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走了快一年了，那是一个30年来最冷的天气，在一个零下15度的雪后，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哥走了。我赶到老家时已是次日的下午五点钟左右，村头的风穿透身上的棉袄，冷得人缩成一团。看着被单下面躺着的老大，摸了摸那张同空气一样冰冷的脸，心里一阵疼痛。我没有哭，可能眼泪在火车上已经流完了，我轻声对陪在旁边的本家叔叔说，走了好，走了就再也不要受罪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守在老大的身旁，用被子包着上身，坐在他坐过的轮椅上，想着曾经的往事和永远回不来的哥哥。屋里有烧完纸的烟气，混合着哥哥走时留下的气味。我半掩着门（据说人死后头三天不能把门关实，什么原因却说不太清楚）。风不大，却又尖又利，月光很白，在雪地衬映下，清冷得让人发抖。风和月光顺着门缝挤进来，身上的温度一层层地减少。困了也不能睡，太冷，只得把裹在身上的棉被紧了又紧，半夜里脚已经冻肿了，浑身也缩巴得骨头疼。凌晨一点多起来烧了一刀纸，活动下麻木的腿脚，重新坐回轮椅上时，便有了下面的这篇文字。
哥，大我四岁，1962年生，他是母亲在乾山庙会上拴来的。记不得上了学没有，即便上了学也没识几个字，可能在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因为不识字，再因他智力差，所以特别笨也非常的“犟”，母亲常说他像喝了死牛血。
他很小的时候得了病，什么病不清楚，可能是脑膜炎，也可能是其它病，在医院长时间连续用了链民素之后，便有点脑子不好用了。哥哥从小便吃了不少的苦，六十年代初，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少吃没穿的不说，但因那场病就让他幼小的嘴巴灌了不少药水，屁股上也今天左边，明天右边的都扎满了针眼。我不知道哥小时候受过多少罪，哭过多少次，但母亲在骂他的时候总是重复着那几句话，小时候天天起三更睡半夜抱着你去瞧病，翻山过横地来回跑，你爹的黄球鞋都跑烂了几双，给你打针的药瓶瓶也有一抬筐，钱也花光了，腿也跑断了，早知你这样，那时候该把你扔了。
小时候挨打是常有的，割草丢了镰刀，淘气刮烂了衣服，吃饭打碎了盘碗。哥哥挨得打是我的好多倍，因为他反应迟钝，又因为他很“犟”。七八岁的时候，哥因偷了家里的五分钱，被母亲拿着绳子追着打，边打边骂，围着老屋门外的炮楼转了好几圈。现在老屋不在了，父母不在了，哥也随他们走了，只剩下三层的石头炮楼在记忆里孤单地立在那里。
第一次和哥哥打架，是割东湖老棉地里的麦子。那块地是家里最大的一块，五亩多，离家也远，用板车拉麦子，连装带卸地赶着紧，一天最多只能拉三趟。老棉地，路远地身长，一大块地，一天是割不完的，母亲和哥哥是主力军，我和弟弟是干一半歇一半，父亲因双手残疾，勉强在后面打麦捆，装车时扶一下车把。
快中午时，该装车了，回家吃饭时顺带着捎回一趟。板车很小，装好的车像一个麦垛在路上移动。装车是个技术活，我最怕装车，因为年龄小，力气小，经验也没有，常常把车装得不偏左，就偏右，不是前沉就是后沉，即使装的很平稳，因刹车时力道不足，走半道又哆嗦散了。十次至少三次在路上会抛锚，有时候推推挪挪重新紧紧刹车绳，可将就着把车子挪到场上。有时歪很了，zhou不住车把，碰见孬路，一晃，车了就翻过。车翻了没啥危险，却费了大事了，卸掉重装，撒了一层麦粒不说，还会影响乡邻的通行。那天装车时，先拿两个麦个子塞进车厢，然后前四后六地麦稳朝里，麦桔朝外先摆上一层，三层之后我爬上车，哥在下用木杈把麦个子挑起给我，我在车上码垛，父亲赶牛扶车，边装边走。中午了，被太阳晒了半天的麦子都炸开了麦芒，不好装，装了七八层的时候，发现车子装歪了，父亲扯住牛绳，让我下来，准备拆下重新装。干了一半天的活，又累又饿天又热，哥看着父亲又看看我极不情愿的样子，眼睁得跟牛一样，嘴里骂骂咧咧地说我没有用，又说父亲没有用，怎么长得眼，边嘟囔着边抢过父亲手里的车把，往上猛一掀，一车麦个子还有我都掀翻在地，转过身来把父亲也推开老远，父亲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刚割的麦茬扎在父亲的后背上。我也许心疼老爸，也许觉得自己长大了，，，从车后摸起地上挑麦的叉子向哥奔去，那年我十三岁。穿着塑料底松紧口布鞋，赶着牛车，塑料底磨得脚板疼，被哥捧得脸皮也疼。
哥结过婚，嫂子后来又走了，也没有孩子，十年前得了股骨头坏死，渐渐地拄起了双拐。有一天，发现他又黑又胖又长满胡子的大脸，突然变得又瘦又瘪，眼窝深陷，一查，尿糖高到三十多，接下来的这些年，他主要的日程便是拄着捌，骑着电三轮去医院或药房拿药，吃药，打胰岛素。人虽然瘦小，脾气却依然不减，一生气就脸红脖子粗地发火，瞪大眼睛。瞪眼时想说话，却就你，就你的喉结作响，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来的时候被父母抱着去山那边集镇中去挨针，两屁股的针眼疤多如芝麻。走的时候，芝麻眼全挪到了肚皮上。现在那些的针眼疤全长到我的心里，一层又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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