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绘画繁荣作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是一个公认的概念。然而，我们对于唐代绘画繁荣背后的唐代社会文化对其的影响缺乏具体可靠的梳理。唐代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昌盛、国内交通的发达和中外交往的频繁，不仅给唐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开放宽松的环境，而且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并激励人们去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新的文化。
实际上，整个唐朝的艺术创作者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时代大环境，这样的社会文化不仅促使着唐代的文人画家们在工具与材料上的创新与运用，同时更加使得他们放眼在自我心灵与外在格局之间共同畅游，使得他们能够在整个良好的艺术大环境中进行创作，这样便促使了唐代的绘画得到了空前的爆发，这种爆发绝对不只是美术内部的自我更新和促进，更多的来自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高度发展下的，社会各种文化下促进的绘画繁荣与发展，而这种繁荣促进了唐代绘画达到了灿烂绽放的新格局。
唐初，即太宗和高宗前期，是唐代文化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进入中原和江南，到了隋炀帝时期，唐代的传统文化与各个民族与外国文化的融合已经做好了一个铺垫。隋统一南北，南北方文化也开始合流。这是唐初文化发展的起步点。而隋末的长期动乱以及在这个时期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在很多场合充当主角的，主要是来自山东地区的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则赋予唐初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性格。
政治文化的高度发展，是唐初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隋代，王通以及一批年轻士子就已经开始了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新的理论的探索。大乱之后的唐初，需要迅速“资治”，这项工作主要便是从总结历代统治经验和讨论统治理论两个方面来进行。政治文化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必定提供了很良好的对外交流政策，这其中便出现了各个民族，尤其是胡人和外来文化的频繁交流。
虽然贞观君臣论治的出发点是解决唐初如何治理，但是，在讨论中唐太宗、魏征和王洼等没有停留在王道和仁义的空洞说教上，而是具体地提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观点，“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明确指出君主必须遵循不断的服务民众，这样才能顺应天命的为君之道，统治才能不断下去。而且也对于当时的提出了君主不能独断，要广任贤良，虚己受人，兼听纳谏；大臣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勇于负责，极言直谏；君臣要以法为准，坚守法令，而不以皇帝一时喜怒和片言只字作根据等一系列政治原则。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原则不仅把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理论的基础，被历代君臣奉为行为的准则。而记载贞观君臣论治内容的《贞观政要》也成为历代君臣的政治教本。
总结前代学术文化成果，也是唐初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这个特点也促进了唐代的宗教发展与诗歌文化的更新。首先是政府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唐太宗以儒学多端，注释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和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复加考正，永徽四年（653年）颁布天下，以为人们学习和科举考试的标准。这项工作实际上隋朝就已经开始。南北朝时“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隋统一后，各地学者集中京师，研核异同，其间出现了“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集南北儒学大成的刘炫和刘焯。他们，所制诸经义疏，措绅咸师宗之”。《隋书经籍一》记有刘炫所撰《尚书述义》和《毛诗述义》。《五经正义》即在此基础上，对汉儒的注文加以诠释。南北儒学最终以官方的形式加以统一。《五经正义》除了三礼和《诗经》用南北通用的郑玄的笺注，其他都用南方通行的注。
其次是类书的编纂。虞世南早在隋朝就已编成了《北堂书抄》。值得注意的是，高祖时命令欧阳询等人编成了《艺文类聚》。《艺文类聚》的出现为唐代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见，其中主要涉及的并非是如今所讨论的绘画，更多的是社会文化中的诗歌、礼乐、舞蹈等，这些方面也促进了相应的文化的发展。太宗时又由魏征等编成了《群书治要》，高士廉、魏征等编成了《文思博要》。除了《群书治要》是博采《五经》、诸子和历代史书中对唐初政治有借鉴意义的内容，供皇帝和诸王学习之用。其他几种都是为了查找有关材料和供诗文写作之用。
学术成果的总结，不仅为科举考试和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教材，也为唐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对唐代的文学、艺术、宗教等的研究与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正是由于唐代的文人能够在前任的基础上大胆的创新与吸收，也与这个时候对于学术成果的大力总结有关。
与唐代学术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佛经的翻译。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译经工作，共译出佛经74部，1335卷。他还口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名著《大唐西域记》。这也促进了外来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不断发展。
书法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南北朝后期，书法家协会南方书写体和北方魏碑体，探索新的书写体的创造。欧阳询在这个基础上，从书写的建架结构，书写速度，用笔轻重，笔划肥瘦等方面，作了总结性和规范性的贡献，为楷书奠定了基础，对于唐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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