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9个土匪闯入博兴县崔家村，劫掠了500块大洋。剿匪民团前来追击，土匪边打边撤，一会儿子弹就没了。民团竟然不乘胜追击，反而给土匪丢弹药箱，土匪则还回来白花花的银洋。
在晚清民国乱世中，军阀部队与土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土匪就是曾经的官兵，许多官兵曾经当过土匪。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兵匪一家”的状况，土匪和官兵勾结，共同迫害当地的百姓。
1926年，张宗昌率领奉系直鲁联军南下，实际控制了山东地区。张宗昌本就是“草莽将军”，胸无点墨，他的部下也多有地痞流氓组成，大肆劫掠山东百姓。自从张宗昌“入主”山东后，山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张宗昌所部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1930年，张宗昌已经被赶下台，他的部下们却仗着手里有枪，继续为祸一方。1930年6月28日凌晨，9个土匪闯入博兴县崔家村，把村长陈登鳌一家劫持。面对土匪黑洞洞的枪口，陈登鳌被迫掏出500银洋买命，还让老婆给土匪做了好酒好菜。
土匪开始喝酒吃肉，陈登鳌给儿子陈玉梅试了一个眼色，说：“众好汉下山，怎么能没烟抽？你赶快去买些鸦片来。”土匪头子正好烟瘾发作，向看门的土匪一摆手，给陈玉梅放了行。
陈玉梅骑上一匹骏马，连忙去往纯化镇，向第6区联庄会求援。联庄会是民国时期，地方武装组成的民团组织，是专门来保境安民的。
然而联庄会教头听说“土匪有枪”，借口说：“我们联庄会只有13人，手里没枪，没有办法对抗土匪。”就在陈玉梅一筹莫展时，一位博兴县的官差成建基带着5名官兵，骑马进入纯化镇联庄会驻地。成建基，1919年山上为匪，后被奉军招降。1926年，张宗昌率部进入山东，成建基跟随部队，驻扎在博兴县一带。
陈玉梅连忙上前求援，说：“大人，鄙人父亲乃是当地乡绅陈登鳌，如今全家被土匪劫持，希望大人派兵搭救。赶走土匪后，鄙人一定好好报答大人，以谢救命之恩。”成建基听到有“油水”可捞，下令：“由联庄会带路，我率部去剿匪。”
于是，联庄会不情不愿的出动，成建基率部跟在联庄会的后面。刚走到成文一带，崔家村的土匪就得知消息，土匪头子只说：“区区联庄会十几人马，咱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有本事让他们来打。”
当剿匪民团抵达崔家村村北口时，和土匪交上了火，土匪才发现民团有枪（成建基携带而来）。土匪知道敌不过，开始向崔家村东南方向逃去，剿匪民团紧追不舍。崔家村一带的老百姓也自发拿着农具，开始追赶逃跑的土匪，想要将土匪绳之于法。
然而民团追着追着，成建基突然发现逃跑的土匪中有熟人，原来土匪头子曾是成建基地老部下。9个土匪被围住，子弹渐渐打空了，土匪头子眼泪汪汪的看着成建基，成建基心软了。成建基一面命令民团放开“口子”，把9个土匪放出了包围圈，又一面假装追击土匪。
成建基看土匪没子弹了，又命令5名亲卫，偷偷给土匪丢了1个弹药箱，土匪则把500银洋丢了回来。9个土匪有了弹药，疯狂射击联庄会剿匪队员，成建基则故意拖延联庄会的行动。
甚至追击的老百姓也看出了问题，他们找到成建基，说：“你到底追不追？不追把你的马给我们，我们自己去追。”成建基一听，认为：“老百姓没有枪，不可能抓到土匪。”成建基为了推卸“放土匪逃走”的责任，自己下马，把马让给了一位老百姓。
3位老百姓各骑着一匹骏马，追上了一个落队的土匪，一锄头将其砸死。四里八乡的老百姓堵住了土匪的退路，渐渐将土匪包围，配合联庄会逮捕了剩余的8个土匪。土匪头子不说话，望着成建基，成建基又提出：“乡亲们擒匪有功，把土匪交给我，我押回县城，替乡亲们请功。”
老百姓发觉出成建基地异常，认为成建基和土匪有勾结（民国时期“官匪一家”很常见），坚决不把被俘土匪交给成建基。老百姓要求就地处决土匪，成建基坚决不肯，双方甚至发生了推搡。
面对愤怒的老百姓，成建基也不敢强行押走8个土匪，只好说：“待我报告县府，让县府做出决定，我们执行就行了。”成建基给亲卫耳语了几句，让亲卫去拿钱贿赂县官，让自己可以把土匪押回博兴县城，半路上再找机会释放。
然而乡里派了有名望的老者随行，来到县官面前哭诉，县官只得下令：“8个悍匪为祸乡里，就地处决，以儆效尤。”随即，8个土匪被游街示众，在一条小河边被一个个砍掉了脑袋。
成建基眼看着老部下人头落地，带着亲卫返回了博兴县城，阴谋发动报复。1931年，成建基纠集旧部，再次上山为匪，由官兵变成了土匪。1948年5月，我军解放了昌乐县城，才将恶匪成建基逮捕，将其当众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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