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湖帆与张大千两人的情谊，乃是以他们的艺术造诣为基础。张大千对吴湖帆的崇敬之心，起始于对吴湖帆画艺和鉴定术的服帖。他曾有一句话为画坛熟知，“吾昔日游京师，见溥心畬，作画出入古今，以为平生所见一人。及至上海，识湖帆先生，其人渊博宏肆，作画熔铸宋、元而自成一家，甚服我心，乃知天下画人未易量也。”20世纪40年代期间，张大千在上海举办画展，大小报刊纷纷报道，称大千为“三百年来一人”。一次在记者采访时，张大千很认真地说：“此言若赞我画人物，爰或不多让；若言山水，则有湖帆兄在，吾岂敢！”他一直对吴湖帆的山水画极为推崇，称湖帆山水画乃是“当今第一人”。
有了《吴湖帆文稿》一书，可对他们两人的关系了解得更为详细。随举来自书中的几例，如1933年4月25日，吴湖帆记有“大千携新得董香光'潞水舟次’所作山水直轴，墨采飞腾，洵是妙迹，与余藏《山村清霁图》尺幅相同，纸质亦相同，且同在乙丑二月所作，一画于潞水舟次，一画于清源道中，清源、潞水皆在山西、直隶间，款字亦一笔所出，不意三百年同时故物，今于一时同遇，亦奇缘也。”这幅《潞水舟次》山水画的作者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书画家董其昌，正是吴湖帆最为心仪的大师，他引导了吴湖帆的目光开始从四王转向中国画的不同流派。单从“不意三百年同时故物，今于一时同遇，亦奇缘也”之感叹，可想见他当时在观赏此图时的惊讶与高兴之神态。未曾料到，不出几日张大千便把此轴送赠吴湖帆，如此这般的出手大方乃是朋友交情的体现。当然，吴湖帆的豁达豪爽和待友情谊，是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的。不到十日，吴湖帆即以石涛《清湘感旧图》送张大千以答谢意。
又丙戌（1946）年，吴湖帆得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卷首句为“迢迢溟海太鳌愁”，这是他在失而复得米襄阳《多景楼诗》不到一年内的又一件美满之事，他感叹不已，自称文缘不薄。吴湖帆特邀张大千观赏此卷，还请大千为其作“迢迢阁图”。张大千为该卷题识曰：“曩时为绘双迢阁，宜以幼舆寘丘壑。尔日寓观鲁直书，木樨香里无隐乎。此书曾录范滂传，齐名李杜遥相羡。兴来挥写太白诗，月落枫青梦见之。古人沆瀣在心画，夜郎宜州同一噫。如斯墨妙不须多，何当更下朱颠拜。湖帆道兄既命写《迢迢阁图》，复嘱题此山谷老人草书，至不易觏，况有诸名胜题识，良可宝也。”
张大千为吴湖帆作《迢迢阁图》
蹊跷的是，吴湖帆当年收藏黄庭坚的此草书卷，数年前开始落入至今尚未“破案”的“双胞胎”事件，因为日本有邻馆也收藏一卷黄庭坚之《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孰真孰伪？鉴赏界闹得沸沸扬扬，双方各执其词，各抒己见。因为吴湖帆的收藏本流传有序，而有邻馆的珍藏本来自当年清宫。据称当年吴湖帆收藏其卷时，曾请鉴定名家谢稚柳作题跋，但谢老先生认为这是赝品而拒绝，招致吴湖帆不悦，两人遂因此疏远。不知有相当鉴定水平的张大千在吴湖帆请他品读此卷时，是有过如何一番谈吐的。想来精于世故的张大千，即便有自己见解，也不会轻易惹是生非的。
从绘画到书法，从鉴赏到画评，吴湖帆和张大千每每“英雄所见略同”。则书画互赠、诗词互颂、在收藏珍品上互邀品题等乃家常便饭。戊寅（1938）年5月17日，吴湖帆为张大千居室绘《诗梦图》，题跋曰：“据王则，追杨格，参石笔，擬项墨，承董脉，衍高式，摹赵色，仿米法。”此幽默之提法吴湖帆自称为“前人未之有也。”恰陈巨来到访，大呼奇极，乃是此起王洽、杨昇、石恪、项容、董元、高克恭、赵孟、米友仁八家之意也。同年，吴获得明陈洪绶《六逸图卷》，喜不自禁，下笔题曰：“余自寓沪十四年，终日以访古书画为课，所见者名迹不下数千品，所获收藏者亦几数十百事，独与老莲缘殊悭，竟无片纸，往往偶遇真迹，每为美中有憾而放弃。今秋闰七月，友人以是卷携顾，发之奇惊，盖余所见老莲画真迹亦不下三十品，俱不若此卷之神妙。笔法森爽，而细如游丝，风格高古，纤而静穆，精采奕奕，先射十步，纸莹似玉，纤尘未染，洵四美毕具之奇宝也。若非神物呵护，安能三百年如此哉！”此幅被吴湖帆伉俪同视为真迹无疑的奇宝之轴，品题者仅两人，一为冯超然，另一则是张大千。
吴湖帆和张大千分居海内外后，还常互致信件问候。荷花与山水画是吴湖帆的特技，也是张大千的绝活。张大千笔下的荷花形态各异，多姿多彩，让人赏心悦目。吴湖帆七十寿辰，旅居海外的张大千还寄来了特意为吴湖帆创作的《荷花图》，以期朋友生日快乐。
（二）
