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走了快一年了,那是一个30年来最冷的天气,在一个零下15度的雪后,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哥走了。我赶到老家时已是次日的下午五点钟左右,村头的风穿透身上的棉袄,冷得人缩成一团。看着被单下面躺着的老大,摸了摸那张同空气一样冰冷的脸,心里一阵疼痛。我没有哭,可能眼泪在火车上已经流完了,我轻声对陪在旁边的本家叔叔说,走了好,走了就再也不要受罪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守在老大的身旁,用被子包着上身,坐在他坐过的轮椅上,想着曾经的往事和永远回不来的哥哥。屋里有烧完纸的烟气,混合着哥哥走时留下的气味。我半掩着门(据说人死后头三天不能把门关实,什么原因却说不太清楚)。风不大,却又尖又利,月光很白,在雪地衬映下,清冷得让人发抖。风和月光顺着门缝挤进来,身上的温度一层层地减少。困了也不能睡,太冷,只得把裹在身上的棉被紧了又紧,半夜里脚已经冻肿了,浑身也缩巴得骨头疼。凌晨一点多起来烧了一刀纸,活动下麻木的腿脚,重新坐回轮椅上时,便有了下面的这篇文字。
哥,大我四岁,1962年生,他是母亲在乾山庙会上拴来的。记不得上了学没有,即便上了学也没识几个字,可能在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因为不识字,再因他智力差,所以特别笨也非常的“犟”,母亲常说他像喝了死牛血。
他很小的时候得了病,什么病不清楚,可能是脑膜炎,也可能是其它病,在医院长时间连续用了链民素之后,便有点脑子不好用了。哥哥从小便吃了不少的苦,六十年代初,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少吃没穿的不说,但因那场病就让他幼小的嘴巴灌了不少药水,屁股上也今天左边,明天右边的都扎满了针眼。我不知道哥小时候受过多少罪,哭过多少次,但母亲在骂他的时候总是重复着那几句话,小时候天天起三更睡半夜抱着你去瞧病,翻山过横地来回跑,你爹的黄球鞋都跑烂了几双,给你打针的药瓶瓶也有一抬筐,钱也花光了,腿也跑断了,早知你这样,那时候该把你扔了。
小时候挨打是常有的,割草丢了镰刀,淘气刮烂了衣服,吃饭打碎了盘碗。哥哥挨得打是我的好多倍,因为他反应迟钝,又因为他很“犟”。七八岁的时候,哥因偷了家里的五分钱,被母亲拿着绳子追着打,边打边骂,围着老屋门外的炮楼转了好几圈。现在老屋不在了,父母不在了,哥也随他们走了,只剩下三层的石头炮楼在记忆里孤单地立在那里。
第一次和哥哥打架,是割东湖老棉地里的麦子。那块地是家里最大的一块,五亩多,离家也远,用板车拉麦子,连装带卸地赶着紧,一天最多只能拉三趟。老棉地,路远地身长,一大块地,一天是割不完的,母亲和哥哥是主力军,我和弟弟是干一半歇一半,父亲因双手残疾,勉强在后面打麦捆,装车时扶一下车把。
快中午时,该装车了,回家吃饭时顺带着捎回一趟。板车很小,装好的车像一个麦垛在路上移动。装车是个技术活,我最怕装车,因为年龄小,力气小,经验也没有,常常把车装得不偏左,就偏右,不是前沉就是后沉,即使装的很平稳,因刹车时力道不足,走半道又哆嗦散了。十次至少三次在路上会抛锚,有时候推推挪挪重新紧紧刹车绳,可将就着把车子挪到场上。有时歪很了,zhou不住车把,碰见孬路,一晃,车了就翻过。车翻了没啥危险,却费了大事了,卸掉重装,撒了一层麦粒不说,还会影响乡邻的通行。那天装车时,先拿两个麦个子塞进车厢,然后前四后六地麦稳朝里,麦桔朝外先摆上一层,三层之后我爬上车,哥在下用木杈把麦个子挑起给我,我在车上码垛,父亲赶牛扶车,边装边走。中午了,被太阳晒了半天的麦子都炸开了麦芒,不好装,装了七八层的时候,发现车子装歪了,父亲扯住牛绳,让我下来,准备拆下重新装。干了一半天的活,又累又饿天又热,哥看着父亲又看看我极不情愿的样子,眼睁得跟牛一样,嘴里骂骂咧咧地说我没有用,又说父亲没有用,怎么长得眼,边嘟囔着边抢过父亲手里的车把,往上猛一掀,一车麦个子还有我都掀翻在地,转过身来把父亲也推开老远,父亲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刚割的麦茬扎在父亲的后背上。我也许心疼老爸,也许觉得自己长大了,,,从车后摸起地上挑麦的叉子向哥奔去,那年我十三岁。穿着塑料底松紧口布鞋,赶着牛车,塑料底磨得脚板疼,被哥捧得脸皮也疼。
哥结过婚,嫂子后来又走了,也没有孩子,十年前得了股骨头坏死,渐渐地拄起了双拐。有一天,发现他又黑又胖又长满胡子的大脸,突然变得又瘦又瘪,眼窝深陷,一查,尿糖高到三十多,接下来的这些年,他主要的日程便是拄着捌,骑着电三轮去医院或药房拿药,吃药,打胰岛素。人虽然瘦小,脾气却依然不减,一生气就脸红脖子粗地发火,瞪大眼睛。瞪眼时想说话,却就你,就你的喉结作响,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来的时候被父母抱着去山那边集镇中去挨针,两屁股的针眼疤多如芝麻。走的时候,芝麻眼全挪到了肚皮上。现在那些的针眼疤全长到我的心里,一层又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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