结体规律，大多是以匀整为主，这是在总结、归纳晋人基础上的结果。因此，初学书法往往从唐入手，就是利用了它有法可依的优势。颜真卿说的“欲书先预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实在是唐人对结体规律有了理性认识的表现。他们会在书写之前先在脑中想好所要写的字的形体，布置它的位置，使它看起来平整稳定。

至于他说“或意外生体，令有异势”，是指有时会在心中出现新的意识体会，使字体有了新的变化。这是唐代书法家从理性角度上对书法艺术的更高认识。唐朝推崇法度，但是这个法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要求，而是要比这个概念宽泛得多，还可以指艺术家在文化修养及为人处事方面规范自身的行为。

如颜真卿的书法不仅在艺术上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他书法的内在气质是儒家的，体现了中正宽博精神，有种磅礴的生命力和势不可当的气势。这种法度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如唐代开国时强调儒家提倡的法度秩序，但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活跃，国力强盛发展带来的自豪感也逐渐融入了唐朝文人的书法内容形式。

晋人结构变化纯是意到笔随，而宋人结体多是着力“意造”。如苏轼的字上松下紧，字形呈平行四边形，黄庭坚的字中宫收紧，呈辐射状。米芾的字虽是旧派，有浓厚的二王气息，但将二王的内敛之气化为外张之意。蔡襄的字比较接近唐人，用意不明显。可以说，苏轼、米芾、黄庭坚的字是宋人的典型代表。其中，苏天趣，黄风韵，米气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