三四十年代的海上画坛，除闻名遐迩的“三吴一冯”“海上四家”外，独树另帜、名盖群雄的乃是张大千。此六人中，吴湖帆、张大千乃是朋友最多、社交最广的。吴湖帆的人脉宽广在情理之中：除自身门第早已奠定，又与潘静淑连理，则吴、潘两旺族周围的亲朋好友愈加扩展庞大。但张大千与吴湖帆不同，他的家世并不显赫，年幼还曾有不短的家境清贫之时。他人际关系的建立拓展，全是靠本人零打碎敲日渐积累，这绝非凡人所能觅得之本事，而是靠他的社交和画艺两技法的齐头并进。
曾在《文艺报》上读到一文，说傅雷批评张大千：“张大千的确有江湖习气，善于借势，愿意结交权贵，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傅雷曾评价张大千举办的画展曰：“迩来沪上展览会甚盛，白石老人及溥心畬二氏未有成就，出品大多草率。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馀，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傅雷同样也曾说“吴湖帆君近方率其门人一二十辈，大开画会，作品类多，甜熟趋时，上焉者整齐精工，模仿形似；下焉者五色杂陈，难免恶俗矣。如此教授为生徒鬻画，计固良得，但去艺术则远矣。”傅雷对吴湖帆的师生画展仅是小有不悦，对张大千的抨击却用了“可慨可憎”之词。当然，这位傅雷先生不是中国画行家，对张大千画技的评说未必正确。辟开张大千之江湖习气不谈，笔者以为张大千对于历代各家各派，无论文人与院画、工笔与写意、水墨与重彩、山水人物花鸟，可称无不精通，近代画坛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
张大千的假画《睡猿图》
近人对张大千的评价，“褒”者多多，“贬”者不少，热闹得很。特别对他作伪的研究日趋理论化，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张大千当年作伪时，也许没有近人评述的那么“思想性”“哲理性”，作伪原因无非有二：一为名，二为利。为名即是要让画坛知晓他的技法高深，功夫不凡，即便近代笔墨逸情创新之最的野逸派之画他都能赶超；为利则更简单，他既要舒适的生活，又要收藏古画精品，则必须聚集金钱。他当年作伪八大、石涛甚至唐宋名家，正是那些画家们的画价高。一旦他自己的名气响了，画价高了，他作伪的积极性便没有那么高了。然不能忘记的是，“名利险中求”，作伪是要担风险的，极需具备过人的胆识与稳定的心态，一旦失败，将会名利尽失。世上作伪者何其多也，为何偏偏张大千能如此成功？可以说他在做人处世方面的聪明，已经与他书画才能并驾齐驱。“八大孤傲行云，石涛潇洒驰骋，谁能餍食两帅？唯我大千将军。”
吴湖帆对作伪无兴趣，甚至厌恶之，不会赞赏张大千通过作伪获得名利的途径。吴湖帆曾言，“余拟撰《然犀录》，专以发揭前人著名伪迹为旨，以后人不致盲从为本。虽所见有限，终比不说为妙，深知必有人反对，但尽我良心为标准，决非妄攻人短也。”而碍于情面，吴湖帆难得也有为赝品题跋，然多以不着边际话题之，实也是出于无奈。然张大千认准了作画有真有假乃是名利双收最快的一条路，则“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事实上张大千之画名早已闯出古代中国之别称九州，而漫越四大海五大洲了。人称张大千的才能和智慧，已远远超出他自己的书画艺术，超出他的同辈之上。此话不假，吴湖帆甚至还上过他假画的当，足见张大千这方面的法术远远地超过了吴湖帆。
解释不通的是，张大千对朋友也是亦有真来亦可假，不按常规出牌。他待人做事都不太拘谨认真，对于书画藏品，真迹随手送予你，假画高价卖给你，凡此种种让人傻瞪眼。他知晓吴湖帆高价吃进他的假画《睡猿图》亦无内疚之感，还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领其朋友来观赏该画。人称他是为让吴湖帆早脱手，依笔者看未必如此。见知心朋友拿了自己画的伪品，难道不能道破此为假画并出高价将其收回？总之，他的种种无法解释的超越凡人之举，令今人几乎对他作伪假卖之“讨伐”，上升到了贬他人格的地步。然而，依笔者之愚见是大可不必的。笔者非常赞同与张大千有交往的黄苗子之话语，黄氏的话很是幽默得体，他先是指出作伪是不很道德，但又说：“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在复杂的近代社会中，为了艺术的追求，拐着弯走这样崎岖的世路，我想这是可悲悯而不可随意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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