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王献之是东晋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大家之一，他的书法表现个性，形式独特，其章法更是他书法表现个性的武器，王献之通过独特的章法来表现自己的感情，其连贯美、虚实美、和谐美等为王献之的书法注入独特的艺术价值。
书法中的二王是一个奇迹，即使被放置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看，也应当赢得同等程度的惊异。在王羲之这样一个无比强大的父亲形象的光辉笼罩之下，竟然诞生了另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书法国度的另外一位王者。
可以说，王献之代表了从汉末延续到东晋的整个书法革新运动的最后一环。这就是王献之的“改体”。
《鹅群帖》
历来人们总是把王献之与其父王羲之并提，称为“二王”。虽然父子二人在开一代书风上，对中国书法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两人毕竟各有所长，风格亦不甚相同。王献之擅草书、行书、楷书，其字神爽气清，颇有仙风道骨。
王献之，字子敬，小字官奴，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但也是最有才气的儿子。谢安曾评王献之七兄弟，以为“小者最胜”。
王献之官至建武将军、吴兴太守，至中书令。第一任妻子是另一大族的都昙之女，后来离婚了，接着又娶了新安公主。年43而卒，死后由王珉继位任县职，为小令，后世故称王献之为“大令”。
《不谓帖》
王献之幼承家法，学书于父，又学张芝，而博采之长。他曾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他认为当时（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书法还不够简洁、不够放纵，书体之间的隔阂严重限制了书写推进的速度，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方面推向一个极致。
王献之所开创的书风是一种“写意”的书风。他这种追求妍媚、飘逸的写意书风在六朝时便得到了推祟，以至他竟成了当时书家们心中的偶像。
陶弘景与萧衍《说书启》中说，当时“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钟繇)继以脱落，海内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羲之)亦然”。王献之的书名竟超过了钟繇和王羲之，就是因为王献之的书法涉及到了书法的“写意”本质。
《地黄汤帖》
那时，学王献之的著名书家有羊欣、萧思话、萧衍、王僧虔、薄绍之、谢灵运等人，虽然他们的笔力皆不及王献之，但都学到了王献之妍媚婉转的一面。不过，六朝人可谓只得献之书法形貌而失之刚劲。
到了唐代，书家大都学过王献之，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所谓初唐四大书家，无不从王献之那里吸取精华，王献之峻逸神纵的草书实在开了唐代草书的先河。
比如其中的张旭，他在王献之“一笔书”的基础上，创制了狂草，郁屈盘结，连绵萦绕，逸势奇状，狂怪百出，他的书法，将强烈的个人情感倾注到狂草创作中去，使草书成为渲泄个人情感的理想方式。
《十二月割帖》
王献之对书法的革新并不是在书体意义上的，而是在既有书体——楷书、行书和今草的新书体系统——的基础上，将各种书体之间的壁垒打破，让书法真正成为汪洋一片的奔涌的书写之流。
王献之出身在书法世家，其父王羲之书法“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王献之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又有名师指点，这些无疑给他的学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东晋时，篆、隶、楷、行、草诸体，历经各代书家的努力，已达到了诸体完备的程度，所以书家们可以不再把精力放在书体的创新上，他们完全可以从新的角度通过对笔法、章法等的加工美化上去创新。
以上两点无疑为王献之后来能破体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极热帖》
《晋书》记载说：“……(王献之)次习于张(芝)，后改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创造新法成了王献之的奋斗目标。
由于章草带有浓重的隶意，笔画上多有隶书粗重的波磔，而波磔太多，行气便向右侧流泄，上下字间的笔势、气韵就变得不太连贯，这样的草书大大影响了书写时的速度，使书家的感情不能自由地得到流露，所以，为了使草书的抒情性能得到充分地发挥，王献之提出了“宏”、逸的要求。
基于此，王献之设法以一种新的书体去代替章草，以改变章草古雅质朴的面目，而这种书体务求飘逸秀丽，又能简略易写。他终于取得了成功。
《鄱阳书具帖》
正如张怀瑾说的：“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中间”。
王献之所创造的书体实际是一种“破体”，这种“创草破真”后出现的书体，可以不受真、行、隶、楷等书体的约束，对于能表达书家感情的线条能随意地加以驱遣，已不再拘泥于某一种书体特定的技法、章法和结构。这种书体书写时自由度极大，并且风格上又潇洒、娇媚、飘逸。
在王献之的手上，行书被改造成为一种最不像书体的书体、 没有形式的形式， 他赋予了它最为风流的特质；在草书上，他将单字或连绵度不高的小草推向了大草和狂草的畛域，草书从来没有显得如此急速、动荡、激情澎湃。王献之的风流确实立于时代的顶峰上，“风流为一时之冠。”
《送梨帖》
结语：
随着历史的车轮翻滚，书法艺术自觉意识的不断提升，王献之显示了他越来越致命的吸引力。
虞和《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日：'世人哪得知。’” 在这里王献之充分显示了他超越于时代之上的眼界和自信，他对书法这件事情有超越整个时代的洞察，凭借于此，他才与他的父亲一起登上了书法的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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